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新闽商的群体特征与日常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新闽商的群体特征与日常生活⁽¹⁾

上海新闽商是指1980年代以来到上海投资兴业、产业升级的福建商人群体，以区别1953年前的上海闽商。近30年来这一商人群体的发展颇为引人瞩目，企业集团和个体工商户总数在5万家以上，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上的有上万家。⁽²⁾就其数量而言并非名列前茅，但其发展呈聚起状态，并且行业中同乡聚集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上海城市生活中，新闽商群体一方面努力融入上海的商业化、现代化潮流，另一方面，他们也喜欢聚族而住、同籍而居，在上海周边的松江、闵行、宝山、浦东、南汇等区形成一些“村落”。他们的同乡行业协会、商会活动也多而活跃，单是注册登记的同籍商会就有40个，这些商会与福建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市福建商会保持密切联系，但又无从属关系，成为上海城市中一个独特的群体，有着相对独立的公共活动空间。目前，对上海新闽商纪实性的、新闻性的描述并不缺乏，但实证考察和学术梳理不多，而这样的研究是可以进一步考察上海的移民融入方式及其程度，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对上海新闽商来沪前的身份、在上海城市中的居住、社会交往状况、与原籍的关系等问题作一考察和描述，在此基础上对上海新闽商的群体特性作一分析与构建。全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两方面，一为在上海福建商会帮助下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统计和访谈记录。从2006年底开始，笔者在福建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市福建商会的帮助下，分别向福建各市县驻沪机构、商会和福建人聚集的各专业市场发放了4364份调查问卷，收回990份，有效问卷869份。同时又作了20余人的访谈。对象主要是闽籍商人。二为近30年来福建省人民政府驻沪机构档案、文件资料和上海市福建商会、福建各市县在沪商会的会议和会刊资料、通讯录等。

一、新闽商的来源

新闽商绝大部分为20世纪80年代来沪的第一代商人，他们在商业上崛起的路径往往与他们在福建的生存环境有着极大关联，也与上海和福建两地的改革开放形势相对应。确定新闽商来沪前的身份、学历、家庭状况等问题颇费周折，主要因为无论是商会统计资料还是抽样问卷调查，在涉及学历、资产和经商前职业这些问题时，往往比较敏感而语焉不详。因此只能将问卷调查数据与上海市福建商会、福建市县级商会会员登记表、闽籍商人访谈记录等互相参证，做一大致的判断。

新闽商在进入上海前的身份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来自福建山林地区的农家子弟。曾经一穷二白，受教育不多，但极具吃苦耐劳精神，也颇有经商潜质。1980年代初，他们初到上海时，往往选择低成本、低风险的行当白手起家，或摆地摊、或走街串巷，卖茶叶、香菇、木耳等农副产品，由相对简单的行业开始创业，经过数年的努力，完成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1980年代，上海对于福建人的吸引力并不是它的高速发展，而恰恰是在全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相对滞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闽粤地区由于四大经济特区的首先崛起，取得了先发优势，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上海等一些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则处于后方，承受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经济发展极为艰难，全国经济在这一段时间里呈现“二元结构”现象，上海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逐渐处在了劣势。与此相适应的是价格体制的“双规制”。其结果是从1978年至1986年，各地进入上海的产品以7.9％的递增速度向上发展，而上海销往外地的产品却只有4.1％的年均递增率。⁽³⁾这种“二元结构”和“双轨制”所蕴含的机遇，正是改革开放后最初进入上海的其他省籍人口可资利用的机会。福建人抓住了这种机遇，以一贯的吃苦耐劳品质和对于商业市场的敏锐反应，利用一切人脉资源，开始了最初的商品市场开拓。他们中的成功者发挥了“意见领袖”的效应，此后如滚雪球般，福建人迁沪群体越来越大。

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福建永泰人。永泰人是新闽商中比较早来到上海的福建人群体。1981年，永泰县的三位农民，闯到上海，寄居在徐家汇毛家塘曹家宅的农居中，以农舍作为据点，走街串户、摆地摊，生活和生意都渐渐有了起色。到1991年发展到3000多人，2001年已有1.3万多；经营规模从80年代寄居徐家汇毛家塘曹家宅农舍，到200多家永泰经营户聚集在一起，自然形成批发市场。其中几乎都是纯粹的永泰县梧桐镇的农民，所以外界都称之为“上海梧桐村”。1993年永泰工商局创办虹梅路市场，经营户又增加了300多户，再到莲花路新毛家塘南北货批发市场包含西邻鑫品市场在内，经营户已达1050多户。包含采购、批发、送货、储运等流通环节在内。现在，仅经营南北干货的永泰人已达到2万多人。⁽⁴⁾比永泰人稍晚一些大批进入上海的是周宁的农民，1980年代中后期，周宁人相互提携、一拨拨地到上海开辟钢材、板材交易市场，进入1990年代，这一部分商人开始由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购销，向采购、批发、营销专业化和行业多元化经营发展。在发展中原来由农民为主体的商人群体，逐步发展为农民、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多种身份结合的商人群体。

第二类是来自福建闽南的民营商人。他们在1990年代初陆续进入上海时，大多已在福建沿海的改革开放中积累了少量资金和经验，但不满足现状，试图寻求更大发展，到上海第二次创业。1990年代来沪者大都属于此类。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上海走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带动下，上海加快了市场化的步伐，在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发挥了率先作用。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以城市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为先导，整个1990年代，上海几乎成为巨大的建筑工地，它为石材、钢材、木材等建材批发市场的孕育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新闽商在这一领域的崛起最具代表性。与此同时，在城市住房紧张推动下的上海住房制度改革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催醒了上海房地产业的复苏。这些都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已有一定原始积累的闽籍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他们中一些人是最早参与上海旧房、旧区改造的地产商人，如新海投资集团和后来的世贸集团，而且他们的成功对福建人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闽籍商人向上海汇聚。

第三类是在香港、东南亚等地已拥有相当实力的闽籍侨商。他们一般在1990年代后半期进入上海，2000年后已有唯恐落后之势。他们中有些是闽侨的第二代，也有一些为建国后去异国他乡得到发展，改革开放后回国发展的。如当前在上海等地发展相当顺利的闽籍侨资企业：力宝、佳通、金鹰（莆田）、威斯汀（金光）、集昌、德胜和等。

二、群　体　结　构

许多资料和数据显示，新闽商在上海福建人中的数量居首位。2007年12月至2008年6月期间，笔者在福建省驻沪办帮助下，对福建宁德、泉州、莆田、漳州、龙岩、南平、三明、福州等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和商会、上海泉州侨乡开发协会进行了调查，据这些机构陆续提供的数据，目前上海福建人数量应在69.73万左右。但由于上海闽籍人口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一些因素制约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这些因素包括：在沪经商和务工人员的父母，因不习惯上海的生活，来沪居住一段时间又回福建；子女在沪完成义务制教育后，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分布在市郊各处的钢材、木材、石材等市场，往往一家公司多个市场批发经营点，统计人口时存在重复和交叉现象；部分县市区在沪没有设立驻沪机构和商会分支机构，对这部分县市区在沪人数的估算较为粗放，存在一定虚数。福建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市福建商会综合分析认为，50万以上为较可靠的数据。⁽⁵⁾其中，福建省各地级市在沪人口数量依次为宁德、南平、泉州、莆田、福州、龙岩、漳州、三明。厦门市在沪人数资料不详。由于厦门市在上海没有设立驻沪机构和商会分支机构，只有部分企业如星润传媒、舒友餐饮、宝洲公司等与上海市福建商会有联系，厦门市在沪企业之间也很少联系，所以无法获取更详细的资料。在县市（区）级中，超过3万以上数量的依次有浦城、南安、周宁、莆田秀屿区、永泰、政和、福安。超过2万以上人数的还有霞浦、晋江和漳浦。2007年10月，宁德市上海商会换届工作报告中称，有16万宁德人在上海经商创业，为各地级市之首。南平市仅浦城、政和两个县在上海经商人数就超过10万，蒲城县有7万，列全省县级在沪人数首位；周宁、永泰与政和，绝对数量不大，但在行业中聚集程度很高，主要集中在南北干货行业、钢材、木材等建筑材料贸易行业，市场占有率居绝对优势。整个闽商群体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如房地产开发经营、金融担保及钢材、石材、木材等的销售领域，还有餐饮食品、酒店娱乐和民营医疗等服务行业。

根据2007年福建省驻沪办事处和上海市福建商会通讯录进行分类统计，962份通讯资料，其职业若以机关、学校和科研机构、医疗机构、法政、新闻媒介、艺术、金融、企业、在校研究生分类，其中企业成员426名，排列第一。上海泉州侨乡开发协会是上海福建人中成立最早的一个注册同乡社团，其成员职业数量排序，也是经商成员数量第一。⁽⁶⁾

由上海市福建商会理事会、莆田上海商会理事会和问卷调查三者资料显示，新闽商的年龄结构比较明确。

上海市福建商会第七届理事会成员年龄统计

资料来源：上海市福建商会：《上海市福建商会第七届理事会组成人选情况登记》

莆田市上海商会会员年龄、学历统计

资料来源：莆田市上海商会：《莆田市总商会上海分会会员名录》

上述两表显示，新闽商群体的年龄主要在40岁到50岁之间，即1960年代出生者占最大比重，其次为1950年代、1970年代出生者。在上海福建商会理事会名单中，1960年代出生者是1950年代出生者的2.3倍，而在莆田市上海商会会员册中为2.8倍。

从869份问卷样本中显示的年龄结构大致也与前述一致。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占67.4％，即中青年占多数。其次为1950年代出生的占13％，1980年代出生的占11.3％。

上海福建人年龄结构

这表明新闽商95％以上为建国后出生，并且是中国义务教育制的受惠者，因此即便在作为商人前他们是农民，最起码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初中、高中程度教育。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生者由于中小学时代处在“文革”时期，而福建省也是建国后中国教育的边缘省份，因此总体上说他们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多，初高中教育也往往名不副实。莆田商会具有高等学历为2人，上海市福建商会理事成员大专以上学历较多，这与后者干部出身相对多一些有关。相当一部分新闽商是在有了一定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后通过继续教育在职获得高等学历。我们在抽样问卷调查中发现，受教育程度和经商前的身份二栏中空白最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除1980年代出生者外，其他年龄段的商人大都在经商前有过别的职业经历。对上海市福建商会第七届理事会161位成员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他们在经商前的身份几乎囊括农民、工人、学生、企业管理人员、干部、教师、退役军人、个体经营者等职业，福建省的全民经商热果然名不虚传。其中名列前几位的应是机关干部、个体工商户、国有企业管理者、退伍军人、教师等。⁽⁷⁾但理事以外成员的调查显示，农民和务工者出身的比例仍然不小。在对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和福建医科大学上海校友会的访谈调查中发现，一部分具有自然科学高等学历的专业人士，在改革开放后运用所掌握的技术从事商业开发活动。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者中，有一部分具有经济、法律、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高学历者，从事着一些与贸易、法律和高科技相关的专业技术的经营，成为当今知识经济的宠儿。

抽样问卷中有384份写有最初到上海的时间，从中可以发现1995年至1999年、2000年至2005年这两个时间段来沪的福建人最多，共计286人。

上海福建人抵沪时间统计

在869份样本中，女性的数量很少，只有101份，尚不到总数的八分之一，而实际生活中，女性所占比例要比这高得多。这是因为新闽商基本上属于家庭式外来人口群体，在40—50岁占多数的新闽商群体中，已婚并且与同籍女子结婚的比较多，她们往往跟随丈夫来上海。因此实际生活中，闽籍女性人数要比样本所体现的比例高得多。不过，这101份样本所含信息与男性稍有不同，主要体现在年龄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就女性样本而言，出生年代主要集中在60年代和80年代，其次为70年代出生者。而男性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者数量最多。女性2000年后进入上海的人数比90年代进入上海的要多。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101份样本中，初中生51人，高中生20人，中专生13人，大专生6人，本科生5人，硕士生3人，3人学历不详。

综上，这一群体有两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即1995年后进入上海的人数、中青年比较多，因此这一群体绝大多数进入上海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在进入上海前又都到了具有较为稳定的价值观、生活习性或婚姻家庭的年龄，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在本群体中活动，因为在本群体中更容易找到价值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们与上海其他人群的融合交流。

三、居住于交往

由于新闽商的来源和在上海的发展自有其特殊的进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居住、活动和交往范围。

新闽商所从事的行业固然各不相同，但崛起模式却惊人地相似，往往以夫妻、兄弟为核心，亲属、乡邻为纽带，滚雪球般地发展到整个家族乃至整村、整乡镇、整县市。因此他们的行业往往与出身地域相关联，整乡、整县从事同一行业的不胜枚举。这种在行业方面的同乡聚集现象在明清和民国时期的上海闽商中已经存在，只是新闽商表现得更为充分。周宁人主要聚集在钢材销售行业，永泰人主要执着于南北货专业批发市场，政和人开辟建材市场，蒲城人的小五金和建材零售店比较有名，邵武和将乐人的食杂便利店，沙县的小吃，连江人的网吧，南安人的石材，安溪寿宁的茶叶经销，莆田人的食品、木材行业和民营医院等等。他们的这种行业的聚集也影响到了在城市中的居住地区和居住方式。

上海市的所有区域都有福建人生活、居住和活动，但闽籍商人的活动、居住和交往范围呈现出一定倾向性。

根据问卷调查和各商会会员统计调查，闽商的企业或商铺主要分布在松江、宝山、闵行、闸北、浦东、南汇、嘉定等区，而他们居住的地区除前面所述区域外，还有杨浦、虹口、徐汇、普陀、长宁等。显然，更多是处于城市周边地区，居住地也并非市中心地段。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后，由于上海城区人口密度过大，配合旧区改造、商业街的治理等城市改造计划，上海人口有较大规模的向周边地区迁移的行动。新闽商所从事的行业，很多是关乎生活或生产资料的大型批发市场，要么临近居民住宅区，要么远离居民生活区，两者目前都不可能在城市中心地带。二是上海市中心寸土寸金，考虑到商业成本和居住成本，自然是选择地价、租金都比较便宜的城郊区域。1990年代，新闽商中的政和人在远离市区的松江等地，买地自造别墅，聚族而居，位于松江九亭镇的“九闽村”是比较典型的一处同籍聚集的“村落”。福建素有“八闽”大地之称，“八闽”之外加一闽，且村子又建在九亭镇，“九闽村”之称呼就出现了，这一称呼并不出现在门牌号上，也不见之于正式登记文件，但凡上海福建人都有耳闻。村子占地不足50亩，由20余幢单幢或双拼别墅组成，村中还堆土为山，掘地为湖，水中鲤鱼穿梭，山坡绿树成荫，四季花草生机盎然。居民近200人，大都沾亲带故，端着饭碗可以随便串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俨然福建农村古朴民风再现。⁽⁸⁾三是上海城市的开放度，是从周边向市中心发展。当1980年代初，福建人进入上海时，上海城市能够接纳外来人口也是由周边地区向市中心发展的。四是文化心理因素的考量。新闽商们从年龄结构上看，他们都是成年以后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福建城镇与山村居住空间比较大，也没有上海这样嘈杂。且新闽商中较多的更喜聚族而居，房型要求比较大，而上海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居住用房设计，市中心的公寓房房型都不大。问卷中涉及对上海城市的看法一栏，不少人就填了“拥挤、闹”的字样。一旦有了一定经济能力，他们会更乐于选择一个比较安静、空间比较大的场所作为居住地，而城郊区域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抽样调查显示，有常住户籍者人数并不多。所收回的869份有效问卷显示，其中，上海常住户籍43人，蓝印户口5人，外籍2人，宁波籍1人，未填者178人，其余640人明确填写为闽籍户口。显然无上海户籍者大大多于常住人口。但在沪购房者有176人（居住用房），这一数字四倍于常住户口数，说明在上海有稳定居所或有一定经济能力，将上海作为事业重要落脚点的人数占五分之一强。

户籍制度并没有影响新闽商们在上海居住和购房。访谈了解，买房者远远多于有常住户籍者，这些房产投资和居住兼而有之。以永泰商人为例。据永泰县上海商会粗略统计，永泰人在上海已有千余户购置了套房别墅，资力雄厚者一家还购置多套住宅；相当部分的永泰人在沪既是有房族，又是有车族，甚至一家拥有多辆好车的并不鲜见。同时约有两千多人已有上海正式户籍，不少人办理了居住证。他们中绝大多数子女都在上海学校就读。户籍不在上海者，则回永泰参加中考或高考。⁽⁹⁾相当一部分周宁商人也在上海购置房地产，拥有自己的小轿车，领到了上海“蓝印户口”和居住证，⁽¹⁰⁾已经成为新上海人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每年回福建过年的仍占80％以上。不少闽籍商人其企业所涉及的业务或子公司就联系着福建和上海两地，故福建、上海两地游走的也不在少数。

新闽商的日常人际交往，基本局限在同乡、同学和同行之间，就问卷调查显示，同乡圈子所占比例最大，有271份问卷对主要社交圈作出回答。其中210人填主要与福建人交往，34人填主要与上海人交往，2人填闽沪人都交往，25人放弃回答。显然这个数字表明新闽商的社交圈主要是同籍人，这与语言的不同有很大关联。当然，这并不是说新闽商的社交圈就只有同乡和同行，应该说在乡缘与业缘的基础上，他们也比较注意与社会其他阶层交往，注意与政府部门、金融界、法律界、新闻界等与企业发展相关人士建立良好关系。在这方面上海的福建省、各市县商会、协会起了很大作用。商会、协会往往容纳各界人士，并在新闽商和在沪专家及其他知名人士之间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上海市福建商会每年年底都要举办一次大型的、各界闽籍同乡都会邀请的团拜会。各市、县级在沪商会也会在一年中的春节、中秋、重阳等节气举行类似的各界聚会活动。各界同乡所建立起来的网络，及通过这一网络与上海各阶层建立的关系非常广泛，因此商会的活动能量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当代闽商延续了晚清民国时期的习惯，同业组织和社团组织众多。1990年代以来，福建省各市县区驻沪机构和在沪商会不断成立，他们中一些机构直接与上海各区县建立协作关系，这除了说明沪闽经济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也证明了上海福建籍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数量的规模。到目前为止，据上海市福建商会不断更新的统计，各种社团组织已达50多个。截至2007年12月14日，在上海福建社团有确认资料的会员有10249名，他们中许多是在上海的福建各市县区协会、商会等团体成员。有24个社团组织和社团分支机构成为上海福建省商会的团体会员，省商会的直接和间接会员总数达到4207个；加上部分尚未查核人数的社团组织，可以推断约有一万多闽籍各界人士参加了上海的各类福建社团组织和分支机构的活动，他们联系着上海50多万福建人。⁽¹¹⁾

在上海新闽商的婚姻关系中，与非闽籍通婚的不多。即便有大多是在外接受一定程度教育的人，他们多与同学成婚。新闽商的家庭生活中，夫妻、兄弟共同打拼的占有一定比重。经营成功的新闽商，基本是举家移居上海或至少是子女在沪就学、就业。

在抽样问卷中有专门涉及对上海的看法，包括让他们选择一些将上海与其他经商城市、或与福建比较等问题，只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填写了这些栏目。在填写者中，对城市印象共同提及的观点有，“上海发展空间大”，“交通便利”，“文明、繁华”，“适宜于事业发展”等等，当涉及与其他城市、包括家乡比较时，所填内容差别较大，倾向性的是“家乡人热情”、“上海人斤斤计较”等，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更多填“良好”和“无所谓”。就此而言，他们对于上海的认同并非在所有方面，他们与上海人群的融入不能一概而论。

创业和兴业是新闽商最为重要的生活目标。在问卷“未来打算”一栏，绝大多数填的是“事业有发展”或“开创一份事业”。

从调查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2000年后，相当数量80年代出生的闽籍青年进入上海，显然，他们的生活理念和方式与60、70年代的有明显区别，他们相当部分尚未成家，他们的地缘观念要淡薄得多，不少人希望在上海创一番事业，同时也期望在上海组成家庭。他们与上海生活理念与节奏的适应力显然要比其他年龄段强得多。

综上所述，从1980年代以来，上海新闽商群体在商业方面的成功，证明了他们对上海这座城市商业化有相当的适应性，在这方面甚至超过他们的先辈。但这种适应性更多地表现在商业领域，相比较而言日常生活方面与上海社会的融合度远不及商业领域。更多地与同籍人交往，同乡社团活动较多，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异地的群体内驱力。

四、群　体　特　征

关于闽籍商人的群体特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学者们已有大量的研究，时常被人提起的观点是福建商人的“知权变、善经营、敢拼搏、重乡情”等等。笔者以为，这只是对整个闽商群体特征的一般描述。综观新闽商在上海的发展轨迹，对这一整体所具有的特征需作一些具体分析。新闽商确实具有很强的乡缘意识、较好的商业素质和勇于创新冒险等特点，但这些特点所具有的表现却是多面向的。

新闽商的经商意识非常强，也比较能适应商业化的游戏规则。通常商业意识是包含着章程、法规这些程式化的内容，它会使人更理性而轻视非理性的亲情和排斥激情，但新闽商恰恰重视亲情、乡情。商场的拼搏和无情的优胜劣汰，并未消解乡情和亲情，商业的理性与乡情的非理性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他们与上海本地人和江浙人群体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点，这对他们在客居地的迅速稳定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却并不有利于迅速融入上海社会。

新闽商的同乡观念比较强，而且在异乡的土地上更加凸显。同乡观念是一种凝聚力，很多时候这种凝聚力像一张网，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商业化秩序尚未完备，正是依靠这样一张网，新闽商在一个尚未有序化的社会，成就了诸多商业帝国的梦想。他们在诸多行业的聚集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证。他们的同乡观念也在不断地向外移民、在客居地打拼的过程中得到强化。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群体的内驱力真的很强，有时群体内部力量的较量竞争会让人觉得同乡只是一个对外的概念。而且群体内部因地域出生的不同所产生的排拒甚至会大于与其他省籍。在这一点上，即便是新闽商与建国前的上海闽商无历史的延续性，但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于是常常会有成亦同乡、败亦同乡的状况出现。那么多的商会和行业协会，互相较劲，形同陌路的事不断发生。

新闽商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这促使他们不断地创新，当然创新与冒险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与其他商人群体比较，新闽商是做了再看，更强调主动出击、创造机会。这一特点往往使他们在商战中处于主动地位，另一方面在创业投资上，也会表现为一定的盲目性和非理性冲动。

与1953年前的上海闽商比较，他们既没有血缘家族的关联，所从事的行业或掌控的企业，也少有历史的延续性，但两者却有着诸多惊人相似之处，使人们不得不惊叹，地域文化因素的积淀和代际传递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首先在重视乡缘纽带方面，两者都会凭借同乡组织，将乡缘网络越出商界，最大限度地在客居地保持一种与各界经常性的交往和联系途径，以达到最大效用。其次，两者所从事的行业性质，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上海闽商主要在商贸流通领域发展，并且比较多地从事大型批发行业，而新闽商中虽然有不少企业集团的经营已经跨出了流通领域，但就整体而言，从事商贸者仍占绝大多数。第三，两者都有众多同乡性质的组织，这些组织在参与人员和机构设置方面互相渗透，一个人参加多个组织，成为多个组织的创始成员或成员的现象比比皆是。第四，两者都比较热心于慈善捐款。教育与家乡建设是他们共同关注和资助的对象。

晚清民国的上海闽商与当代的新闽商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新闽商群体中绝大部分是第一代创业商人，因此他们很有上升的空间，也是一个具有活力的创新性群体，但同样也是一个发展着的，并没有完全定型的群体，对他们的认识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其次，两者的起步方式和商贸网络也存在差异。尽管新闽商所涉行业领域、商品品种大大地超出了他们的前辈，但就整体而言，他们或起步于福建，更多凭借上海的改革开放，崛起于上海。他们的商业网络主要在国内沪闽之间，近年来部分企业集团向长三角地区发展。而晚清民国时期最富有和成功的上海闽商往往是行商，因从事东南亚与上海或中国东南沿海的埠际贸易而发家致富。

上海新闽商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群体，也是一个正在发展、变化着的群体，对他们的认识将有一个不断深入和提高的过程。

【注释】

(1)本文收入2009年度上海市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

(2)福建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2007年统计数据。

(3)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页。

(4)永泰县上海商会统计数据，2007年12月。

(5)福建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上海福建商会统计数据。

(6)《上海泉州侨乡开发协会通讯录》，2007年11月。

(7)上海市福建商会：《上海市福建商会第七届理事会组成人选情况登记》。

(8)陈翔钦：《可爱的九闽村》，《上海闽商》2005年第4期。

(9)张为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永泰人闯上海27年》，《青云之商》2008年第2期，第24页。

(10)蔡敏：《铁流千里：福建周宁的商业移民》，《上海闽商》创刊号，2004年12月。

(11)福建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上海福建商会编：《闽籍在沪乡亲通讯录》（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