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的渊源优势及其发展前景

中西医结合的渊源优势及其发展前景

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裴正学 1992年12月7日

同仁们:大家好!

今天上午,受白银市和会宁县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聘请,对会宁县人民医院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进行了会议鉴定,很高兴看到在县级医院产生的这一科研成果。下面我受市科委、尊敬的王守礼副县长及医院的邀请,向各位同仁们就中西医结合的渊源与优势及其发展前景与大家共同学习。

一、中西医产生的社会基础

宏观地看,中医、西医两种医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而成熟的。首先肯定,中医成为一门学科,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当时我国正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的变革时期。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相适应,中医学冲破了神权和天命思想的束缚,终于与巫分家。著名的中医学家扁鹊就是这一变革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为齐桓侯诊断的记载是大家所熟知的。《黄帝内经》则是这一时期代表论著,它是从战国时期(公元前500年左右)直到西汉(公元1世纪初)中华民族医学知识的积累与汇总,并纲领性地指导了其近2000年的医药学发展,然而在其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它始终受制于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经济模式基础的约束,这样的经济基础,不可能给祖国医学的发展提供比较精密的实验工具和设备,更不可能产生现代医学所必须的微观数据。先人们从事中医临床的理论探讨所能凭借的只能是疾病的外在表现和防病治病的经验,除此之外,如果还能有所凭借,那就是从医者们的经验而产生的自身思维的分析推理了。西方医学在16世纪以前,和中医学一样所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同样不具备现代大工业。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古希腊伟大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问世,该著作综合了当时古希腊医学之大成,和中国的《黄帝内经》一样,成为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的灯塔。二者在东西两半球各自指导和影响着所在范围的医学发展和转归。公元2世纪左右,西方医学的重心由希腊向地中海沿岸转移,《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学术思想在古罗马开花结果,在那里升起了一颗光彩夺目的医学之星,他就是被称为“医王”的古罗马最著名的医生——盖伦(公元130~200年)。就在这历史的同一时期,中国大地降生了另一位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前者继承了《希波克拉底文学》的思想,并使之与临床进一步结合,由此树立了西方医学发展中的丰碑;后者则继承了《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并使之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从而创立了东方医学发展的特有模式。由《希波克拉底文集》到盖伦和由《黄帝内经》到张仲景,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所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大体相同的,两者都不具备现代大工业所特有的经济基础。

但是,缘于其后的地域环境使两者的思维理念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世代居住和生活在爱琴海和地中海水域,动荡的航海生活赋予人们一定的创新和进取心理;相反中国人则世代居住在内陆黄河流域,较为稳定的农耕生产方式,赋予人们的思安、保守和缺乏进取,加之自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书”,的说教,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勇于创新的手脚。反映在医学方面则是希氏和盖伦的著作除了与《黄帝内经》和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相同的大量“逻辑推理”说教之外,还出现了一些颇有创新意义的关于解剖、生理、病理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内容,这为以后西方大工业兴起时,现代医学很快地在原有古罗马医学的母体内脱颖而出创造了先决条件。尽管古罗马医学通过盖伦等人的创造性工作,一开始便打上了“实验研究”的印记,但这只能是一种手工式的实践活动,如果没有大工业所赋予的经济基础的依托,这种实践活动最终仍不能摆脱“逻辑推理”方法的补充和串联。因为当时的医学,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依赖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事实证明,盖伦以后1500余年漫长岁月中,由于西方世界并未发生新的生产力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大变革,因而西方医学在没有大工业的基础上徘徊着。希氏和盖伦实验研究的部分并未被人们大力发展,相反他们的实验研究以外的一些格言和说教都被捧为金科玉律,上升为古罗马医学“经院”学派限制新思维的宗法雷池。这种局面只有在16世纪以后才有可能。那时,西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由于采矿业和机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天体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为人类打开自然界奥秘之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条件。于是自然科学开始冲破“经院哲学”的牢笼,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实验研究之途。在医学领域内,由于显微镜的应用,人们开始向微观世界进军。细胞的发现,血液循环的重新认识,都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16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大工业产生了,这对医学的发展形成了划时代的影响。大工业生产的精密机器促进了医学基础研究的飞速发展,一系列突破性理论成果的产生使西方医学很快地以全新面貌接踵而出。现代西医由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与临床密切相关的学科,组成了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的科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每一环节都与当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进展息息相关,从而该体系理所当然地属于现代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现代自然科学是由各种学科组成的纵横交错的网络系统,在这一网络现象中,各个环节相互促进,互相制约,其中每一个环节的前进都能牵动相关环节的前进,推动其发展、创新。

试看现代科学技术的每项发明,在医学系统中所引起的相应技术性突破。玻璃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显微镜的产生;电和电灯的发明提供了各种内窥镜的应用;原子物理学的进展催生了X光的临床应用;雷达技术给医学提供了“B”超;集成线路给医学提供了CT断层扫描;同位素技术产生了γ照相机及ECT。总之,大凡当代科学技术各学科的重大发明,都能为现代医学所直接吸收,为其使用。

然而,传统的中医却始终被排斥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行列之外,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都不能被中医所吸收而应用。之所以如此的关键是,中医学在漫长的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在个体农业和分散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形成,以“逻辑推理”形成全貌,而非实验研究结论。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10多年来,我国已建立庞大的工业体系,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的中医必须进行与此相适应的变革。否则,它将永远与现代科学技术脱节,不能与现代科学技术同步前进。可见,中医和西医之所以不同,正是这种经济基础导致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结果。

二、中西两种医学是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

由于中医学采用的是“逻辑推理”的方法,西医学采用了实验研究的方法,两者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方法不同,导致了两种医学形式和内容的完全不同。但两者研究的对象是共同的,即人和人体的疾病。有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清楚地看出二者在对待人体和疾病时,所产生的诸多方面的不同倾向。

(一)微观认识为主的西医学和宏观认识为主的中医学

西方医学凭借着现代大工业提供的先进技术,自18世纪以来,很快把研究的对象由宏观转向微观。1665年英国人虎克首先借助显微镜观察了软木薄片,提出了植物细胞的概念。此后荷兰人莱文虎克利用270倍的显微镜,首次观察了人骨细胞和横纹肌细胞,并描出了详细图样。19世纪初,德国大哲学家奥肯指出:所有有机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到19世纪30年代仅20年左右的时间,德国两位生物学家施米顿和施旺发现了细胞核。并描述了细胞的基本结构。他们认为,虽然机体的外部形态千差万别,但其内部结构却是统一的,即是由细胞组成的。延至19世纪中叶,在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一位著名的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开展了自己卓越的“细胞病理学”的研究工作,独树一帜地树立了医学研究史上新的里程碑。他认为生物体是细胞组成的社会,机体是细胞的联邦。他说:“每一个动物都是许多生命单位的总和,每个生命单位皆表现出所有生命的特征”(《细胞病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第11页)。这种学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左右着整个西医学发展的趋势,其对疾病的微观认识始终是现代西医学认识论的主流,贯穿于西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中,并牢牢地影响着西医学临床各学科的治疗实践。

始终未曾受助得益于现代大工业提携中医学,却只能沿着传统的逻辑推理的方法缓缓前进。纵观古今汗牛充栋的图书,无一观点不出于逻辑推理和经验的著录。《黄帝内经》所谓的“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和“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说;宋·陈无择“三因说”(《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内因、外因、不内不外因等,缘于它们不是实验研究的产物,故而只能从宏观的角度去认识病因。《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这些朗朗上口的中医论述病机的脍炙人口的纲领性文字,由于都是客观的认识,因而缺乏精密的定位、定性和定量。就整体而言,虽可指导中医实践,但随着病情的复杂多变,后人结合自身的经验,则可出现不同理解与阐述。金元刘河间(刘完素,约公元1120~1200年)眼中的“病机十九条”是专讲“火”的,他由此推衍出诸多关于“火”证的新观点;同一时代的张子和(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年)则从中找出的攻邪的新依据。故这种理论只能给人以模糊的探测方向。近年来人们对“病机十九条”进行重新归纳,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归类,然而归来归去也只能宏观的论述,对疾病发生的微观变化仍然一无所知。整个传统中医学的病因-病机,乃至理、法、方、药,全属宏观范畴,结论多出于逻辑推理的宏观认识罢了。

(二)偏重于局部认识的西医学和偏重于整体认识的中医学

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伟大的解剖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已开始重视人体局部结构和疾病的局部形态改变。公元2世纪盖伦建立了一系列生理解剖方面的实验方法,把西方医学的注意力由整体向局部引导。但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西方世界在没有大工业的条件下,医学与所有上层建筑一样,完全处于神权思想的束缚之中,对疾病局部的认识始终停滞不前,相反大量推理说教又逐步占领了西方医学认识领域。直至近三百多年来,随着西方世界大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工具,使西医的微观洞察水平明显增强的同时,局部认识亦随之加强,被神权思想禁锢了1400多年的西方医学,通过实验研究,迅速地在通向微观和局部的道路上,同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当今西医的局部认识几乎成了西医诊断、治疗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

再看中医,从《黄帝内经》开始就建立了较完整的整体观点,并特别强调“人与天地相应”说,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和“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均说明了在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方面不仅着重全身各部分之间的统一,同时注重人和周围环境的统一。也不可否认,《黄帝内经》中在注重整体的同时,也有着一些局部解剖方面的论述,如在《灵枢·经水篇》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但是从汉代以后,中国经历着漫长的封建社会,孔孟之道认为“身体发肌,受之父母,不可毁损。”这一观点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疾病局部的探讨。至清朝中期王清任(1768~1831年),虽然十分强调医生了解人体脏腑解剖的重要性,认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疗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以勇于创新之气魄,敢于到义冢刑场亲自解剖人体获取知识。但由于当时不具备大工业支撑的条件,这种局部探索的创新精神最终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也使曾有过的这一点局部观念早被湮没在中医学整体说教的汪洋大海之中。而能够发展的仍然是以逻辑推理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全身整体观和天人相应论。

(三)病原致病观为主导的西医学与机体反应观所体现的中医学

接下来我们从中、西方医学病因学上看。古希腊医学认为引起疾病的病原有四种,即气、火、水、地四元素之说,与中医学的五行学说基本类同。古西方医学把产褥热的死因归结于“宇宙-地球-大气的变化”,与中医学“天人相应”的观点大体一致。但是当西方得天独厚地享受到大工业的洗礼之后,这种情况就开始异变。1847年奥地利医生塞梅尔维斯首先注意到产褥期的发热是因为感染了腐败物质,虽然他的观点在当时被宗教神权的雷池所湮没,塞氏本人因此被驱出医院,很快死于精神失常。但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著名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发现牛奶和葡萄酒的变酸,是一种细菌在作祟,由此首创了牛奶的“巴氏消毒法”。接着英国外科医师李斯特提出了创伤之所以发炎,是由于细菌侵入感染所致,故采用石碳酸喷洒手术室,并用煮沸的方法消毒手术器具,从而为消毒,灭菌、防腐工作打下初步基础。在病原治疗史上特别应称道的是德国医生郭霍(1843~1910年)他在病原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首先创造了固体培养基,首创的细菌染色法,并设立了实验动物的感染模型,从而为现代病原微生物学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人们因此称他为病原微生物学的奠基人。由于郭霍的创造性劳动和努力,19世纪后半期,西方医学建立了牢固的病原微生物致病观念,为如今的免疫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支撑起了飞翔的翅膀。

中医学对病因的认识始终是在《黄帝内经》“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前提下进行思维推理,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不外乎“正气之虚”与“邪气之实”两端,在二者中前者则至关重要,后者仅可充做发病之条件而已。因此中医学一贯提倡“正虚发病说”,治疗方面则以“扶正固本”为治疗诸多疾病的大法,缺少相应的对应靶效作用。在中医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曾有过牛痘苗的首先应用,也有过明朝吴又可(17世纪)“疠(戾气)”致病说,但是缘于没有大工业的基础后盾作用,这些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创新活动与观点,由于不能及时导入实验研究之中,从而只能销声匿迹于逻辑思维的茫茫大海之中。关于酿酒和饮酒的记载,已早见于《周礼》、《黄帝内经》等古代典籍,差不多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但谁都没有想到用此物可以进行外科消毒。而只是从酒的易燃和流动两特点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结论说:“酒能燃,则其性似火;酒流动,则其形似水。”这就明显看出缺少实验研究的推理思维的片面性。明、清两代发展起来的温病学派,对《伤寒论》外感热病的病因概念作了十分重要的纠正和补充,但是由于它仍然沿用逻辑推理的老手法,也毫无实验研究的条件,其结果仅是异“风寒”为“风热”,异麻桂为桑银而已。晚至近代张锡纯(1860~1933年)等主张中医革新的愿望与实践活动,仍由于得不到充分的实验研究条件,使在病原致病方面的贡献微乎其微,不能不说是中医学上的一件长期存在的憾事了。

三、中、西两种医学的互补是各自发展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中、西两种医学各自沿着历史的轨迹发展到近代的时候,双方又都在隐约中发现了各自的不足,尽管西医实验研究有着巨大的先进之处,但是,当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正以崭新手段横扫中世纪西方医学的陈迹,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时候,在揭开疾病微观奥秘的欣喜之中,在事物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却出现的新的偏倚,即人们的思维由微观到超微观,由细胞到细胞核、线粒体、核糖核酸……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脱离人体全身调节作用的客观事实。这一偏倚倾向一直延续到20世纪3 0年代,西方医学便不可避免的发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致命伤。于是在西方医学的营垒里,便相继出现了前苏联(1991年12月26日宣布解体)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及塞里氏的应激能学说; 1937年哈里氏发现了丘脑-垂体内分泌的全身调节作用。他们的研究和观点旨在使西方医学由局部再回到全身,由微观再兼顾宏观。这种观点通过近20余年免疫学方面的长足发展,同样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回过头来再看中医学的近代发展史上,其进步程度虽不及西医学那样明显,但隐约之中也可以看到有识之士试图把认识人体疾病由宏观向微观拓深的尝试。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吴有可的“戾气”说和王清任的“解剖学”外,还出现了唐宗海(1862~ 1918)、张锡纯,恽铁樵等的“中西汇通”学说,都是这一尝试的具体表现。

纵观中西医学近百年发展动态,双方已各自开始了针对自身缺陷的纠偏。世间一切事物,但凡发展,都是以逐步纠偏,逐步完善为前提的,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了“中医热”的倾向,虽然临床治疗的需要也是其原因,但是更深层次含义则是西方已开始向中国借鉴,必欲取其精华而用之。时至今日,作为炎黄子孙的当代中医药宝库遗产的继承人,已明确地认识到,将中医学术体系由宏观推向微观已是当务之急,也是当前发展中医的唯一途径。舍此别无他途。现代科学技术已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而中医学至今仍被排除于网络之外,依旧承袭着古训和徘徊在传统理念中的现实,我们虽不能苛求于古人,但在时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今天,中国当代工业已跻身于世界行列,中医学向微观推进的研究已完全具备条件。我们应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大胆地把思维推向微观,把西医的实验手段接过来,为我所用,发展自身,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力求使中医注重整体观与西方注重局部的一方相结合、中医注重宏观与西医注重微观的一方相结合、中医的机体反应观与西医的病原致病观相结合,正是这两种医学相互取长补短的自身需求,谁能首先掌握主动,取对方所长为我所用,谁就将在发展中西医结合上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当前条件下,发展中医最有效的方法是以中西医结合的模式相互索取,达到既保持中医特色,又展现现代中医科学内涵,前景十分看好,期待的将是我同仁们的勇于出击(掌声)。

四、关于中西医结合“十六字方针”

根据安排,所讲内容和时间来看,本应与大家说再见了,恰巧刚接到一张字条(展示),要我讲一讲中西结合临床上如何具体结合的问题,那就再延长20分钟,讲讲我所理解和实践中的中西医结合“十六字方针”。中西医结合理论探讨、基础和临床研究在近10余年来有大量的报告和创新理念,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势。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具体的临床工作中,如何起步?能否在临床中有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模式,以有利于既在病房、门诊接诊病人,又是书写中西结合病历的指导规范,更应该在推动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现代中医方面具有前瞻性意义。根据这样的目标,我们(研究院)中西医结合科率先提出了“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十六字方针”。从1984开始至今8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此方法模式能够统一全科中医、中西医结合医护人员的学术思想,并能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整体观与局部观相结合、病原观与机体反应观相结合三方面发挥充分的作用,提高了疗效。这“十六字”由四个句子组成,形成四个连续性含义。首先是西医诊断必须借助一切应该借助的西医诊断手段。在确定西医诊断的前提下,再进行模式的第二步“中医辨证”,这种辨证是在西医诊断确定前提下的辨证,是在特定条件下的辨证,因此,大大增加了辨证的准确性,就如在鱼网中捞鱼,较之在大海中捞鱼,自然要准确得多。“中医辨证”,一如传统法则,尽量采用传统辨证内容,如六经辨证、八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同时还可参合历代医家有关该类疾病辨证的经验和观点,纳为我用。西医诊断明确后中医辨证,自然将西医的微观、局部观、病原观与中医的宏观、整体观、机体反应观,在医生思维中相互结合,把对整体疾病的认识,上升到中西医结合的认识水平和结合点上,由此既克服了传统中医忽视局部的不足,又纠正了单纯西医忽视整体的偏向,更重要的是久而久之,中西两种医学必然在认识上出现许多结合点,这种结合点是中西两种医学在认识上的相通融合的部分。这种由临床实践提出,再通过实验研究证实,当其再回到临床时,这一结合点已为人们所共识,既具有现代中医特色,同时又属现代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其所形成的综合认识为中医拟方创造了基础,也就是为“十六字方针”的第三部分中医为主和第四部分西药为辅,共同形成了一个概念,既突出了中医方药治疗作用,也通过西医辅助单纯中医治疗可能出现的不足及相应的补救措施。四个方面共同形成中西医结合学科范畴的科学内涵,这种临床方法模式,旨在通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观点,完成当代振兴中医之大任,将中西医结合事业推向一个的新的起点。也有望在座的各位同仁!谢谢大家(掌声)。

1992.12.7记录 2009年4月整理

裴正学简介

裴正学,男,生于1938年2月,甘肃省武山人。1961年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医疗系。教授,主任医师,国家级中医高徒导师,曾任甘肃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第三、四届中国中西结合学会理事,第六、七、八届甘肃省政协委员。现任甘肃省医学科学院首席专家,甘肃省中西结合学会名誉会长,甘肃省中西结合进修学院院长。《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编委,甘肃省文史馆馆员。1991年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4年获甘肃省名中医称号。主编有13部医学专著正式出版,其代表作《中西医结合实用内科学》全书160万字,该书获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金奖、甘肃省科技进步2等奖。有80余篇医学论文发表问世。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项,国家级优秀著作奖1项,世界金奖1项。曾应邀赴日、美、德、法等国讲学、交流。业余爱好文学、诗词、书法,现有《裴正学小说散文集》出版发行。

摘自《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家传》2007年版:129.

学术报告(之二)

中医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演讲)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专家

郭效宗 主任医师

1997年1月30日于会宁县中医医院2009年8月复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