中医特色的科学与文化属性

第六篇　中医特色的科学与文化属性

从科学的角度讲中医特色,不妨先从中医的文化属性谈起。一般而言,说中医是文化是从中医生存的文化背景而言,包括中医的思维特点,中医理论的传统表达方式,中医临床实践的方法以及中医与其他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实际上任何一门医学乃至成为医学科学刚开始都带有地域性环境的客观表现,如中医、西医、印度吠陀医学,阿拉伯医学……在其某一医学产生之初,它与它生存的土壤密切相关,并受它所在环境的影响。

譬如:像中医学借用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是中医学的基本认识方法之一。“取象比类”或称“援物类比”,如《周易·系词传下》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我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基本方法,也被中医学假用为主要的思维方法之一。诚如黄志杰[1]所指出的:取象比类是从现象方面说明事物,无法辨别人与自然界物质运动变化的质的区别,无助于提示医学的特殊性。它是根据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来进行逻辑推理的,而事物之间的差异限制了类比法的正确性。其推出的结论若刚好是其差异性的话,就有可能出错,从而影响了中医学的进步和发展。例如,明代吴又可提出“戾气病因学说”,就不约而同地孕育着与西方近似的“奇想”,而且比欧洲第一次认识到伤口化脓和内科传染病同样是由微生物引起的要早200多年;但后来的叶天士与吴鞠通等温病学家在发展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等温病学理论时,却又是根据传统的“外感不外六淫,医病当分四时”,认为温病的主要致病原因是四时“六淫”为患,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卓有成效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治疗体系。而相反“戾气病因学说”至今也未形成一套有效的治疗体系而有别于“六淫”证治,使其临床意义只是限于提示温病的发生和流行特点而已。病原微生物学和现代免疫学倒是形成了有效的防治体系,但中医学却似乎还无有力的证据接纳和借鉴其成果。

中医学通过“取象比类”,无论是对“六淫病因”还是对“五脏六腑”的认识,实质上都已经不是单纯的现代病因学、解剖学与生理病理学意义上的解释了,而是在整体水平上对机体病理状态的认识和把握,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以指导临床用药。正如《内经》所谓:“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奏,其气必虚。”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及其临床表现等,不外乎都是由致病因素与非致病因素、机体因素与环境因素、生物因素与物理化学因素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决定的,而这诸多因素在不同的个体、时间及地域条件下,其本身大小与作用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使我们无法仅仅通过外部现象——疾病的临床表现,对内部的“病因”或“脏腑”等做出准确认识和把握。再者,缘于疾病是多因素共同所致,故而一方面导致了疾病发生转归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多种因素的组合作用有可能出现相同或近似的结果——病理状态或证候,引出了“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理论依据。

再进一步探讨,中医学通过“取象比类”等文化因素所联系的是“病理状态或证候”,而不是具体的病因或脏腑等。其“六淫病因”和脏腑等概念,实质上是借用明显能够感觉到的气候变化特征和已有的解剖生理病理学,甚或哲学知识等,对不同病理状态进行类比认识与把握。由此看来,从中医文化属性上分析,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文化的中医,而否认中医的科学属性更是显然站不住脚的。

当论及中医是医学科学的题目时,最普遍的共识是临床“有效”,甚有“起沉疴”之西医不治之症的奇效,这部分内容确实是决定中医是否科学的基础,是决定中医是否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关键,也是决定中医是否是一门真正医学的重要砝码。不能回避,在现实中,中医学科学的内容与中医文化中的其它事物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再加上人们认识、实践的各自不同,其选取、判断中医科学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尽管如此,现实中务必要分清文化与科学属性的主次,不能不将中医科学与中医文化有所区分。

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在学习、研究、传承中,尽量强调其科学性的东西,就有广阔的科学发展空间。但从中医特色的角度去谋求发展的话,中医文化又不能丢。中医文化是中医科学的外围与中医自身的生存土壤,尽管这土壤里有影响、阻碍中医生长发展的有害成分(如唯心或封建迷信的成分)一时无法清除,但可通过改良土壤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去掉中医文化这个特定的氛围,只强调中医的“科学成分”,就有可能导致失去中医自身优势与特色,并且有可能在没有弄清哪些是中医科学的东西时,像给孩子洗过澡一样,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出去的结果。

在今天,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展中医,中医文化的熏陶又显得格外重要,如何处理好中医作为一门医学科学与其自身浓厚的文化属性,已成为当代中医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且亟需解决的问题。

显然,中医特色的接纳学习、发展传承实际上是一个“去粗取真,去伪存真”的有机的复杂工程系统,这样就凸显出中医属于复杂生命科学的属性。正如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的“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通融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2]

从复杂科学思维的角度学习、发展和传承中医之特色,就不仅要“勤求古训”,更企求能够“博采众长”,如此,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复杂科学从概念上理解,是既不同于经典科学只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也显示出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关系”,即所谓1+1大于2的整体“涌现”效应或1+1小于2的“拮抗”作用。这是因为人们发现,事物的过程往往处在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整体并不等于部分之和,恰如一台完整机器的功能大于其全部零件的总和一样。它也不遵从叠加原理,如《伤寒论》泻心汤中黄连与大黄二苦寒泻下药合用后并不是泻下作用增强,反而达到缓解泻下而清热的效应一样。一定的宏观行为是在其复杂系统中微观组件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下而自发涌现的,体现出一种奇异的自组织特性。如随着各种物种基因组合序列分析的完成,人们看到的是,生命的复杂程度并不与基因数目成正相关;生命的本质是由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非元素物质本身[3]。也正是由于此,复杂科学不仅被称为“21世纪科学”,而且也被誉为“一次世界观的转变”(A Worldview Shift)。

复杂科学也体现在缘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所处的关系不同,或者是由于系统的初始条件不同,其物质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时即是一个很小的扰动可以引起复杂系统的巨大变化,势如“蝴蝶效应”。当代医学在急性病症及其初始的防治中多能屡建奇功,是缘于疾病的急性典型发病,在机体免疫功能良好,抗生素选择适当,就可以迅速、彻底地杀灭、清除病原微生物,达到临床治愈。相反,在慢性病、复杂病和疑难杂症等情况下,由于其不像急性病症那样有一个简单而突出的主要因素且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变化性也比较大,加之此时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抗生素无论多么有用,也难以彻底杀灭并清除病原微生物,恢复免疫功能状态。而传统中医学则对此可通过免疫辨证治疗,常使在现代医学所束手无策的病症,以此能达到比较满意的治疗效果,或在个案上的“效如桴鼓”。

对于后一种情况,有一种现代解释,即复杂科学的“模糊数学”[4]。实践证明,不仅病理上如此,生理上亦有如此需认真思考的例证,如大脑是中枢神经的所在地,主“神明”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大脑不能脱离体液及循环系统机能“灌注”的事实。以及心钠素的发现,心脏置换后病人的性格等都发生了改变等事实说明,“神明”的界限又不止在大脑,也就是说,中医“心主神”理论目前至少还不能以脑主神明所替代。由此更进一步说明了中医学未能所知的科学属性及其前景。

中医学的文化属性不再赘言。实践证明,除了具有丰富科学属性的多功能效应外,中医学不可否认地具有相当成熟的理论体系,尤其是还能显著提高现代西药的临床疗效(或谓增效作用)。相反,西医学主要在实验室条件下建立的各种联系,看起来很精确,但却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与把握,在不同的情况下与实际有不同的出入,也导致了其有效性存在着一定的或然性。中医学在其产生的年代,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带有直观性、模糊性和主观性等缺陷和不足,当然也因此形成了其“与人文哲学渗透的古代医学科学”的特色。从中国医学史不难看出,中医药学学术本质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融,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因而,可以说,中医特色的科学与文化属性是共存的,舍弃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从传承发展的眼光看,趋向科学属性的比重,随着中西两种医学的共同发展与进步,乃至融同结合,将进一步在复杂科学的领域中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黄志杰.浅谈取象比类法对中医学的影响【J】.中国中医基础学会杂志,2000.6(12):58~59.

[2]李约瑟论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15.

[3]吴家睿.生命的复杂性和复杂的生命科学.科学,2002,54(5):27~ 28.

[4]印大中,卢传坚.从模糊数学看中医药.抗病毒的科学性【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2009,30(2):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