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分化的乡城移民在个人特征上的差异

代际分化的乡城移民在个人特征上的差异_移民异质性与经济发展

2.3.2　主观因素：代际分化的乡城移民在个人特征上的差异

面对相同客观因素，农民工自身却在一系列个人特征上出现了分化，这将导致他们作出不同决策，进而影响到其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发挥。

近年来，理论界对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有大量研究。李培林(1996)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农民工的内部分化：“一是流动民工的职业分层结构；二是流动民工就业的所有制分层结构；三是流动民工的收入分层结构。”唐灿和冯小双(2000)提出可以从横向以及纵向两个方面来对农民工进行内部划分：“一方面，在横向上，他们在不同职业位置间的流动相当频繁，新的职业位置也在不断被创造……另一方面，在纵向上，其内部已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的等级群体，原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已被打破。”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现有的理论多关注农民工的职业、资本以及收入分化，将农民工划分为业主、个体劳动者和打工者三大阶层，也有学者将不正当职业者作为这三大阶层的补充，而对于农民工内部社会地位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差异的研究则较少。

上述研究对农民工群体的划分看似趋于完善，却始终忽略了一个“代际”问题，即不同年龄阶层的农民工之间的差异。较早对农民工群体进行代际角度纵向研究的学者是王春光(2001)，他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很不相同”。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指出了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并对他们于农民身份的认同、社区认同以及乡土认同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刘传江和徐建玲(2006)亦提出了“第二代农民工”概念：“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个体的人格特征也有显著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纪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纪大的农民工，不论在成长的社会环境还是在家庭环境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两部分农民工分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值得注意的是，王春光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和这里的“第二代农民工”指的是相同群体，但前者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而后者则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可看做是对前者的进一步发展。

出于纵向研究的考虑，农民工的代际特征可以从六个大的方面去描述，即成长的外部环境、个人特征、工作情况、与家乡或农业的联系、城市的适应性和目标。其中，成长的外部环境可分为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个人特征可分为年龄层次、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个人特征；工作情况可分为打工的主要目的和对工作的要求；与家乡或农业的联系可分为务农的经验和与家庭的经济联系；城市适应性可分为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外界的联系方式和生活方式；目标则是指农民工对外来的期望。

(一)成长的外部环境

第一代农民工成长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第二代农民工则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不仅对他们的自身状况和心理特征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与此同时，社会环境改变带来的意识形态变化也会影响到农民工的自身状况和心理特征。就前者而言，比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就导致农村家庭每一户所承包的土地减少，这使大部分的农村青年可以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而并非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需要在土地上劳作；就后者而言，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民工逆流”，如果没有经过市场经济及其意识形态的洗礼，第二代农民工就不会节前进城、节后返乡，这是典型的针对市场供需状况主动出击的市场经济思想的反映。

第一、二代农民工的家庭环境也大相径庭。和过去相比，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开始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使得农村家庭的规模日益小型化。第一代农民工多成长在多子女家庭，而第二代农民工多成长在规模更小的家庭里，这样的家庭，一般子女数不多于两个，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家里仅有一个男孩。这样的家庭环境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其他特征有着重大影响，举例来说，由于家庭中子女数量减少，父母可以在提高每一位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上支出更多，这直接导致第二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有提升，再比如，在某些情况下，男孩为家中独子，他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疼爱的程度不亚于任何城市孩子，这样的第二代农民工其吃苦耐劳的能力自然不能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提并论。

(二)个人特征

年龄是第一、二代农民工代际划分的一个重要标准。媒体一般将第二代农民工定义为18～25岁的外出务工青年，也有人给第二代农民工下了“七八九”的定义，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80年代受教育，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群体(杨丽娜，2005)。在王春光2001年的研究中，他是将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做第一代，而将9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做第二代，并且通过调查，他发现前者当时的平均年龄为30.86岁，而后者的平均年龄仅为22.99岁，年龄差距接近十年。

巨大的年龄差距导致第一、二代农民工诸多方面的差异，这其中就包括他们的婚姻状况。第一代农民工以已婚者居多，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正好相反。但是，年龄也许并非导致第二代农民工未婚者居多的唯一原因，其他可能的原因包括：(1)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在婚恋观念上更接近于城市市民，早婚早育的思想在逐渐淡化；(2)第二代农民工对未来有着更高的预期，自我发展愿望强烈，一般不愿提早步入婚育阶段；(3)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既不愿回到农村，在城市又尚未站稳脚跟，婚育问题自然提不上日程。

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所受的教育年限更长，一般都具备初高中及以上学历，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种人力资本的提升会带来一个负面效应。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以应试型为主，农村学生在课堂上既不能学到父辈在土地上劳作得来的务农经验，也无法学到他们在往后的务工经商生涯中所需要的技能，相反，学历的提高增加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致使一些青年农民工眼高手低，在城市找不到心仪的工作，转而成为城市游民，傍老、行乞、从事色情职业、犯罪等现象层出不穷。

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普遍耐受能力差，吃不得苦，脏活、累活、报酬低的活，城里人不愿干，他们也不愿干，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见得节俭，这就和他们父辈的省吃俭用把钱寄回老家形成巨大反差。导致第二代农民工耐受能力差的原因有很多，如上文提及的农村家庭规模日益缩小就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第二代农民工学历较高、对未来的预期也较高亦相当重要。

(三)工作情况

就打工的主要目的而言，第一、二代农民工有着显著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家庭以及生存，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更多是出于为自己以及追求生活质量；而就对工作的要求而言，前者往往觉得能够挣到比种田多的钱即可，而后者却一般向往较为体面的工作，或者是对将来在城市生存有帮助的工作。“所谓经济型，是指外出务工经商的目的和动机纯粹是为了赚钱，以补贴家用；而生活型指外出主要是为了改变生活状况和追求城市生活或现代化生活方式；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就是同等地看待它们的作用、意义和重要性。”(王春光，2001)显然，第一代农民工多为经济型，而第二代农民工则多为生活型以及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天下无贼》里的傻根虽然年轻，但绝非典型意义上的第二代农民工，城里挣钱、回家盖房、娶门媳妇、做小买卖的思想早已远离了他们。

(四)与家乡或农业的联系

就务农经验看，第一代农民工务农经验丰富，而第二代农民工的务农经验几乎为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学校毕业就开始进城闯荡，除了户籍上标明他们是“农民”以外，他们的生活工作与“农民”二字根本挂不上钩。就与家庭的经济联系上看，第一代农民工往往会将大量收入寄带回农村老家，而第二代农民工收入汇寄回家的比例较低，有时还会向家庭要钱，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与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关，也与他们的婚姻状况、人格特征等有关。

(五)城市适应性

就对城市的认同感而言，第一、二代农民工也存在巨大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较弱，交往的对象往往是同乡，他们更倾向于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对流入地城市无归属意识，向往并留恋家乡；第二代农民工则对城市的认同感较强，向往城市生活并希望融入城市，他们对自身制度性农民身份认可减弱，偏重于认可其社会性农民身份，但同时又努力认同流入地城市，向往并留恋外部社会。

就与外界的联系方式看，第一代农民工以口信、书信为主，这些联系方式信息量少、频率低且速度慢，而第二代农民工则以电话、网络为主，这些联系方式信息量大、频率高且速度快，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同两代农民工的文化层次最有关系。

就生活方式而言，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更接近于市民。一则对第二代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报道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他们有着与同时代城市年轻人一致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他们一样喜欢追求时尚，一样羡慕轻松且收入颇丰的工作；而不会像父辈一样，拼命干活，每月500块钱就能心满意足。10块钱对父辈来说是20个鸡蛋，对他们来讲，连付出租车的起步价都不够。”(周龙，2002)

(六)目标

就目标而言，这两者亦分歧巨大。第一代农民工乡土情结严重，只是为了谋生才迫不得已背井离乡，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挣钱回家盖房结婚，而且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将其付诸实施；但是第二代农民工则全然不同，他们打着“我们宁愿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的口号在城市打拼或游荡，城市是他们最终的归宿，市民化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希望无论是在生存职业上、社会身份上、自身素质上还是意识行为上都成为彻彻底底的城市人。

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是多方面甚至是全方位的，此处将两者的区别总结如表2-4所示。

表2-4　第一、二代农民工的特征比较

续表

关于上述划分的合理性，此处利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3月在武汉市进行的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进行验证。该次调查采用面对面问卷访谈法，共在武汉市武昌区和洪山区进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25家建筑工地、集贸市场、酒店、职业技术学院和民营企业等地各随机抽选20名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的农民工总体人数为500人，调查完成后通过数据清理和逻辑检验的有效问卷为436份。该次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从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外出打工情况、农村土地状况、社会保障状况以及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对其生活和工作进行描述，有效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2-5所示。若把样本按照年龄划分为第一代(样本数304)和第二代(样本数132)，前者的年龄大于25岁(1980年以前出生)，后者小于等于25岁(1980年及以后出生)，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如表2-6所示。

表2-5　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2-6　第一、二代农民工的独立样本T检验

续表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部分反映了划分的合理性，下面则是根据该次抽样调查资料对第一、二代农民工的具体差异进行统计比较分析的结果：

一是文化程度不同。根据问卷中“A11.你的文化程度是______”的回答结果，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明显低于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其中30.92％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初中及以下占81.91％，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2年，而第二代农民工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占89.4％，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2年。

二是婚姻状况不同。根据问卷中“A12.你现在的婚姻状况”的回答结果，第一代农民工中91.1％的人处于在婚、丧偶和离婚状态，而第二代农民工中未婚的比例高达89.4％，这与本文之前的分析，即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已婚、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未婚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是打工的主要目的不同。根据问卷中“B6.你外出打工的第一位的原因是______；第二位的原因是______；第三位的原因是______”的回答结果，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排名前三位的原因依次是“提高生活水平”(占32.89％)、“为子女或者兄弟姐妹挣费用”(占21.38％)、“家里农活少，太清闲”(占18.42％)，均与家庭和农业有关；而第二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排名前三位的原因依次是“出门学技术”(占20.45％)、“提高生活水平”(占19.70％)、“不愿意干农活”(占18.18％)，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前途。从这些数据的对比并结合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数据可以看出，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而第二代农民工未婚的更多，家庭负担要轻一些，他们外出的目的就更倾向于为自己、为追求生活质量。

四是务农的经验不同。根据问卷中“A10.首次外出打工前在农村干过______年农活。到2004年年底为止，累计一共干过______年农活”的回答结果，第一代农民工有比较丰富的务农经验，平均务农时间为11.94年，而第二代农民工缺乏甚至没有务农经验，平均务农时间为2.15年，且有37.9％的人从来没有干过农活。

五是与家庭的经济联系不同。根据问卷中“B14.目前或去年打工的平均收入是______元/月；平均每月给(或准备)家里寄(带)回______元”的回答结果，第一代农民工汇款回家比例的均值为36.06％，中位数为40.00％，第二代农民工汇款回家比例的均值为33.76％，中位数为37.50％，后者比前者汇寄回家的比例低，反映前者与家乡的经济联系更强。

六是对城市的认同感不同。对城市的认同可从农民工对自身的认同看出，根据问卷中“E12.对农民工的看法”的回答结果，第二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一员，应该得到城里人同等的地位，调查显示认为“农民工不以务农谋生，应该得到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待遇”的第一代农民工占40.13％，而第二代农民工则占到了56.82％，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有了更多的自主和自觉意识，从而反映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也更强。

七是生活方式⁽⁵⁾不同。根据问卷中“E8.每个月你要负担多少钱的房租、伙食费、文化娱乐费、其他”的回答结果，可计算第一、二代农民工的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恩氏恩格尔系数)，前者为0.6715，后者为0.4338，巨大的差异显示出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上接近传统农民，而第二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上接近现代市民。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习惯更趋稳定，不会因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很多，而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习惯尚未定型，更容易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

八是对未来的期望不同。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愿意成为市民留在城市生活，因为第二代农民工中有46.21％是“留城者”，而第一代农民工中只有18.09％；第一代农民工有39.80％的人以后是“回乡者”或者是“倾向于回乡者”，而第二代农民工中只有15.91％。值得注意的是，两代农民工中都有约1/3的人是中间不定者，可见年龄不是影响中间不定者的主要因素(见表2-7)。

表2-7　两代农民工未来期望对比

由于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分化，第一、二代农民工在前述主观因素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其乡城迁移过程中，纵使他们遇到的客观因素相同，他们也往往倾向于作出不同决策，决策上的差异会导致结果的重大不同，即他们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发挥程度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增大逐渐回流，第二代农民工成长起来陆续外出，农民工队伍的结构会因此发生很大变化，那么，第一、二代农民工决策上的差异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就会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