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和经典理论不能有效解释此中国路径

2.1.2　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和经典理论不能有效解释此中国路径

如前所述，乡城人口迁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但由于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具有独特的“中国路径”，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和经典理论在此时就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

关于这个主题，发展经济学有两个传统命题：其一是乡村人口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其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Deagriculturalization of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ers)。虽然这两个命题分别针对乡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但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这两个过程是合二为一、同时进行的。如前所述，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乡城人口迁移呈现特殊的“中国路径”，被划分为从农民到农民工与从农民工到市民两个阶段，这就和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乡城人口迁移的背景有很大不同，又由于我国现阶段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转变已无障碍，而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转变仍步履维艰，人们的研究重点就应当放在后者，即农民工的市民化上，而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显示出了局限性。

(1)博格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两种不同的力，即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迁出地存在各种消极因素促使人口迁出，而在迁入地则存在各种积极因素吸引人口迁入，迁移者在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积极以及消极因素的比较中最终作出迁移决策(Bogue，1969)。尽管博格的理论能从宏观上大致说明人口迁移的原因，但对于这一问题，如果从微观层面上具体来讲，则他的理论就仍显不足。

(2)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乡村剩余劳动无限供给模型(Unlimited Supply of Surplus Rural Laborers under Dual Economy)。该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同时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结构的转变，并且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乡村剩余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接近零，因此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很低，而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远高于农业，其工资水平远高于农业，正是工资水平的差距促使劳动力不断从乡村向城市转移(Lewis，1954)。尽管刘易斯的理论能较好解释“中国路径”乡城人口迁移的第一阶段，即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但他忽视了农民个人特征等重要因素的影响，故对诸如“民工荒”等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中出现的特殊现象缺乏解释力。

(3)托达罗的迁移预期收入理论(Expected Income of Migration)。该理论认为，乡村剩余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决策是根据进城预期收入与迁移后的实际收入比较结果作出的，其一要考虑乡城实际收入差距，这和刘易斯的理论相同，其二要考虑他们自身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而后者正是托达罗理论的独特贡献，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乡城劳动力转移仍然继续(Todaro，1969)。托达罗的理论从一般层面抽象地考察了就业概率对乡城人口迁移的重要影响，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就业概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影响就业和就业机会均等的那些深层因素，而这些因素在托达罗的理论中并未涉及。

(4)李的乡城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理论(Determinants Theory of R-U Migration)。1966年，李在其《人口迁移理论》(A Theory of Migration)中提出，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原居住地因素(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area of origin)，二是迁入地因素(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area(s)of destination)，三是中间障碍因素(intervening obstacles)，四是迁移者个人因素(migrants personal factors)，而人口的乡城迁移就是这四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Lee，1966)。诚然，李的理论较之前述理论有所深入，但终究没有对影响人口乡城迁移的因素作具体解释，至于各因素如何影响乡城人口迁移也未能给出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