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走向

1．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困境

客观地说，19世纪以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比，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当缓慢。“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文知识自身增长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科学型知识对于人文知识的歧视和压抑，将人文知识看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的’知识，不是有实际用途的知识。”^[74]斯宾塞在慷慨激昂地指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时候就明确地说：“这些才艺、艺术、纯文学以及一切组成我们所谓文化之花的东西都应该全部放在为文化打基础的教育和训练之下。它们在生活中既是占闲暇的部分，在教育中也应该是占闲暇的部分。”^[75]

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方面的偏颇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人文世界’究其根源而言是一个意义的世界”。^[76]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只有人才是意义的守护者和追求者。忽视人文教育，其结果是导致人类生活意义的失落。20世纪人们不断惊呼的人文精神危机，实质上也就是人类生活意义无所着落的危机。

现代的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给人们营造了一个“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科学世界，对价值和意义的关注荡然无存。当人类失去内在的意义的指引和追求，产生的不仅是精神世界的荒芜，即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在这样“无情”“无意义”的人类的手中，也会面临巨大的危机。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就是大自然发出的警告。

对于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状况，著名东西方文化研究学者杜维明曾指出，中国是“一个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却又有非常短暂的现代记忆的民族”，“在我们的心灵积淀里面起最大作用的人文精神，是以近代西方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影响最大。这种人文精神以对自然的破坏为主要特征”；“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这种‘人文精神’……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比较突出强调工具理性……这是一种强烈的物质主义，是一种科学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相比较而言，……重视科学主义就相对地轻视人文学，如文学、哲学、历史和现代讲的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之类的学问”。^[77]

反观我国的学校课程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总体上的日渐式微，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杜维明的这一论点。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很长时间都被称作“冷门专业”，中小学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诸如小学社会、初中历史、地理、政治、法律常识等，都被称为“副科”。从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课时数少，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被不断边缘化，授课教师地位较低，而且用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模式来教学人文社会知识。这些课程在实际教学中也遭遇重重困难，学生对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越来越不感兴趣。

当人们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时，除了可以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本身找到发人深省的原因外，还应当审视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近现代历程。“20世纪末人们又重新开始就‘科学课程’和‘人文课程’（历史、宗教、艺术、哲学、语言等）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关系进行辩论。不过，与19世纪的那次辩论不同，这次辩论不是要提倡科学课程，而是要重新反思科学课程；不是要废除人文课程，而是要加强和改善人文课程。”^[78]

2．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转换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各种各样日益突出的人文思想问题已经引起全人类的关注和反思，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发巨大而深刻的哲学层面的思考。

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开始不断地向元科学层面推进，更自觉地实现着学科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自我批判。概括地说，在新的时代精神和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努力摆脱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经历着从科学主义范式向人本主义范式的深刻转换。^[79]

从社会科课程领域来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根本性转变也必将引发社会科课程自身的思考和探索。当代社会科课程的发展正是要贴近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脉搏，开拓课程发展的空间和未来。

（1）科学实证范式

自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后，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已经大大超出了库恩当时所主要阐述的科学研究领域，现在，“范式”以及范式转换的思想已经具有更广泛的认识论意义。^[80]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这种现象。^[81]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实证范式的形成以及影响。

自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开创以来，科学认识有了哲学的保障，这使科学在认识自然世界的过程中得到长足的发展。自然科学率先作为相对独立的科学从哲学体系中脱离，形成了具有独特对象、范畴和方法的科学体系。自然认识的科学化以及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改进了人类知识的基本内容和总体结构，提升了人类认识的真理性水平。追溯到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尔（RenéDescartes），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宣布了理性的独立和自明。物体和心灵成为两个彼此不相关的实体，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笛卡尔认为需要把一切观念都“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到了康德（Immanuel Kant），这位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通过其《纯粹理性批判》将理性的认知能力以及知识的可能性限定在数学与纯粹的自然科学知识范围之内，因为只有在这些领域内，理性认识才能实现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有学者说，康德的理性批判所考察的实际上是“纯自然科学如何可能”。^[82]所以，包括笛卡尔、康德在内的哲学大师们从认识论上论证了近代科学致知的可能性和方法论，近代自然科学家在他们的哲学中找到了逻辑起点。按照这样的哲学导向，科学的对象是“客观事实”，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科学实验。哲学和科学的目标就是获得可靠的、客观的、精确的、普遍性的知识。实证即可检验、可验证、可证实，这是近代经典自然科学的最本质的规定和要求。一种观察和陈述或假说只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实证材料和实验结果的支持，才被认为是科学的。客观性、准确性、确定性和可重复性是实证的基本内涵。于是在近代科学殿堂，形成了以客观性、实证性、精确性为主导原则的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科学成为人类知识发展的神圣目标和绝对标准。

实证方法在近代自然科学中的广泛应用和普遍有效性给了人们一种基本的信念，一旦将它应用于研究人文社会现象，对人、对社会的认识便会由此也成为科学。现代社会学的鼻祖孔德将实证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创立了实证哲学，并开始强调以实证方法研究社会问题。“那种客观性在方法论方面支配了我们的实证科学，并且它的影响远远超出科学本身的范围，成为支持和广泛传播一种哲学的和世界观的实证主义基础。”^[83]孔德在实证哲学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用实证的科学方法研究所有现象，包括社会现象，这样才有可能解释世界的基本和永恒的规律，从较简单的和较抽象的（如数学）到复杂和具体的（如社会学），都能达到实证科学的水平。继孔德之后，斯宾塞认为有机体在功能方面或组织原理方面的一些共通性特征同样适用于社会，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有机体。他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在本质上都是客观的、因果性的、有规律的，因而是可以观察、试验和概括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除了研究内容不同，在研究逻辑和研究方法上没有什么不同。

以孔德和斯宾塞的研究为基础，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首次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作了严格的界定，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因此，涂尔干被称作“现代社会学之父”，是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奠基人，他的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被看作是科学社会学的宣言书。涂尔干认为客观性是科学的出发点，社会学的进步取决于客观性的实施。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把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而且他认为社会现象是客观的，应将其看作社会本身的现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外部事物，必须摆脱我们自己对它们的主观意识，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部事物来研究。以这样的认识论为指导，涂尔干确定了以家庭、职业阶层、教育、宗教、法律、国家等为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确定了社会功能、社会整合、社会交往、社会团结等一系列社会学基本概念，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科学领域初步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体系。^[84]由此，从涂尔干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近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自孔德开始采用了相当严格的科学实证范式。

从社会科课程领域来说，正是以从孔德到涂尔干的近现代社会科学的确立为基础，1916年美国的学校课程中出现了以社会科学的内容为主体的社会科课程，其开创者甚至明确指出，社会科就是“特殊的社会科学”。而这种科学实证主义范式对社会科课程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2）现象学—解释学走向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面对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侵袭，德国文化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等一批有影响的哲学家开始努力为人文科学争取独立地位。他们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巨大差异，人文科学不能套用和移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与此呼应，在哲学领域，哲学大师胡塞尔（Edmund Husserl）也对横扫一切领域的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进行了深刻批判。胡塞尔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实证科学“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85]在胡塞尔看来，伽利略在从几何观点以及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字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来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负有的文化特征。这样，近代科学世界就“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86]逻辑实证主义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日常生活世界，二是科学实证世界。唯有后者才能达到“真理”，至少是达到客观的现实。在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中，同生活密切结合的直觉洞察事物的能力遭到轻视，唯有凭借科学理性的、抽象的见识才受到重视。科学的危机在于科学观念在近代被实证主义者简化为纯粹的事实的科学，从而造成近代科学对作为它源泉的生活世界的遗忘，以至科学丧失了生活的意义。^[87]

哲学发展的历程揭示，从狄尔泰、胡塞尔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一系列现当代哲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人本主义现象学—解释学走向开始逐步确立。

狄尔泰首先将“理解”界定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他认为，自然现象和过程是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的，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可以对其加以客观、实证的说明与解释，因此说明是自然科学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指向人类自身，尤其是人的思维、情感、意志和行动等。人类精神生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具有目的性；第二，进行价值评价，“人类的精神产物可作价值的判断，如果不形成各种价值判断，我们就不能对个人、社会、日常事务或历史事件进行充分讨论”；第三，“人类精神生活的规则、规范和原则，从道德原则到交通规则，从礼仪规矩到饮食细则，都不像自然法则那样具有永恒的有效性，它们是约定俗成的，而且富有变化”；第四，人类的“精神世界具有可传递性”。^[88]

在认识这四个特征的基础上，狄尔泰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具有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不可能被客观地加以解析和解释，只能通过理解才能把握。也就是说，在自然科学中，物质世界是一个可以看到和触到的世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只能说明，不能沟通；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沟通，只有通过体验和理解才能认识。理解是精神科学的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狄尔泰写道，“历史科学可能性的第一个条件在于：我自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探究历史的人就是创造历史的人”。^[89]主体与客体的这种同质性使历史认识成为可能。

后来，狄尔泰把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这两种方法概括为说明（Erklären）和理解（Verstehen）。说明就是通过观察和试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即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方法；理解则是通过自身内在的体验进入他人内在的生命，从而进入人类的精神世界。自然科学说明自然的事实，精神科学则理解生命和生命的表现。“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这句话已经成为哲学史上的一句名言。

这样，从狄尔泰开始，理解构成了不同于说明的人文社会科学独特的方法论的核心。

虽然狄尔泰将社会与自然、理解与说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等完全二元对立的做法为以后的学者所不取，但是，狄尔泰坚持用完全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方式论证了人文社会现象的可知性和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把理解和解释确立为人文社会科学（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论，不仅发展了一门理解和解释的科学，也成为新时代哲学的出发点，为后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以及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奠定了基础。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胡塞尔从批判客观科学世界已经远离原初的“生活世界”出发，指出其势必会陷入深深的危机中，而摆脱这一危机的道路就是“回到事实本身”，即现象学道路，重建人类理性基础之本身。现象学态度就是用“本质、直观的”态度来面对一个纯粹思想的世界。

现象学的“本质”不是通常意义上有概念可把握的、以物质的感性事物为对象的“本质”，而是指“思想上的本质”，它是直接呈现的，因而对“本质”的把握是“纯粹的直觉”。这是理性主体所构建的“意向性对象”，即“意义”。所以，思想对本质的把握、现象学的“直觉”，不是通过感官对物质世界的印象的被动承受以及在这种感知印象基础上的逻辑推论，而是思想、理性能动性创造和构建的结果。因此，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每个人的纯粹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都是其独特的能动性创造的结果。每个人必须经过自己的创造、理解、建构和体验才能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现象学指向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生活世界”，也即它是指向“人性”的科学，所以现象学又被称为“人文科学”。^[90]

当“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意义和价值不断显现。在现象学基本精神的启示下，诞生了各种人本主义哲学流派，包括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批判理论等。这些哲学导向深深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胡塞尔对于生活世界和无名称的意义建立的分析给予精神科学的客观性一个全新的背景”。^[91]

海德格尔在狄尔泰和胡塞尔的基础上认为，现象学就是解释学，将理解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认为“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将狄尔泰的解释学视野由认识论扩展到了本体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利科尔（Paul Ricoeur）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理解的本体论认识称为解释学发展中的一次哥白尼似的革命。在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那里，“理解”又在本体论的基础上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创立了哲学解释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现象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涉及人和世界的一切关系，是人生命存在的基本模式，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在伽达默尔理论的基础上，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评价伽达默尔的“理解”缺乏他所谓的批判的维度，哈贝马斯认为，人的知识和解释必然依靠许多嵌入历史与传统的不言明的假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套不同的假定是同样有效的。人文社会科学另外需要的是“深度解释学”，它使我们能够批判地评价不同的传统，并辨别意识形态扭曲及其与权利的关系，这也就是批判理论。^[92]

人文社会科学发轫于哲学世界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开始逐步实现向现象学—解释学的转向。

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胡塞尔现象学的形成，经过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进一步发展，人本主义的现象学—解释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成为当代主导性思潮之一。^[93]现在，“理解”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哲学理念，人文社会科学以理解来揭示生活的意义。理解不是对客观知识的说明，而是人生体验的表达方式，它卷入了人的情感、态度和体验，把握生命中的意义，获得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文本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