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移民的“中国路径”

2.1.1　乡城移民的“中国路径”

自中国实行渐进性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方面由于广大乡村存在大量的剩余人口，另一方面又由于体制松动导致长期积累的势能开始补偿性释放，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便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出现，这是一种必然的人口结构调整现象，但同样由于这些原因，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具有特殊性，可将其称为“中国路径”。

这一特殊的“中国路径”实际上表现为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其一为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其二为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此处的农民工，指的是在职业上是工人、在社会阶层上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在社会身份上却仍属农民的一个特殊群体，而这个特殊群体的存在，直接就表明了中国乡城人口迁移过程的特殊性。

在“中国路径”的乡城人口迁移中，第一个子过程遭遇的最大障碍来自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人为构筑的“显性户籍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就确立了户籍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即“保证人民居住迁徙之自由”，但在其后的户籍管理工作中，由于诸多现实原因，这一原则并未真正贯彻。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提出：“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1963年，中国开始实行以是否吃“商品粮”为标准划分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以此严格限制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1964年，国务院转批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转移的规定(草案)》，进一步加强了对乡城人口迁移的限制。1975年，中国宪法取消了之前关于迁徙自由的条款。1977年，公安部又颁布了一个严格控制“农转非”的户口转移规定，使国家对乡城人口迁移的限制达到顶峰。

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想进城的农民跨过这一“显性户籍墙”已经不再困难。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宽了对乡城人口迁移的限制。1988年，中国又逐步放开了粮油和副食品价格，以户籍为基础的票证制度被取消，户籍对乡城人口迁移的限制越来越小了。

除了户籍管理制度的逐步放开以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规模日趋扩大，其主要原因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了农民流动的前提，即时间的自由和行为的自由；(2)紧张的人地关系是人口流动的基本推动力；(3)粮食产量的增加给农民流动创造了条件；(4)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便利了人口流动；(5)乡村非农产业经营及其比较利益刺激了农民流动；(6)城镇的初步开放吸引了乡村人口流动；(7)城区间发展差异加大了人口流动的势能(辜胜阻和刘传江，2000)。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量的农民离开乡村来到城市，成为“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乡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或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而不具有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刘传江，2004)，实现了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

在“中国路径”的乡城人口迁移中，第二个子过程面临的最大障碍来自韧性更强的“隐性户籍墙”。虽然广大的农民工已经穿越了“显性户籍墙”来到城市，但他们仍面临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他们并没有从真正的农民中分离出来，彻底成为城市市民。

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尤为突出。二元劳动力市场包括首属和次属劳动力市场，前者由持有城市户口的市民构成，其收入较高、劳动环境较好、更为稳定，后者由持有乡村户口的农民工组成，其收入较低、劳动环境较差、缺乏稳定性。广大农民工突破了“显性户籍墙”来到城市，但只有极少数能够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从事那些城市市民往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生活在城市的底层。

除了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导致农民工无法成为真正市民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从生存的根基看，农民工一般将外出打工视为暂时性的挣钱谋生和致富的渠道，绝大多数人没有割断自己与乡村承包耕地的“脐带”，而是将乡村和耕地作为“退可谋生”的底线；从生活方式看，绝大多数农民工属于生产型或分配型转移的劳动力，而非消费型，他们的生活追求和消费方式是满足于温饱而非享受，满足于基本的物质需要而非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从文化观念看，农民工从总体上更像农民而非市民，他们自身的素质、劳动条件和生存环境使他们很难做到从家乡“连根拔起”，义无反顾地与家乡告别(刘传江，2004)。基于这些原因，农民工要成为真正的市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乡城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也就长期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