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结合医学的哲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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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说从哲理思维的角度探究中国中西医结合这个医学科学的分支,是缘于中国“中西医结合”在世界“结合医学”范畴的内涵及同效应作用。它既展现了中西融合的优势互补,又辐射出结合医学科学发展的诱人前景。时值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示五十周年前后,本文就其历史背景下的哲理思维与实践检验予以探讨。

第九篇　探究结合医学的哲理思维

如果说从哲理思维的角度探究中国中西医结合这个医学科学的分支,是缘于中国“中西医结合”在世界“结合医学”范畴的内涵及同效应作用。其实质是两者已成为融中医学为主体的世界各民族医药学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发展的同一概念——结合医学。它既展现了中西融合的优势互补,又辐射出结合医学科学发展的诱人前景。时值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示五十周年前后,本文就其历史背景下的哲理思维与实践检验予以探讨。

一、历史背景下的哲理思维

自有了人类进化繁衍,在中华民族发源地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数千年逐渐产生了从自然界撷取求生保健资源的措施,祖国医学的前身——经验。正如梁代医药学家陶弘景所说:“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从成书的公元前168年算起,至今已有2170多年的历史,早于原认为最早的医籍《黄帝内经》。正是由于这些史料的记载,病-药-理-证的逐渐完善过程,为中华民族繁衍和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中国封建社会体制闭关自守的总的发展趋势看,除了唐代较开放外,生产力落后和社会动荡是造成传统经验医学滞后的主因。加之有中医学朴素唯物辩证思维与封建迷信巫医鬼神的共存现象,以及多元文化传承学术观的影响,祖国医学一直在缓慢地徘徊中,或停滞于自身的局限“发展”中。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发展,自16世纪中叶,西洋医学开始以教会的名义传入中国,在部分开放商埠开设教会医院或医学校,也即是在经济抑或政治的巨大变革中,西方医学从披着修道服的传教士手里、从穿着西洋服的留学生手里,一步步地走进中国人的生活。较之于传统中医,西方医学的作用更为之“立竿见影”而出现的学习惯性,从此渗透并开始了对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挤兑。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种现象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放任自流,以及作为“舶来品”洋医的部分优势,它的传入给我国带来了新的知识,客观上也促进了医学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民生保健之作用,但作为民族属性防病保健的中医地位却被严重动摇。直接影响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就出现了三次有立案、有组织、出草案变相妄图消灭中医的思潮。一些所谓喝过洋墨水的“洋科班”者,对中医轻视甚至持反对态度,加上受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医学界“扬西抑中”的思想应运而生。尽管这种思想受到当时有识之士和中医界的联合声讨,但由于起主要作用的中华民国政府行为和某些人在民间团体中专权妄为,废弃中医药的思潮几经起伏,使祖国医学遭受了严重的摧残。

略去1912年和1930年前后的两次否定中医思潮与抗争不谈,单就第三次变相否定和消解中医的作为而言,是偷梁换柱的诡秘狡黠之做。时值民主革命胜利的新生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确定的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以及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既明确了解决中西医关系的基本原则,又使当时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中的前两项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然而学术界废止中医思想的回潮,对具体卫生政策的制定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949年9月,曾任《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的余云岫,又充当了第三次消解中医的主角,他以中华医学会的名义在上海召集了一个“处理旧医座谈会”。根据座谈会纪要草拟的《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以彻底解决旧医问题为宗旨,提出了速即革除任何方式的产生中医的教育, 9个月内必须完成现有中医的全部登记,3年内完成所有登记中医的西医化训练的主张。1951年卫生部相继发布《中医师暂行条例》及细则等五条法规性文件,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执业,而且开始了改造中医使之成为“科学医”的中医进修教育,使中医走入不能正常传承和发展的境地。该文件下发后,全国各地根据其要求纷纷建立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开设的课程包括基础医学(解剖学、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7门课程),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2门课程),临床诊疗技术(内科、外科、急救学、针灸疗法、组织疗法5门课程)和社会学(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时事报告3门课程)共4类17门课程。可见中医进修教育并不是产生新中医的教育,而是改造现有中医使之“科学化”的教育。(事已如此)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委对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在贯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方针方面存在的错误[1]。看来,这个错误不仅仅是“速即革除任何方式的产生中医”的教育问题,而是在乘新中国建立之际,由学术团体的名义立案,以达到在新中国建国后合法地通过中医一概学习西医,从而自然根绝中医为目的的一股逆流。

面对这个有悖于毛泽东通过中国革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哲理思维的实践经验和政策性错误,在当时国内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的复杂形势下,本着尊重历史,客观正视现实,如何走符合中国国情发展中国医学科学道路问题,自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沉稳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不是医学家,但他以来源于中国革命社会实践的哲学思维和勤奋博学的思维根基,有效地指导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卫生事业,其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答了实践中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方向性问题。可以举这样一则幽默记叙:一位哲学家到田野观察农夫种地,农夫好奇地问到:你会种田吗?哲学家回答说不会;哲学家又转到屠宰场看宰牛……仍然回答不会!他又转到集市注视经商,商人问,你会经商吗?哲学家依然说不会!“那你会做什么?”回答“我什么都不会做。”商人藐视地又问,那你会什么?哲学家风趣地回应说:“我会思考。”……在商人看来,思考不能当饭吃,但他没有考虑到思考对商人来说,或许能赚更多钱的道理。同理,我们不妨从毛泽东的社会实践中去寻找解决中医问题的思维构想。

20世纪初叶的辛亥革命前后,西洋医学作为一种新的医疗方法和医学体系,犹如潮水般涌向中国,反响与日俱增,对传统中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了冲突与交融。这期间先后有人提出了“中西医汇通”的学术观点,其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2]。有一部分中医试用改良的方法,沟通中西医学,其代表人物有“开始接受西学诸家”的汪昂、赵学敏、王清任等;也有“持汇通说诸家”的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更有“改进说与科学化的倡导者”恽铁樵、陆渊雷等。他们这些接受西方医学思想,欲发展中医,形成了“中西汇通”为主导的思维模式,是起了中西医结合的初创的先导作用。虽有这诸多大家和学者的竭力奋搏,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能取得学术上的突破性进展,也不能形成气候,以至发展为民国政府企图通过立法消灭中医于一旦的局面。在此期间,置身于辛亥革命前后的青年毛泽东凭着广学博闻,已产生了对作为中华文明文化载体之一的中医的感性认识,如他在1913年《讲堂录》中说:“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识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之本。则二者各有所偏矣。”很明显,青年毛泽东这种先中后西,先内而外,先实践再理论的文化创造观念,为他日后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方法论上的基础……并提炼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实践-理论-实践”的经典方式。因而也有效地指导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阶段获取胜利成果的重要理念。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实。

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和同年9月11日秋收起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之后,革命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农村。当年10月,在井冈山茨坪设立的第一所红军后方医院,全院三个医生中两个是中医[3]。1928年毛泽东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的措施[4]。1933年初,在毛泽东的建议和指导下,原福建长汀福音教会医院(前身为亚盛顿医馆)正式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据当时连任院长傅连暲回忆说:“我们的医院中,不但有西医,还有中医,第一个中医师是从上海来的邓颖超同志的母亲邓老太太(杨振德)。毛主席很重视中医,主张中医与西医结合给伤病员治疗”[5]。这个医疗保健的思想,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部队因在长征中的饥寒、战争和疾病,减员严重,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指战员罹患关节炎、严重营养不良等疾病。当毛泽东的病经西医治疗两月不见效后,就请当地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先生用中医中药治疗,很快就痊愈了。在当时,延安卫生界对中西医争议很大。一种是抛弃古老的中医,专走发展西医的道路。一般西医和大部分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都有这种主张;另一种观点是中医已很完备,西医的新发现都不出中医的经典范围,只发展中医就够了。许多中医或学过一些西医皮毛的中医,具有这种倾向。针对这两种情况,毛泽东征求李鼎铭先生的意见,李鼎铭认为:“中医、西医各有长处,不可偏废。”毛泽东深以为是,在中央会议上要求人们“尊重中医,实行中西医结合。”号召和支持在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等学术团体[6],并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国有化”的口号。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解放区的药品匮乏已到了危急关头,八路军卫生部门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研究出了第一个中药针剂——柴胡注射液,有效地缓解了用药的紧张[7]。至解放战争时期,为使各野战医院的医药器械得到及时补充,当时延安和各军区都建立了包括中草药制剂在内的制药厂,大量生产丸、片、散、水制剂药,以至柴胡注射液等中西药物和医疗器械。这阶段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已经形成了包括“团结中西医”在内的卫生工作三大方针,是建国后卫生工作方针进一步充实为四大方针(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雏形。可见,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无时不体现出中医、中西医结合为其所做出的贡献,也为建国后制定卫生工作方针积累了经验,同时也促进了毛泽东“团结中西医”,以“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为主要方式的、践行“结合医学”的哲理思维。

二、思维尝试与实践检验

1952年,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的唐由之教授,即采用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和术式,成功地为毛泽东做了中西医结合的眼科白内障手术[8]。按逻辑推理,毛泽东通过亲身感受并深思熟虑,在国内外突出矛盾得以缓解的形势下,较关注中西医学结合的问题了。1953年12月初,中华医学会成立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健康报1953.12.3),从1954年起,“结合医学”发展的思维框架已初步建构并着手尝试。毛泽东指出:“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并特别强调:关键的问题是西医学习中医[1]。同年6月,毛泽东为筹备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时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9]根据毛泽东指示,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社论中提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步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科学合流,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10月22日,《健康报》报道了中华医学会主办的“西医如何读中医书”座谈会的概况。此期间,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的进修工作等内容。也就是在这个基本精神下,中医研究院筹备处同月成立。在其筹备过程中,除接收了原卫生部直属的针灸疗法实验所等6所单位(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华北中医研究所、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外科痔瘘小组和华北人民医院筹备处)外,卫生部先后向全国各有关院校及大医院发布调令,征调主治医师、高年资住院医师及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限期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报到,以创办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至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由中医研究院创办的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同时在北京(广安门内北线阁内)开学,并举行了隆重的典礼仪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央领导徐特立等前往祝贺。在北京的苏联、越南医学专家也应邀参加了典礼。鲁之俊被任命为中医研究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12月21日,《光明日报》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明确指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是系统地学习,全面地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这即是西医学习中医“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的最早表述[1]。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指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习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习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9]并对医药工作者谈话时说:“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大事记》.1949~1983)。至此,毛泽东的思维构想已形成有理论要素和组织形式保证,以及具体实施的科学性指导方针。缘于西医学习中医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其结局如何?期待的将是这种哲理思维尝试的结果和实践的检验。

1957年8月,毛泽东外出视察至青岛“感冒”发热,几经西医药治疗不愈,经山东籍老中医刘惠民用大青龙汤加减治愈。期间毛泽东在闲谈中向他请教中医的“火”是什么意思?刘老中医师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对他说:“你讲了半天,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刘惠民笑着说:“主席,你不是说西医要学习中医吗?如果让西医一讲,你就会明白了。”毛泽东高兴地说道:“确实,西医是要学习中医的。”[10]这应该是毛泽东亲身经历后又一次思维上的充实。

全国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经过三年的系统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加上卫生部在广州、上海、武汉、成都、天津也组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的经验,以及选调好的青年西医拜老中医为师的师承学习等方式,由此积累了经验,卫生部遂在1958年9月25日向中央呈交了《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对学员的组成,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时间安排、学习成绩和奖励等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汇报。并总结了5点经验:一是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二是学习中医理论必须结合临证见习,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三是离职学习时间两年左右可以学通;四是学员对象以大学毕业生或相当水平,具有2~ 3年的临床经验,年龄在30岁左右,拥护中医政策的党团员青年西医为适宜;五是要解决中医师资和教材问题,随时改进教学方法。《报告》经中央很快转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随即在10月11日做了批示,认为:“此件很好,……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初,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并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和“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从这个批示可以看出如下要点:首先是“此件很好”,肯定了是一种好方式;再是预示前景,“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三是用“不可等闲视之”表明这是一件大事;四是作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药“应当”怎么发展的问题。从理性思维的角度看,毛泽东在肯定这个事物的同时,“应当”、“可能”等词汇的应用,在逻辑学看来,还是留有很大的思维空间的。

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运动”的社论,就《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进行了宣传,并发出了更加强有力的号召。翌年2月以后,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多种形式的“西学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其中不乏毛泽东所期待的“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或“高明的理论家”。他们中的多数也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中,经历了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而到农村,为广大农民防病治病(据有关资料,自1965年6月26日指示下达暨“文革”开始后,约1/3的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总数在几十万……)[11],赢得了在广阔农村当时“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下,采用中草药治疗,分析研究其科学机理,为中西医结合新理论的产生奠定了第一手的资料。更为可贵的是这部分“西学中”所带动的社会效应,使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发展中的泱泱大国,对实施和采用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多种方法治病,相互取长补短的优势有了共鸣,其影响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其疗效被公认为高于单纯中医或单纯西医的现实,同时中西医结合这支力量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1970年11月28日,全国中西医结合会议在北京召开。1976年卫生部上报国务院《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制定中西医结合工作1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地有计划地试办中西医结合医院、卫生院……在水到渠成的形势下,再经“文革”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滋润,“中西医结合”这支力量便发展到谁人也无法否定的现实中。

顺势而来的是经1979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的讨论和前期舆论准备。1980年3月6日至13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会议,重申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确定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原则。1980年9月12日,经筹备的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挂靠中国中医研究院),经中国科协技术协会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正式成立(〔80〕科协发学字278号),并于1981年7月20日主办发行了《中西医结合杂志》创刊号。嗣在其先后成立了中西医结合各省分会和中西医结合各专业委员会。2005年11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后,学会仍挂靠该院。截至2008年,学会已拥有会员6.6万人,设立了31个省级分会和45个专业委员会,每年组织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近40次。从1997年开始的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已成功举办三届;从2004年开设的“中国中西医结合科学技术奖”已连续开展了3次评审奖励活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等17种系列期刊中,有9种被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和英文版《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中国结合医学杂志),自2008年起被列入SCI-E来源期刊,实现了我国中医药期刊进入SCI行列零的突破,并使越来越多的我国原创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在SCI这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上发表交流。“结合医学”的学术专著已有数百部出版发行。这些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成就,其独有的医学创新,越来越被世界医学界认可。

同时,疗效的证据,令人折服地逐次展现在学术界面前。从1500多年前古医籍记载的“青蒿截疟”受启迪研制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治疗恶性疟疾的独特疗效,以及原创研究成果的国际效应和巨大的国际市场前景,是可以与国际诺贝尔奖所媲美的;源于中医理论的研究成果“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迄今为止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获得的最高荣誉;从中药砒霜中开发的三氧化二坤(亚坤酸)治疗粒细胞性白血病的研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2003年,在我国抗击SARS的斗争中,中西医结合治疗发挥了独特的疗效优势,经循证医学随机对照试验(RCT)资料的Meat分析(荟萃分析)研究提示,与单纯西医抢救治疗相比,病死率降低一半以上(大样本均数由8.76%降至3.14%)[12]。同时以疗效质量和减少副作用(骨坏死和肺纤维化等)方面猎取了让世人信服的资料,在世界疫病防治史上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还有,近年付诸实践研究的以中医“治未病”思想指导下的疾病预防和疾病谱变化干预措施等,也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不复赘述,也毋庸置疑,它客观地印证了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辉煌成就,暨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三、人才培养的回顾与反思

遵照毛泽东“10.11批示”精神产生的第一批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和其后50年来培养人才的实践,在中西医结合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各学科的高级医生和学科带头人。笔者统计研究了《中西医结合杂志》(1986年特集)中59位专家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专家传》中178位专家的资料,剔除两书中重复入选者,实际纳入统计研究的219位几代中西医结合专家中,按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西医、中西医结合系统教育(指本、硕、博连读或梯读)三种培养方式分类,分别占79.9%(175位)、13.2%(29位)和6.9%(15位);其中“西学中”方式的175位中,参加“西学中”系统学习中医者116位,占66.3%;在医疗科研实践中(含自学)“西学中”者45位,占25.7%;“西学中”师承形式的14位,占8.0%。从年龄分布曲线看,“西学中”和师承学习者呈高年资强势,经系统教育达博士程度以上者呈中年资趋势。其中我省被遴选的有许自诚、裴正学、刘宝厚、赵健雄4位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中西医结合知名专家。

从上统计资料至少可以明确四点:一是“结合医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仍以西医学习中医为主体形式存在着(达80%);二是在这部分人员中,参加“西学中”班系统学习过中医的也是主体构型(66.3%);三是这个主体形式和主体构型的年龄段偏大,现发挥着带教硕博、培养人才的作用;四是经中西医结合系统学习形式的人员在数量上还处于微势。由此使人想起2008年4月卫生部陈竺部长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讲话中的深情举例:“记得前不久陈可冀院士在一次香山科学会议上提到,现在我们有影响的老中医和搞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是'剩人'了,也就是说(眼下中西医结合领域举这面旗的老一代人员)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我听了这句话深有感触,也深为感动。我想,这是包括在座的很多老先生在内的前辈专家对我们中青年队伍成长壮大的殷切希望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要的的确确加强接班人的培养……”的确,“结合医学”的人才培养迫在眉睫。作为一个拥有6万多会员的学术团体,就绝对数来说,这是支大军,但较于中医或西医相比,虽然所占比例很小,却也是一支精悍的、起骨干和有创新效应的生力军。从“薪尽火传”的哲理角度看,是绝非可以小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传承和提高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有学者将中西医结合解读定义为“中西医结合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学知识,创造新医药学”。并研究提出了常识的、科学的、哲学的三个层次的中西医结合概念[13]。所谓:①常识性质的框架中,人们自发地形成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和相互取长补短的医疗实践;②科学性质的概念中就是综合统一中西医药知识,创造新医药学,是本质属性的理论层次认识的范畴;③哲学性质的内涵则为两种医药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结构相似系统知识的辩证统一,揭示的是“结合医学”思想的客观性和普遍联系性的理性认识。

客观实践证明,毛泽东“西医学习中医”的哲理思想,正是后人从这三个层次对中西医结合的解读并理出了一个比较成型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和要求,进而发扬光大中西医结合力量和前景的思维构架的模式。50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培养了大批中西医结合高级医生和活跃于基层的一支生力军。至目前,继续肯定“西学中”并应大力提倡的引导性政策,其效应也完全现实地涵盖了上述三个层面。首先,广泛的西医学习中医可以有效地全面深入进行第一层次即常识性质的中西医结合。广大的服务对象将通过实践检验中西医结合效能。2009年甘肃省卫生厅要求举办的半年时间“西学中”班的办法,是一个较好的促进实现第一层次人才培养的有力举措;其次,按照毛泽东“10.11批示”的学员条件进行系统学习的方式和专科阶梯(本、硕、博)系统培养人才方式,是新形势下可以成就第二层次科学性质的中西医结合,发挥科研成果向第一层次指导和交流渗透的效果;其三是,专科系统培养人才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型和学术管理层的人才可以成就第三层次,即哲学性质的“结合医学”的学术和逻辑学辩证统一,可以进一步指导第一、第二层次的医疗实践。如此,三个层次既有纵向的深入发展,又有横向的范围扩大,形成客观的,集时间和空间发展前景的“人才-成果-效应”于一体的发展趋势。这个人才培养过程是相当长的,需要数代或数十代人去造就,以逐步完善中西医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系统。其间需重点认识的是:一个人的学识和学术思想有一定的生理学阶段性,即从事一门学科都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大脑记忆细胞系统接收新知识也有一个从机械记忆到理解记忆的过程和机理。中西医结合学习和人才培养同样如此。在浩瀚如海的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中,仅学好一门中医或一门西医已非易事,何况中西医结合要两门类都学,且要做到融会贯通地结合而研究应用,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不尊重科学方式方法去操作,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笔者的认识是:不论西学中,还是中学西,必须先专于其中一学科,譬如“西学中”,就是在掌握了西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后,他(她)的西医范畴知识面和思维概念已成定式,如此,再系统学习中医后,就能从西医还原论的思维(记忆)定式中跳进中医系统(整体)论中,经消化理解,又不囿于系统论抽象概念的束缚,再跳出来审辩两者之长短,进行还原论和系统论的综合思维观的研究,以达到科学和哲学性质的高级医生的境界。不可否认,近年时段的西医学习中医或中医学习西医存在着:要么一开始中医、西医两种概念和知识共同“进餐”的低层次“学历”教育,如中西医结合三年制大专班就是这种类型,但五年制的中西结合专业就比较好;要么西医知识还未形成理性认识,中医的抽象概念又增加进来;或者,虽为中医专科科班,顺其西医学了一点不系统的现代医学知识,就催马上阵,客观上造成了两种医学概念的混淆,这种现象给人留下“结而不合”、“不中不西”的口舌倒是其次,重要的是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将中西医结合徘徊于低水平的难以让医患认可的尴尬境地。它的负面效应违背了毛泽东结合医学哲理思维的方式和初衷目标。故而,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尤其是高级人才的培养,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四、科学发展中的结合医学

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看,就有必要谈及结合医学的科学发展了。2003年10月1日实施的纲领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中明确“推进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的有机结合”。温家宝总理2005年在《中医杂志》创刊50周年时题写了“实行中西医结合,发展传统医药学”的题词,既指明了中西医结合工作和传统医学发展方向,又蕴含了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阶段性使命。

从渊源上看,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是同源的,如常所说:“三百年前是一家”。17~18世纪种牛痘法从中国传到英国产生的疫苗注射便是有力的证据。再就是《黄帝内经》之前中华传统经验医学是讲解剖和病名的,而到《黄帝内经》却不(怎么)强调解剖了,可能这正是《黄帝内经》的伟大之处,因为它不是从物质的层面,而是从信息的层面、从功能的层面来看待人的生命;不是用对抗性手段,而是采用调节、调和的手段来处理生命问题[14]。至于病名,早于《黄帝内经》的“五十二病方”已是例证。问题是随着西方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医学借助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还原论属性的不足而排他性地朝前发展并不断拉大差距,而为中华民族医疗保健发挥了数千年巨大作用的中医药学,随着近100多年的西学东进而与其分道扬镳,甚至口枪舌剑。但在毛泽东“结合医学”哲理思维引导下的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创新发展,制定了有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有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原则和政策,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空前成效。如何在今后进一步发扬光大、科学发展自然成为当务之机。就目前看,问题的症结还是中、西医学存在着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方式的异同所为,也是由于中西医结合医学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理论系统有关。

我们不妨先援引一个古代的事例:说的是大教育家孔子有一天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他问这两个小孩在争论什么?其中一个小孩说道:“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离我们最近,中午时离我们远。因为日出时大得像车盖,到了中午,就只有盘子那么大了,远的东西看起来小,近的东西看起来大嘛。”另一个小孩反对说:“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远些,中午时才近些。因为我们感觉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凉飕飕的,到了中午就烤得热烘烘的。”孔子一时答不出来(谁对谁错)。其实这两个小孩看似很简单的争论,一个是用小手丈量,也就是依据分析测定,另一个来自直觉与感受,二者代表了我们人类两种基本的认知方法。当这两种方法得出相反结果时,我们博学多才的孔老夫子也无言以对了[15]。用现代的眼光看待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理应从发展的、科学的、哲理的角度,且应正视多元存在的客观现实。宏观地看,中医常用调节的方式,西医多以对抗的机理对待疾病。两者本不应该站在两个极端相互指责。但也不妨略举一斑以印证现实:中医“告别论”的首发者所举的“立春时节的雨水可以治疗不孕不育症”的例子,根据“唐朝刘禹锡在《本草拾遗》中的记载”和“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时……进一步引述了它”为依据指责说:“大概稍微有些科学头脑的读者,都不相信这样的医理解释是真实可靠的。”[16]这是始作俑者借'数典'而'忘祖',实为自欺欺人的伎俩。无论现代中医学或教科书,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难道还有如此千百年前的陈旧认识内容吗?如果宽容一点认识的话,不排除古人治疗疾病的偶然因素,而“春风”生发万物的人文心理因素在当时尚可理解,但时至今日,作者不就是自我指责“没有科学头脑的”自我批判吗?现代科学医学也有另一极端的例子:1986年,司岩在《大科学的模糊概念》一文中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以计算机控制的摄像机将某人的生物学参数摄取,并存储于信息库中,当需对此人实施辨认时,则按程序进行信息核对,参数对了便显示“是”的报告。然而电子计算机系统却否认了受试人的合法身份,原因是一夜间受试者脸部长出了一粒粉刺。试想,即便是一个婴儿,也不会因妈妈脸上长了一个粉刺而失认。过分地追求精确反而失去了真实[17]。高像素数码相机拍摄的人像因皮肤毛孔显亮而又要做模糊处理的手法,不也说明这个现实中不胜枚举的事例吗?

显而易见,中西医学除了各自的长处外,也互存不足。同时蕴含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成分。因为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仍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必然建立和借助于世界各民族医药保健成功经验之上的。从世界范围看,之前即有古希腊医学、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和中国传统医药学中的中医药、藏医药、蒙医药学等,还有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汉方医学,所以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发展成了以中、西医取长补短为主流的多元存在的“结合医学”范畴,引领了世界范围的“结合医学”,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就是说系统论(整体论)在西方国家也逐渐成为医学、生物学发展的主流方向。这并不是说非要皈依于某一方。如果说发扬中医特色(含针灸)的“中医热”在西方(如美国)能得以法定形式存在于“替代和补充医学(alternative&complimentary medicine)”的位置的话,那么,“结合医学”更准确的含义应该不满足于这个定位,而应是融中、西医学之精华,以多元存在的方式向新的世界医学迈进,逐渐地趋向一元发展的“回归”过程。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中医药现已表现出愿意以一种更加务实和开放的态度,来评价中医药这一对西方医学来说是纯粹外来的传统医学[18]。韩国学者(chang教授)对中国草本药材地黄、栀子等的提取物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的研究,以及日本学者(栗原博教授)所做的扶正药物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神经介质,调节代谢和免疫的研究……。这种现实无形中验证了毛泽东50多年前说过的“要向外国学习科学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的中、西医学的互补性。回忆小学时代,老师曾说过,要学好汉语拼音,将来有可能汉语以拼音形式同世界语言交流,当时不可思议。现在看来,虽未达到这一步,但现代文字交流的电脑的应用,就已离不开汉语拼音。同时,“老外”学习汉语的热情在全世界与日俱增的现实,不就很能说明中医学作为东方文明史上的一束奇葩,以古人“用夏变夷”思维的文化交流的多元状态之一吗?“结合医学”作为更高的层面,同样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21世纪人类的健康所面临的是现代工业化革命所附带的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社会心理因素影响,以及生命科学疾病谱改变等诸多新问题的严峻挑战。现代医学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转换,也提出了分析综合的整体医学(Holistic medicine),而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与天地相应”的整体观及人体内部的整体观相融的自然整体观,二者有其共性。[19]这两大整体观的结合将更有助于“结合医学”的发展。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对日益增多的身心疾病、免疫和神经内分泌失调等疾病的对策,已显得力不从心或束手无策,而“结合医学”能将还原论和系统论两者的合理内涵有机地结合,吸取两种医学的精华,以孕育新的未来的医学模式来应对这种局面。

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作为东西方“结合医学”范畴的生力军而言,就50年的发展史,无论与中医(几千年)、西医(几百年)的时间同比,或在同比概念中的发展成就比较,可以说是既前所未有,又显露头角。但从史学、科学和哲学的角度看,中西医结合还是一门很新的学科,需要逐步地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研究表明,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融通的速度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复杂,就越难实现东西方的统一[20]。”正因为如此,中西医结合应当在“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宗旨下,以全球公认的科学方法进行严格的临床研究和传统药物的开发,如同美国FDA的Robert Temple博士总结的:防治疾病和研究新药,东西方是坐在一条船上的……中国中西医结合正是朝着医学融合的方向发展着。

历史和现实为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印证了毛泽东“结合医学”理念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可行性和前瞻性。前不久我国政府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重要批示发表50周年大会”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的题词:“西学中是推进中西医结合的有效手段,当前仍应大力提倡”[21],是对毛泽东“西学中”哲理思维的科学性的肯定和继续发展的指向,各地政府和行业已呈现出积极态势和推行目标,譬如甘肃省政府(卫生厅)出台的“中医学经典,西医学中医”诚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新举措,并已纳入相关职称晋升的考核之中;“西学中”班业已开班,并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关注和指示等,所有这些,不仅无疑大大增强了我们发展“结合医学”的信念,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哲理思维成就“结合医学”的伟大创举与实践的延伸和发展,激励着我们在“结合医学”领域中为中华民族争光,在引领世界“结合医学”的科学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

五、小结

根据“历史越接近'现实'越难写定”的经典理念,上述论点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定论的。但现实是保健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医学的治疗有效,而初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100多年且经发展和有识之士的努力成为当前世界范围的现代主流医学所凸现的弊端,以及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由毛泽东倡导而产生的中西医结合,又能取中西两种医学之长而互相取长补短,对大多数病种获得了既长于传统中医的客观辨证论治的效果,又长于西医诊疗准确有效的一面。探因寻源,我们又如何解读其所蕴含的哲理思维呢?可以说“疗效”是启动思维而成就世界“结合医学”研究的切入点。

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若要说以循证医学的理念进行研究,中医则多适宜“疗效”经验的回顾性研究为侧重,西医的研究则多以前瞻性研究为主体,那么中西医结合则能兼收其回顾性与前瞻性的研究之长,通过以现代科学生产力为特长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与兼有现代科技和具有人类文化文明为特色的中西医结合的多元发展,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科学发展价值。但这个结合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常言说“十年磨一剑”、“百年育人才”,科技工作者常常是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先师季仲朴、陈可冀等老一辈中西医结合知名专家,他们一辈子献身于中西医结合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个分支,做出了瞩目的成就。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半个世纪以来已发展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新生学派。然而今后的路还很长,需要若干代热衷于中西医结合事业者的坚忍不拔信念的支撑和数百千年两种理念的磨合。也可以说,目前的成就,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未来的医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很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疾病谱的变化和现代医学所面对的尴尬局面,从哲理上推断,现代医学必然显现出与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的磨合——结合,而成为“结合医学”新医学派。近日由科技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实施的国家“973计划”中中医理论基础研究进展喜人。在专项研究的2009年度交流会上,报告通过病因病机研究,初步提出肝硬化、艾滋病、痴呆、心脑血管血栓性疾病等疑难疾病新的有效治疗方案;提出“脉络-血管系统病变假说”,制定“脉络-血管系统病”诊断标准……[22]的夯实中医理论之基的信息,更让人眼前一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由我国发起和促成的《传统医学决议》在第6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通过。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敦促会员国发展传统医学的专门决议,在世界传统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决议的通过,显示了我国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毋庸置疑,未来的医学肯定是一种既优于现代主流医学,又长于传统民族医学的融合两种医学之长的“结合医学”的新医学模式。她如同旭日映照的薄云下挖掘着的宝库,将在雾散云净中凸现悠久历史所积淀的科学与文化属性;又彷彿依傍在原生态湖海边的大地母亲,已顿悟于“道”的理念而开发着生灵意境中的中西合璧;更象征着已近成熟于母体中即将诞生的婴儿,将在成长历练的时空中,以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睿智,去创绘生命科学的蓝图。

中国名贤屈原在《离骚》中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老前辈们已在“结合医学”的道路上上下求索了,激励着吾辈将继续上下求索之。深信,可为可畏的后生,更会在事物发展的哲理中上下求索而获取一缕灿烂的生命科学的阳光,并使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普受阳光的滋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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