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人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坚定性和乐观性。无论何时何地,环境多么恶劣,身体多么糟糕,甚至面临死亡,方志敏的人生价值观始终是坚定的和乐观的。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有一段方志敏对自己人生价值观的最直接表白。这就是方志敏在被俘入狱后面临死亡时所写的:“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的工作。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意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都下决心就义。”[66]从这段表白中,不难分析出方志敏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奋斗的人生价值观的两个基本特征:坚定性和乐观性。“一死谢党”是坚定性的表现;“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是乐观性的表现。正是有了坚定性和乐观性,才使得方志敏面临死亡,心中无一点个人悲伤、忧愁,“我们心体泰然,毫无所惧,我们视死如归!”[67]在方志敏心中,个人和党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只有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才是最为重要的,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奋斗而活着的人才有真正的价值。
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奋斗坚定而又乐观地活着,对方志敏来说,这并不仅仅是口头语言,更是实践行为。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志敏的革命实践行为处处都闪烁着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奋斗坚定而又乐观地活着的火花。诸如,在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中,他带病参加了“江西沪皖后援会”工作,尽管有严重的肺病,甚至吐血,但他仍然尽力之所及去做,将反帝运动深入于偏僻县份的群众中;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冒轻则坐牢,重则枪毙的危险,秘密做革命工作;在北伐战争中,冲破党内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束缚,面临国民党“A、B团”的进攻,积极组织农民运动;在吉安的减租运动中,召集农民代表大会及农民群众大会,积极做贫苦农民的思想工作,以激起“到会各色各样的农民们,都表现出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愤怒态度,散会时的口号,吼得特别洪大”。面临“昔日在革命运动中努力拼命地共产党员,到此,被捕的被捕,逃走的逃走,坐牢的坐牢,杀头的就更多了”[68]的情况,他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绪。”[69]大革命失败,潜伏回家乡弋阳之中,坚持“造起炉灶,再来干吧”,深入农村,组成了二十几个党员的支部以及同样多的群众团体,并形成了武装力量;在土地革命中,计划秋收起义,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在根据地,面临极端艰苦斗争,环境险恶的困难,他指出:“我们是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痛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70]正是有了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奋斗坚定而又乐观地活着的人生价值观,方志敏在担任弋阳县委书记时,敌人进攻十分紧张之时,说了一段表现坚定而又乐观的话:“不向困难投降,而要战胜困难;不怕生活艰苦,而要忍受一切的艰苦;不怕工农群众文化知识的低下,而要不禅烦的去说服,去教育,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工作精神。”[71]
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方志敏的人生经历中,遇到的困难和遭到的挫折都比一般常人要多。然而方志敏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而贡献一生的人生价值观的坚定性和乐观性,则是一般常人所难以达到的。正是有了这种坚定的、乐观的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而贡献一生的人生价值观,才有了方志敏的宽阔的政治胸襟、高尚的思想情操、执着的革命精神,也才有了方志敏面临死亡却仍然“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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