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和资本贡献与迁出国经济发展

4.2.3　国际移民的劳务、技术和资本贡献与迁出国经济发展

对国际移民的迁出国而言，三种移民的外迁会带来不同影响，这些影响同样不能低估。

劳务型移民的外迁一般会减少迁出国过剩的普通劳动力，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这对该国减轻就业压力和推进农业经济现代化大有裨益。由于绝大多数国际移民的输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普遍存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以及农业发展落后的问题，按照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正常趋势，大量人口会从这些国家的乡村转移到城市，即本书第2章提到的乡城人口迁移，但如此一来，原本拥挤的城市就会更加拥挤，同时城市的失业率也会居高不下，产生一系列城市病。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跨国迁移便成为不同国家间的互利互惠——迁入国次属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的状况被缓解，迁出国城市的人口承载压力则被减轻，其乡村的剩余劳动力也有所减少，有利于乡村发展农业机械化和规模经营，促进该国城乡发展的和谐统一。在这一点上，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国都是受益者——中国有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土地上；占了印度总人口1/3的贫困者绝大多数也都在农村；巴西有着3000多万生活在贫困线下得不到温饱的乡村贫困人口；走城市重心化工业化战略的墨西哥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其全国不少地区的农村却逐渐衰落，最贫穷的恰帕斯洲300万人口中文盲就占了30％，农村发展极其落后，大量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卢荣善，2005)。

与劳务型移民外迁对迁出国利大于弊的状况相反，技术型移民的外迁给迁出国带来的却是弊大于利，人们通常将其称之为Brain Drain，这一点本文曾在第3章作过详细研究，但同国内移民相比，国际移民中的人才外流也许更加让迁出地政府担心，因为移居国外的技术人才往往都是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只有3％的印度医生迁往国外，但这个数字却是印度最好的医学院“全印医学院”在1956—1980年间所有毕业生的56％以及20世纪90年代毕业生的49％；又如，在美国的墨西哥劳动者仅占全美劳动力人数的12％，但这一数字却包含了30％具有博士学位的墨西哥人。⁽³⁾与输出无技能的人相比，技术型移民的外迁对一个国家而言损失巨大，这种损失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直接削弱了该国的生产力，因为随着这种稀缺要素的减少，该国的经济效率会下降，这甚至还会影响到那些留在当地的无特殊技能的人的收入；其次，间接造成该国的财政损失。这种损失又可分为两种：其一是为培养这些人的技能而进行的支出；其二是他们的外迁导致该国失去了本来可获得的税收收入——这笔收入不可低估，如在美国的100万印度人虽然只占印度人口的0.1％，但收入却相当于印度国民收入的10％，如果他们在国内，则收入固然会少一些，但依旧会是该国的纳税大户⁽⁴⁾。郑道文(2005)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和移民净迁出量两个变量，采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计量分析了平衡增长路径上人才外流造成的收入损失，认为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正外部经济效应和国家教育投资损失，仅考虑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失所带来的经济损失，2002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因人才外流损失了大约92.2亿元。

资本型移民的外迁影响亦巨大。他们的迁出不仅带走了数额庞大的物质资本，还使对一国经济增长而言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即企业家才能大量流失，更糟糕的是，这些人往往兼具技术型移民中高级人才的技能。调查显示从1990—1998年，在硅谷新成立的7826家公司中，华人所有的公司数目占到了其中的20％，而华人担任总经理的公司大约有2000家，年产值达130亿美元，占到了整个硅谷同期高科技总量的13.4％(刘担，2000)。

诚然，如果考虑到这些移民在迁移后仍会与迁出国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比如汇款、频繁往返以及回流的可能等，那么上述结论，尤其是关于技术型和资本型移民外迁的悲观结论可能都会有所变化，但这些内容和本节讨论的贡献方式即移民的异质性Ⅰ无甚关联，后节才会涉及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