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和资本贡献与迁入国经济发展

4.2.2　国际移民的劳务、技术和资本贡献与迁入国经济发展

无论移民是以劳务、技术还是资本方式发挥其自身的贡献，他们对迁入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都不能低估。

劳务型移民的迁入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迁入国的劳动力短缺情况，尤其缓解迁入国次属劳动力市场上那些本国供给严重不足的职位其劳动力短缺的状况。在迁入国的农场、矿场、建筑工地、加工工场以及小饭馆、杂货店等场所，劳务型移民的身影随处可见。沃尔夫说：“在迁居高收入国家的移民中，具有高级技能的人以及无特殊技能的人所占的比例往往都很大……在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无特殊技能的人在移民中所占的比例比在本国人口中高得多。”(Wolf，2003)这些无特殊技能的迁移者在迁入国从事的工作大多以劳务型为主，其数量不可低估(参见表4-7)，为迁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技术型移民对迁入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他们所携带的大量人力资本上，这些中级或高级的人力资本不仅提高了迁入国的要素边际报酬进而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参见第3章)，还会给迁入国带来科技进步。在美国，大量的国外移民为其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纽约华尔街有大约200位新移民，芝加哥摩托罗拉总部有400多位新移民，而底特律公司汽车企业则雇用了2000多位新移民(吴开军，2002)，在硅谷，从1985—2000年，来自国外的专业与技术移民达到12.7万多人，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此类移民占到了37％，加上来自中国台湾的此类移民后达到50％(赵和曼，2003)。在加拿大，近年来新移民中拥有工程、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方向学位的人越来越多，在男性移民中这些人所占的比例从1991年的44％上升到了2001年的59％，在女性移民中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其比例从1991年的15％上升到了2001年的26％(Galarneau and Morissette，2004)，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拿大的华人移民中，16％的人供职于自然与应用科学行业，比人口总体从事此行业的比例7％高出了一倍有余(Chui，Tran and Flanders，2005)。澳大利亚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仅以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为例，根据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部统计，在2002—2003年之间，有6664名中国内地移民入澳，其中技术型移民约占47％(张秋生和孙红雷，2006)，而在澳大利亚计算机网络关联企业的主要技术人员中，华人的比例已超过了30％(李兴，2001)。在新西兰的国际移民构成中，技术型移民的比重也相当大，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从1995—2001年，这一比重一直维持在20％以上，在1998年竟高达50.66％，虽然在2002年出现了突然下降，但此后稳步上升，至2005年重又恢复至20.77％。⁽²⁾

资本型移民又可分为生活型与创业型两种。虽然这两种资本型移民都携带了大量物质资本进入迁入国，但由于迁移目的不同，他们在迁入地的行为进而对经济的贡献方式就有不同，前者主要为消费贡献，后者主要为生产贡献，相较而言，生产贡献会更大，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富人往往进行的是炫耀性消费(张培刚，2001)，创业者则不同，他们不仅消费，而且还创办企业、交税、提供就业，这一切都有助于迁入国的经济发展。这些资本型移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可能不及技术型移民，但他们所携带的物质资本以及创业型移民所特有的企业家才能则远超其他种类移民，为迁入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以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为例，截至1996年，在澳国经营房地产的华人企业已达430家，每家资本额从100万到1000万澳元不等，除此以外，至1998年秋，华人的中小计算机企业已占该国同类企业的70％以上(李兴，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