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移民以劳务为主的贡献方式与乡村经济发展

2.2.3　乡城移民以劳务为主的贡献方式与乡村经济发展

在衡量农民工的异质性Ⅰ对乡村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时，如果只考虑乡村地区的现有生产方式，那么农民工的劳务迁出带来的将是进入生产函数的劳动要素的减少，根本谈不上“贡献”二字，但若考虑到乡村地区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即农业迟早走上机械化、产业化、现代化道路，则此种人口迁出会减少乡村地区的就业压力，使农业能更快摆脱小农模式、更快实现规模经营，从这个角度分析，外出农民工的存在则是有利于乡村经济发展的。

大量学者都曾研究过此种劳动力迁出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薛军民(2003)在总结赵辉耀(1997)、黄平和克莱尔(1998)以及李实(1999)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乡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提高乡村经济的生产效率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方面，“外出劳动力的边际劳动报酬高于非外出劳动力”，另一方面，“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后，其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就会相应提高”，所以它“的确可以提高乡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从而有利于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对于没有转移行为发生的情况而言)”。刘继兵(2005)利用1978—2000年湖北省剩余劳动力的数据对其和农民收入以及乡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将该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变化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0年，第二阶段为1993—2000年)的基础上，他证实了从1993年开始，该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开始对其第一产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发挥积极作用：在1993—2000年间，该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1万人会引起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1.447亿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245元。

不过，与此同时，这种迁出对乡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应被忽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大部分外出的农民工都是乡村中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虽然他们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相比可能在受教育水平等方面相对不及，进而劳动的边际产出较小，这部分人却通常属于乡村地区的“草根精英”，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旦这些“稀缺”要素离开，乡村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3月于武汉市开展的农民工专项调查中，抽样的农民工里70％以上都是男性，45岁及以下的农民工总共占据了全部样本的86.24％，而初高中文化程度的样本所占比例达到了75.23％。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尽管对城市而言，农民工主要是以低边际产出的劳务方式作贡献，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乡村地区而言却也并非“剩余劳动力”，而恰恰是其经济发展所需的“稀缺人力资本”。从乡城经济和谐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一群体乃城市和乡村共同需要，如果城市不能善加利用，其机会成本将相当巨大。

农民工的迁出带走了乡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这的确会给乡村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多问题。由城市使用这群劳动者所携带的劳动而不是乡村来使用，其机会成本体现在两个方面：(1)农业经营劳动力数量严重下降使农业遭到损害，如造成土地抛荒；(2)乡村人口平均的文化素质下降，同时存在人口女性化和老龄化趋势，使得经营农业的劳动力质量严重下降，同样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无论如何，农民工的迁出对乡村经济发展而言都是利大于弊的，前述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至于原因，后面的章节在农民工的异质性Ⅱ中将会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其间会谈到农民工迁移的离土不离乡。这种迁移模式自然有它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如造成土地流转不彻底等，但也正是由于离土不离乡，中国农民工汇款回乡的比例才如此之高，与乡村的联系才如此频繁。在这种背景下，乡村和城市的交流被大大促进，它们之间不仅存在劳动要素的交换，还通过农民工实现了资本、技术甚至观念从城市到乡村的传播，这都是有利于加速乡村经济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