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政治发展,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发展也应当是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发展。传统发展观认为,在通向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上各国都有着类似的运动轨迹。由于这种看法忽视了各国政治历史发展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它所确认的普遍性发展模式观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抛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在谋求具体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都应当致力于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基础上的自主性发展。诚然,较之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任务更为迫切和繁重,对本国政治发展规律的探索也会更加曲折和艰难。有些西方学者以其西方中心论的主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楚楚动人的“政治模特儿”,认为这是各政治共同体政治发展唯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有的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国家的指导下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本国如法炮制,其结果证明引进的模式和制度的生命力是极其有限的,出现了与当地政治生态格格不入的景象。美国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布莱克断言,借鉴西方模式必须谨慎从事,决不能照搬,因为西方建制包含着产生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经过必要的调整肯定不适合于其他社会,每个社会都必须找出自己的解决办法来。只有自主选择适合自己民族发展道路和特色的政治形式,该国的政治发展才是内在的、稳定的和持久的。
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早期阶段,我国古代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政治发展就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政治文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和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中国政治发展决不可能从羡慕、敬仰或是从意识形态类同等方面出发去追求一个在另外的社会现实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政治模式。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与其他一些革命志士认为,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以变革求生存,首先要从政治革新入手,就是要把中国有史以来的政治制度根本推翻。他们向外寻求的新制度总体上是基于当时人们对建设强盛国家的认识:既然美国是最快富强起来的国家,其实行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制自然应当成为珍视与模仿的主要对象。于是,西方政治学说中的代议制、人民主权、分权与制衡、法治等被移植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政制设计之中,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初步构建起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参众两院,责任内阁,地方自治,多党并存的政治框架。然而,由于建立新政府成为革命党紧迫的革命目标,对西方政制的认识不足、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食洋不化”以及政治规划上的不周密成为同盟会领导者难以克服的缺陷。事实上,当时对于中国照搬西方政制的怀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例如,有关革命是否过于洋化?是否会有损于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松散的联邦制而不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否能够适应内忧外患的现实环境?西式政体在中国的最终流产,说明任何政治制度都不是可以由什么人凭空设计和操作的,都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并依赖于一定的环境和条件而存在与运行。即使是再完美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在任何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运行自如。仿行的所谓最“先进”的理念与制度未必最适合于本国的条件与要求。任何以变革求进步的政治革新必须适切于国情。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经验教训,也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些基本结论奠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与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已经基于自身的制度模式实现了经济崛起,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尊重,但仍有一些西方政界与学界人士固执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会伴随着向所谓西方式民主发展的要求,并且将当下的中国政治视为异类,这是价值观盲目自大、文明视野狭窄的表现。
追求中国政治的自主性发展已经坚定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政治发展的一项基本战略。邓小平早在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指出,“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9]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为蓬勃的生命力。”[10]2005年中国的联合国改革立场文件中明确反对将世界各国划分成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解释这一态度时指出:“有人提出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这样的分类本身是不对的,是不民主的。在民主问题上,各国因为国情不同,历史发展背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和文化及价值观不同,对民主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主张,民主存在不同的形式。同时,各国在民主问题上也有一些具有共性的看法,对共性和有益的东西各国应该相互借鉴。但各国应保持适合本国国情,适合本国发展,适合本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民主方式,只有这样我们的世界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也才能体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11]李铁映在《论民主》一书卷首部分指出:“在历史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同,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也有差别,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民主制度也是有差别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可以这样断言:适应自己国情的,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就是好的,就是自己所需要的；脱离自己国情的,脱离实际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是不适用的。”[12]习近平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国情和使命,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13]
我国政治学者从对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分析入手,为理解民主的国情问题奠定了基础。王沪宁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14]还有学者从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视角,在民主的国情问题上形成了成熟的见解。俞可平先生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普遍价值,有着共同的要素。但是,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都或多或少会带有自己的特征。”“民主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15]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形成于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中,对中国国家类型的政治判断,不能用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价值标准,并以此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发展,否定中国政治的当代性。与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坚持人民主权的价值理念,积极创造一切条件调动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与西方政治多元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共产党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认真倾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并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西方在政权结构内部凸现出分权制衡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的政权结构是在内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开展有效率的协作,负责任为人民提供服务；与西方的宪政理念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政治信任、道德自律的传统,并且正在不断完善确保权力正确行使的各种机制。[16]
然而,从国情的视角观察中国式民主,应当坚持全面、整体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化地去解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适合走西方民主道路的理由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国家大、经济落后；而另一些学者则举出反例来证明一些人口多、国家大、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建立起了西方民主体制。例如,就国土面积而言,俄罗斯、加拿大比中国大,美国与澳大利亚与中国相差不大,国家大就不适合搞西方民主,这一理由并不充分；就人口而言,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世界上一些人口小国如缅甸、不丹、尼泊尔等却被认为是非民主国家；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不少位居于中国之后的国家建立起了西方民主体制,并且,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已增长到6 000美元以上,即使有一些地区落后,但发达城市也不少,为什么这些地方不能搞西方民主呢?因此,回答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发展道路,不能以简单化的国情观点去解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