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民主文化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4]1989年江泽民针对一些青年学生缺乏对民主的正确认识,包括对西方民主的正确认识,他指出:“一些青年学生和群众对民主缺乏正确认识,法制观念相当淡薄。有的人所要的‘民主’,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状态,同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对民主的反动和破坏。他们所主张的极端民主化,即使在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是行不通的。”^[15]因此,加强对公民的民主法制教育,培育民主文化,是发展中国式民主的基础条件。在社会主义民主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既要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彻底坚决的改革,又要善于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16]

公民教育是民主的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途径,西方学者基于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成熟的实践而进行的总结与归纳值得我们分析与研究。撰写《现代民治政体》的英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布赖斯认为:“无论文明国或非文明国,教育都应该有的,并且愈多愈好；人人都应有一个尽量发展天才享受快乐的机会。教育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终有一个益处,那是无疑的。教育的种子播在政治的田园上,最后总有个收获；不过成熟的时期上迟晚一点,那是有的。”^[17]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等人曾把受过教育的人的态度与较少受过教育的人的政治态度进行过比较研究,发现前者比后者更意识到政府的影响,具有更多的政治热情,对范围更为广阔的政治问题抱有兴趣,参加更多的政治讨论,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影响政府,更能积极地参加各种组织活动等。以研究民主问题著称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如果公民教育的制度不够发达,那么能够让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予以加强。民主目标的信仰者们有义务寻找各种途径,以帮助公民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能力。民主国家在19及20世纪创造的公民教育制度,今天也许已经不够了。果真如此,那么,民主国家需要创造新的制度以取代旧制度。”^[18]亨廷顿在长期观察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发现: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形成相互信任的性格、追求满足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伴随的。^[19]

辛亥革命以迅疾的方式完成了封建君主专制向西方民主共和制的变迁,但它没有将新制度的根须扎进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传统土壤中。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支撑新制度发育的国民意识、文化精神未能树立。从瑞士、美国习得的“直接民权”对于当时的中国民众而言,只是空中楼阁。辛亥革命的发动依靠的是一批革命“志士”,脱离了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以及工商界人士,资产阶级革命党未能给予广大民众适应现代政治生活的普及教育。孙中山的《民权初步》,作为民主实习教材,也只提供了近代民主的一些操作方法,它是不可能在转瞬之间将民众的传统政治心理积淀涤除净尽的,培育起现代公民的政党意识、民主意识、自主意识的。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描述了辛亥革命后因广大民众与革命无缘而造成的民国与民众之间的疏离状态。1916年陈独秀指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20]为了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赋予新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将目标直指国民性的改造。任何政治革新都不仅仅是制度的变迁,更为重要的是政治理念与国民精神的嬗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领域启动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而它们的有效施行,同样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体相配套的观念、意识与素质。

完善公民教育、培育民主文化,将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当前应当把培育民主文化的重点聚焦在以下方面:公民道德的提倡和引导；健全现代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增进政治共识与社会信任；创设渠道让公民对政府最新的政策和社会发展的动态有机会获得充分的知情；营造公共的讨论与争鸣机制；弘扬先进英雄人物的事迹和精神；以多种形式焕发公民对公共福利的热爱以及对他人自由民主权利的尊重；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培养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

【注释】

[1]参见李存山《儒学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创新——与杜维明先生对话》,《哲学动态》1999年第4期,第15页。

[2]杜维明:《中国的崛起需要文化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第37页。

[3](西班牙)胡利奥·里奥斯:《中国社会思想兼收并蓄多种元素》,《参考消息》2014年1月7日。原载于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2013年1月6日文章。

[4]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5]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页。

[6]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7]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8]刘小枫:《儒教与民族国家》,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9]刘小枫:《儒教与民族国家》,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10]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11]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页。

[12]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13]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143页。

[14]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15]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1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17](英)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上),张慰慈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18](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7页。

[19](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半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6页。

[20]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