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人文素养与医学发展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与呼唤

第七篇　医生的人文素养与医学发展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与呼唤

医学的人文精神最早较完整的表述,见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并在《论可贵的品质》和《论箴言》中表述出极为完善的医学道德。希波克拉底指出:“……同时又是哲学家的医生,犹如众神。医学和哲学之间没有大的不同,因为医生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冷静地判断……”[1]的确,一个优秀的医生,如果要懂得近代医学学说和病理观念,就必须寻求它们的根源,追溯历史,方能在现实中努力做到作为医生所具备的品质。

医学——这门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的最可贵的科学,要能担负起它伟大的责任,则势必要求医生兼具技术水平和社会哲学的思辨能力的双重素质。只有这样,一个临床医生才能真正符合“临床”二字的称谓,而这并不只是看几个病人或读懂几个化验和辅助检查的报告单而已,非此才能根据他所积累的经验,考虑那些能改变或重新建立一个人或社会正常健康状态的所有的内在或外在因素。从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个最优秀的医生,一定是永远把他的病人的幸福系在心上,不仅只注意病人外表,更注意其心理状态——这是治疗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因素。他一定全心全意地注意病人的情况,一定为自己高超娴熟的技术、良好的职业道德、丰富的临床经验、坚定的服务信念和献身病人的热忱所鼓舞。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赞扬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时所讲到的:“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2]这种把西方医学最初的医生人文素养同中国古代“医者乃仁术”的理念结合起来评价一个高尚医德的外国医生所激发的效应,差不多影响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医学人文精神。

我国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脍炙人口的《大医精诚》中所谈的:“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论述医德修养必须注重“精”、“诚”两字。“精”就是医术深湛,乃医道为“至精至微”之事,医生务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诚”是指医德高尚,从“心”、“体”、“法”三方面对医生提出要求:立志“普救含灵之苦”,诊治“纤毫勿失”,不得炫己毁人,谋取财物。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思想,以“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说明了医道的深奥[3]。可以说,在当时(公元652年)的历史条件下,有如此精彩的记述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然而,未能被医学界普遍关注的是,西方医学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辛亥革命先后,来自美国的哲学家学者杜威先生及其崇拜者们[4]已成为“医学人文与医学社会学的拓荒者”,其前已有美国“临床之父”誉称的奥斯勒(1849~1919,也是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创始人)的重要的医学人文著作《宁静——向医学生、医生与护士所做的演讲》一书于1905年问世。作为北美现代医学的开拓者和提升者,他曾敏锐地指出了近代医学的三大精神困境:一是历史洞察的贫乏,二是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三是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5]。现实证明,这三道难题至今仍然困扰着我国的医学和医疗的发展与改革。

综观医学的发展史,在经历了古代、近代及现代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不仅深受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更与当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西方文艺复兴的狂潮波及医学领域后,推动了近代医学的兴起,使医学摆脱了古代传统经验与神权权威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步入了学科时代。以人们研究人体的结构,建立了人体的解剖学为兆端,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水平上的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时代的开始。一桩桩借助科技进步而发现的新理论新见解,犹如破竹之势发展起来,直至21世纪随着人类基因测序工作的完成,标志着人类生命密码的破译,人体器官的制造和人类的克隆时代已为期不远了。但医学的迅猛发展,却导致了一系列的次生畸形变化。宏观上看,它引起了诊疗过程的变革,改变了医生的诊疗方式……微观上看,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已成为现实,使许多疾病的治疗追根溯源,摆脱了医患面对面,疾病乃至病人演变成医生的无矢之的。由此,造成了现代医学的进步和高新技术的介入并没有摆脱现时代人类身心的负担和疾病的困扰,这是因为人的生物属性和生理结构决定了人对自然界的感觉和理解并不因技术的进步而发生改变,医学科学技术发展至今,“技术至上”,“利益至上”导致医学逐渐离人远去,医学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控制……另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在不断改善,新的疾病,新的问题也在不断产生,人类仍然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亟待解决,如心脑血管病,新发传染病以及大量波及人类身心疾病的社会问题,仍然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不可回避地置人类健康于近似于无法解脱的困惑境地。由此凸现了对医学发展中人文精神缺失的正视和应对的必要性。

分析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缺失的缘由,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破解。

其一,现代医学科技与人的割裂现象愈见明显:随着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大量高新技术的应用,医院的专业分科越来越细,致使许多医生进入了狭窄的专业范围,单科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一个器官的某一部分,认为病人仅仅是疾病的载体或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或者把病与人完全分割开来,“只关心病不关心人”,忽视了工作对象是人而不是病的基本理念,忽视了疾病的发生与发展除生物病因以外的社会环境、个人行为、生活方式和观念认知等诸多因素,而过于关注和强调疾病的生物学属性。其次,随着影像学和检验学等辅助诊断设备的发展,引发了过分地依赖和相信检查报告单来判断病情和诊断疾病,使之成为“常规”,而面对病的听诊器、叩诊锤、检眼镜等被忽视,面对面与病人接触的“望、触、扣、听”的直接诊断手段被忽略,医患之间的对等交流显然被冲消。更有甚者,病人病情资料可以通过网络传输到医生手中的“远程会诊”,使整个医疗过程医患之间根本没有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医生已从某种程度上被当做仪器设备的附属品,医疗工具的操作者;而病人则演变成了被仪器所奴役的供品。导致了医学的根本目的在淡化,导致了医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同情心被失去了人性的技术所束缚[6],最终使医学固有的人文精神也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下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时值21世纪的今天,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

其二,商品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作为以拯救生命为目的的医学事业,一旦被引入带有商机性质的市场经济轨道,就会变为奉行商品经济的“价值交换”原则,就出现了“生命”与“健康”的经济价值问题,出现了“生命权”和“健康权”不平等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医生的“价值”需要患者来承担的问题。在这场医生与患者互动的过程中,医生处于主导地位,医生在主导着患者的医疗寻求的方式、方法和消费程度,不可避免地衍生了过度医疗的现象。如此,一旦达不到患者预期的心理期望,势必造成医患关系的隔离或恶化。这种事实表现在前些年来“医疗改革”注重于“将医疗推向市场化”以失败而告终应得的苦果,从而也导致和加速了医学人文精神的衰退,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其三,医学教育与管理的滞后也不能脱离干系:缘于医学科学是建立在人的生命体上的一门生命科学,其复杂性不言而喻。由于它的最初宗旨是关爱病人,解除人的痛苦为目的的,是以求善、求美、关注人性和关注人的感情为特点,强调尊重患者的感情世界,尊重患者意愿,依循整体观念,遵照仁术的信条,强调临床的客观感受,追求医学的人性化,重视情感因素的注入,在整个医学的过程中生命的价值和人的感受被置于一个重要的地位[7]。然而,自1977年恩格尔提出“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到目前为止,医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半路出家”的附庸式的生物医学模式。实际工作中备受重视的仍是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教育和管理尽管强调以病人为中心,但人文精神落后于医疗技术的教育,医德的准入落后于技术的考核和管理,情感的交流落后于疾病的诊治,究其结局必然是医学人文得不到发扬甚至逐渐萎缩。导致了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医患关系紧张,也导致了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从医学的最初本意上讲已相背的距离甚远,免不了在人文精神上缺失的担忧。

值此,我们呼唤医学人文精神的返朴回归。古贤者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告诫后人:“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善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其体运……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8]一位好医生,真正杰出的医生,不但要有医术上的造诣,而且要有睿智和广阔的人文视野,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建立良好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美国特鲁多大夫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Sometimes cure;Usually help;Always comfort)明确了医学所饱含的人文精神。正如萨尔顿所说的:“无论科学可能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却是人性的”[9]。

当医生把自己摆在帮助者的位置的时候,当医生相信唯有启迪和调动了病人自身的抗病意志和能力时,医疗才会有效,现代医学才能向更科学、更富有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才能更好地履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誓言。因而倡导医德的修养,淡化医学的功利,反思医学的功能和本质,强化医学的仁慈性,不仅是医生的方向,而且是医学的终极目的。我们之所以要呼唤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就是要追溯医学最初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追求“大医精诚”的崇高境界,树立医之所系是世间万物最高贵的主体,“医”乃人世间最高尚纯洁的职业,而非一般的技术,它是普救含灵之苦的神圣职业。纠正当前偏移的价值取向,从而在医学活动中不断地追求和完善人性化,使其回归真正的人之生命大于天,健康重于千金的价值本源。

事实上,而今人类的文明,理应回归到医学人文的精神境界中,否则,何异于别的物种。这就是医学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都是人性的道理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115~118.

[2]毛泽东选集.纪念白求恩(1939.12.21)【M】.第二卷:653~654.

[3]段逸山主编.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医古文》【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156~162.

[4]王一方.图说医学思想史之八:杜威的精神衣钵【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30)8:68.

[5]威廉·奥斯勒.生活之道【M】.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36~478.

[6]Mc Namee MJ,Edwards S D.Transhumanism,medical technology and slippery slopes【J】.J Med Epthics,2006,32:513~518.

[7]张艳萍,张宗明.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交融【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3):164~166.

[8]唐·孙思邈.千金要方【M】.魏启亮,郭瑞华,点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1~2.

[9]萨尔顿.科学史和人文主义【M】.陈恒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9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