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制度要赢得人们的承认,是必须具有一些制度优势的,并且需要有知识、思想和信仰为它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提供支撑。因此,制度自信,首先是对制度背后的文化价值的自信。文化与政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一国家一民族之政治,乃其国家民族全部文化一方面之表现,抑且为极重要而又不可分割之一面。”[24]亨利·基辛格先生在《论中国》一书序言也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是文明的标志。”[25]
人们选择政治道路、构架政治理论、设计政治制度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并随着文化的更新与文明的进步推动政治领域的革故鼎新。文化更新也是有其规律可循的,“文化更新亦需自本自根,从内身活力发荣滋长。”[26]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在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中发现:“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27]“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28]
具有儒家传统的中国为什么在现代接受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任剑涛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的善良意志。个人内心的道德良知整合为天衣无缝的公共道德意志,人民被作为一个撇开了个体存在的集全概念,提升到道德化政治的中心位置。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鲜艳夺目。从这点上去分析卢梭思想与早期儒学的思想旨趣,不难看出它们的类同性。一方面,善良意志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轴心地位与功能,是一致地被看重的。卢梭设定每个人是善良的,因而每个人转让权利而形成的集合体意志,也就是善良的,这一意志推进每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早期儒学认准人性的本善或趋善的共同性,因而“不忍人之政”与“天下皆悦”与人性善有内在的关联性。儒的“恻隐之心”与卢的“内心良知”在此浑然一体。另一方面,统治者(或政府)的治权归宿,也是伦理(道德)化了的。君舟民水、民贵君轻实际上承诺了统治权权力的民约性质。[29]当然中国的革命者能够接受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不仅是基于儒学思想与卢梭思想的共同点,而且也是因为卢梭思想中存在着比儒学思想更为闪光的东西。卢梭思想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得以确认,政府仅仅是人民的代理人,不能代替人民行使自己的意志,只能在体现了人民公意的法律之下活动。儒学中人民的被动地位已经被根本改变。卢梭是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中最为激进的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一位思想家。马克思称赞他是不断避免与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表面上妥协的人。恩格斯曾经评价说:“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30]
刘小枫在谈到儒家思想时指出:“追求人世和人的完美性恰是儒家精神的基本品格,亦是儒家革命精神的理念基础。”[31]“儒家革命精神气质易于契合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道义性精神气质。”[32]刘小枫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同构性。他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同构性就不是一个什么的外壳,而是一个思想实体:对人世完美性的追求,其实质包括大同世界、人民民主、财富平等以及圣人正义论。”[33]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契合性,才使二者实现融合具备了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更新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34]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极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同中华民族精神相贯通,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架构中,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价值观与民主性因素,并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相契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些具有共通性的文化价值能够规范并支配我国政治领域民主体制的运行,为凸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奠定基础。
制度自信,除了来自于对制度优势及其价值观基础的肯定,还体现在对制度局限性具有清醒认识基础上的政治改革能力方面。列宁曾经说:辩证法“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35]辩证地看,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无论哪种民主体制,都有其优越性与局限性,中国的民主体制也概莫能外。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36],从文化层面来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我国的政治体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价值观与民主性因素,并且赋予这些传统价值新的时代意义,然而在强调某些传统价值的重要性时,要防止忽略另一些重要价值的作用,同时还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负面因素对我国政治体制的影响和渗透。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37]二、“从源头上看,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苏俄马克思主义为中介的。”[38]但是,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盲目学习苏联政治体制模式也给我国的政治体制造成了危害。1986年9月邓小平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39]2007年12月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后来,我们党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苏联模式有它的弊病,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40]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充分认识到,“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和封建主义残余的结合,可是个大祸害”[41]。
在文化价值层面分析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政治生活中一些重要价值及价值关系的认识与把握,不仅可以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奠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些具有共通性的文化价值之上,而且可以发现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蕴涵着对文化价值偏好的适度调整及一系列重要价值关系的正确处理,而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民主制度与民主体制深入认知、全面把握以及积极改革基础上的制度自信。
一、公益与私利
《礼记·礼运》中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资治通鉴》中说“为政之道,莫若至公”、“天地无私,故能有覆载,王者无私,故能容养”；朱熹在肯定了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42]思想的基础上,也提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私有故也”[43],这些思都表明了中国古人崇尚“公”的观念。熊十力先生在解释孔子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时,指出“此言天下为一家,全人类若一体。故一切共同生活之组织,皆本天下人之公共意力以为之,无有一人得参私意于其间者。”[44]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何信全教授认为熊十力所讲的天下人之公共意力,意思颇似卢梭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45]“尚公”的精神势必与追求“私利”、“功利”背道而驰。《资治通鉴》中引用荀子的话讲:“挚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免危削,綦之而亡……”[46]管子也说:“国多私勇,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乱；民多私利者,其国穷。”[47]“尚公去私”的政治效应,是使百姓和官员效忠于国家,这形成了中国人“国家本位”的价值观念。在中国,国家或政府的权威地位通常情况下是至高无上的。杜维明先生认为:在当代西方自由思潮的立场,权威主义的含义多半是负面的,但是权威主义的内涵如果进行仔细的分析,包括韦伯对权威的理解,其中确有很多微妙的东西,不能都把它统统讲成是负面的。其实权威这一概念原有健康的层面。[48]当然,“国家本位”不同于“官员本位”,官员的行为也必须与国家的意志与利益保持一致。当代新儒家思想家唐君毅先生曾比较过中西社会的不同。他说,西方的社会是权利意识凸显的社会；而中国社会是义务观点突出的社会。但义务的观点突出,并不表示只有顺民,因为义务的观点要从领导阶层入手。[49]
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方向与目标,也是中国古代“尚公”理念的历史延续与现代升华,它体现于建国后具体的制度设计之中。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同时宪法还规定,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政治是以追求公益为目标的,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的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不受资本的操纵,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50]
一切代表民意的组织和团体在传统的专制集权政治时代在政治上的生存和发展都是极为艰难的。只有到了需要将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来考虑时,政党才会作为政治运行过程的必要环节产生和发展起来。不少国家的主要政党都纷纷强化反映和代表所联系的阶级和阶层利益的职能,从而增加本党的政治生命力并且推动国家政治过程的顺利运行。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超大社会中,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通过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的过程以民主的方式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形成广泛的政治共识,才有可能把握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和认真实践。”[51]
在儒家文化中,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视作自私与贪婪,是被谴责的。列宁也注意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中缺乏对公民切身利益保护的内容。1922年列宁在给库尔斯基的信中谈到制定苏俄民法典时说:凡是“西欧各国文献中和经验中所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一定要吸收进来”[52]。中国政治重视公共利益,相对忽视私人利益。受这种文化价值偏好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建国以来,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上将维护公共利益与保障个体利益严重对立起来,在尊重与保障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缺乏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公益的同时,注重保障群众的切实利益。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53]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二、多数与少数
由于春秋时期民众在政治生活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民本论思潮逐步取代了殷周以来的神本论思想。杰出政治家管仲提出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54]的主张；儒家思想家中,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重民思想,荀子提出“下富而上富”的富民思想以及“平政爱民”的爱民思想等。古代民本思想中包含着统治者必须回应社会整体性愿望与要求的民主意愿,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近现代中国,民本思想都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金耀基在《中国民本思想史》中认为:“盖中国之政治,自秦汉以降,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局面,但总因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之影响,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减轻和纾解。”[55]陈胜粦在《民本主义论纲》中指出:“民本思想渗透到近代中国民主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它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思想资料,通过长期的积淀,已逐步内化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在更深的层面上对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进行制约。”[56]在中国半封建体制被推翻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人民主权的思想,民意作主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要始终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57]
作为新儒家学者,梁漱溟也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不足,他说:“每个中国人必须各自认识其义务而履行之,却从来不许谈权利。”[58]“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59]相比“统一的意志”、“集体的智慧”,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微不足道的。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著名专栏作家、中国问题专家内森·加德尔斯认为:“中国应当给予个人更多尊严和权利,确保更多的言论自由,强化问责制,更加坚定地反腐败。”[60]我们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古代“以民为本”思想的同时,需要将“民本”与“人本”并重,在国家的制度及法律层面上确立起“人”与“民”相结合的民主思想,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高度。重视大多数人的民意并不一定要轻视少数人的民主权利,中共“十八大”报告在强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同时,在小康社会政治建设目标中提出“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等,这是体现尊重多数意志,同时也顾全少数权利的改革性思维与做法。
三、一致与多样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中认为:“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中,惟人类则以‘有对’超进于‘无对’。”[61]他认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为无对,追求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宇宙的和谐。“无对”不仅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也是中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原则。钱穆在《政学私言》中指出:“故西方政制为政民对立,而中国传统政制则为政民一体。”[6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其中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而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此,谋求社会政治和谐,是当代中国追求的重要政治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规范,它体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之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除了政权机关、人民政协的协商渠道之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已经在更大的政治领域得以运用。听证制度是我国行政机关在制定涉及公民利益的政策时,通过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政治过程,为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偏好提供规范化的渠道和空间。听证制度规定当事人可以参与行政程序的过程,对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证据,进行质证辩论,说明自己的利益受影响的程度,使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比较和权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进行理性的裁量。政策制定者与政策对象在经过协商之后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公众利益的公共政策。为了解决基层社会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与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实践中设计出类似民主恳谈会的形式,鼓励政府与公民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协商对话,就地方公共利益形成共识,制定符合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在张明澍承担的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情调查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的最终成果中指出,喜欢协商民主的中国人与倾向于表决民主的中国人之比,是64.7%比18.2%。[63]该调查分析指出:“协商的民主,比较符合中国文化追求和谐的特征。”[64]
和谐是在承认多样、差异的基础上达成的一种融洽、包容的社会关系。和谐不是不顾差异、否定多样性而单纯追求一致性,它是以包容性为基础。邓小平曾经在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反思时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65]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布鲁斯·J.迪克逊认为:“在继续垄断合法政治组织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试图变得更具有包容性,吸引广泛的社会群体,减少对传统支持基础的强调。”[66]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体现出了在我国政治领域科学协调一致与多样关系的新政治智慧,其中强调:“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等。
四、精英与大众
《论语·子路》中讲:“苟正其身矣,于从政者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颜渊》中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中国为政者的道德禀赋是治国安邦的资质,也是能够为民作主的前提。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尊重和依赖具备比自己更高才德的人。因为他们能够爱民敬民,更好地代表、维护及实现百姓利益。早在1902年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中就指出:要“建立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家组织。”[67]他认为,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导,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中国共产党重视党内民主,认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因为“在中国所有的政党中,还从来没有任何政党像共产党那样集中了如此众多的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68]。并且,他们能够在代表、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69]由于政协委员中也有大量的社会精英人才,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协商民主的作用,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70]。
中国政治重视精英人物的才德在政治上的作用,但是否会相对忽视大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平等性?《论语》中就有“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斯为下”等诸多愚民、卑民的观点。孟子也提出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在苏共与中共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过分突出精英作用的“极端集中制”、“个人崇拜”的错误。194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71]平等,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不是官员当家作主的地方。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十一届提高了5.18个百分点；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0.42%,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占代表总数的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近年来党代表选举工作重心下移、将结构比例向一线倾斜已成趋势。统计显示,近年来党代会基层党员代表的比例,从十四大时的22%、十六大时的24.3%,增加到十七大时的28.4%,十八大进一步提高到30.5%。[72]
五、信任与监督
在先秦诸子当中,孟子是第一个系统的讨论人性问题的哲学家。孟子的“性善说”认为善是人性中固有的、天生的。在《孟子·告子上》中写道: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73]他将人性为善的观点概括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74]孟子之后,从西汉到晚清有许多思想家持有性善论的观点。在性善论的观点中,对君王圣人之性的赞美,维持了中国人对君王和国家的一种“信任”取向的价值观念,这与西方“猜疑”的价值取向是明显不同的。陈弱水指出:“儒家‘内圣外王’式政治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最大的差别是:它所关心的焦点在于如何实现‘权力的可能善果’,而不在如何防制‘权力的恶果’。”[75]梁漱溟认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架构之中,到处弥漫牵制平衡与不信任人的精神,此与中国民族精神本乎性善论,而发为信任人的政治,可以说颇异其趣。[76]中国的老百姓基于对儒家型政治家自我约束能力的信任以及政治家对人民福祉的承诺,通常都会很和顺,不造反；但是当这种信任一旦失去,造反起来也很彻底。这就是儒家“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民主思想。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获得人民在政治上的持续信任,其领导地位在宪法序言中被明确规定,是需要理由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向世人昭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找到了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明确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77]正是基于信任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的,避免了西方国家因党争及执政地位频繁更替导致政策缺乏稳定性,难以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的问题。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谈到中国式民主与政治信任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其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中国式民主,那种从上而下的管理和从下而上的活力,最终能够使得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也信任政府。中国没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78]
政治信任是中国政制设计的基石,但这不意味着权力不需要接受监督,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曾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存在着官僚主义复活的危险,尖锐地指出:苏维埃国家已成为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79]。毛泽东针对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提问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0]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
六、中庸与侧重
中庸是儒家处理政治关系和作出政治决策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方式,强调“过犹不及”,反对做事走极端,主张任何事情都要遵循一个适当的标准“度”。毛泽东曾说:“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研究一番。”[81]1920年列宁就曾谈到苏维埃政权中民主与专政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与专政并不矛盾。[82]为了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避免“过”和“不及”两种极端民主类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79年2月叶剑英在《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一文中指出:“要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83]为了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把握好权威、民主、法治三者间的关系,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者关系如表8-4所示:
表8-4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关系示意图
三者“有机统一”的政策规定从理论上排除了中国政治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坚持党的领导”强调权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民主,“依法治国”强调法治。权威、民主、法治都是中国政治生活必需的政治价值,三者缺一不可。但同时要求三者之中的任何一项不能走向极端,即不能因为要民主,就忽略权威与法治,也不能因为要权威,就排斥民主与法治,同时也不能因为要法治,就轻视权威与民主。
毛泽东在指出中庸是孔子发现的重要哲学范畴的同时,认为中庸思想本身具有折中主义的成分,并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子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84]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的“两点论”中的“重点论”,折中主义就是不向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偏向。为了避免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走向极端,同时也避免陷入无原则的折中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同时,着重强调了保证与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性目标,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85]
七、结果与程序
西方人的思维特点源于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习惯从各种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带有普遍性、本质性的理念或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和规范具体。儒家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概念或标准,即探究事情究竟是什么?而是重视事物的存在形态,即怎样去做的实用理性。孔子说:“君于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86]梁漱溟先生认为:“从中国已往历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为伟大。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87]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是盲目排拒,也不是盲目钦羡,而是根据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以正当合理的标准进行取舍。这是儒家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
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是巴黎公社类型的政权,但同时也指出俄国苏维埃政权避免了巴黎公社所犯的错误[88],体现出俄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模式过程中务实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将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运用于政治领域,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与优势:1.重视社会政治结果,通过结果证明其手段的合理性。1987年6月邓小平就我国新时期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务实的意见。他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又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89]。2.对外来政治文化具有包容、借鉴能力。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学习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90]
与传统中国类似,俄国原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国家,重人治而轻法治的现象并没有因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改变,列宁明确提出了“创立新法制”的思想。建国以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中国政治生活中,如果缺乏法律程序约束和健全的民主制度,高效率的决策与执行体制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决策失误。1989年6月21日彭真在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指出:“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好宪法,还制定了一批基本法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已经有法可依。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敷衍了事。党的总书记竟在这方面发生了问题,经验教训够深刻了。在我们的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积极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通过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解决问题。任何人无权违法胡闹。”[91]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综上所述,民主自信首先是对民主制度背后的文化价值的自信。我国的民主制度与民主体制之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制度优势,其中一个原因是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价值观与民主性因素,并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相契合,为确立起以追求公益、敬畏民意、促进和谐、尊重才德、避免纷争、平衡价值、注重结果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协调政治生活价值偏好的角度着力于解决公益与私利、多数与少数、一致与多样、精英与大众、信任与监督、中庸与侧重、结果与程序的关系问题,为建立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健全的民主提供了价值支撑,体现出对我国民主制度与民主体制深入认知与全面把握基础上的制度自信。
【注释】
[1]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9日。
[2](美)陈捷:《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安佳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3]参见《2013年全国两会调查》,人民网,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3diaocha/,2013年3月。
[4](英)马丁·弗莱彻:《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参考消息》2008年8月24日,原载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08年8月23日文章。
[5]转引自刘杰主编:《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3年》,时事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291页。
[6]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7](英)厄恩斯特·盖尔纳:《公民社会的背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年第3期。
[8]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9]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0](美)阿玛蒂亚·森:《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载《人与国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11]曾培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领导者和实践者》,《求是》2011年第11期。
[12]参见朱剑红《中国经济,世界奇迹》,《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1日。
[13]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 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302/t20130221_30027.html,2013年2月22日。
[14](西班牙)恩里克·凡胡尔:《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参考消息》2011年2月14日,原载于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2011年2月9日文章。
[15]参见《中国重新确立在世界的地位》,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008年5月23日。
[16]吴邦国:《全力以赴夺取抗震救灾斗争全面胜利》,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22/content_8229578.htm,2008年5月22日。
[17]透明国际:《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透明国际网站,http://www.transparency.org/ cpi2013/results,2013年12月3日。
[18]司马义·铁力瓦尔地:《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伟大旗帜 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13年8月9日。
[19]陇兴:《十六大以来党的民族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6日。
[20]2012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召开,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
[21]2013年1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安排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2]201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向全国人大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23]2013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全国人大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4]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25](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序言,胡利平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26]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27](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页。
[28](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3—67页。
[29]任剑涛:《现代性视野中的儒家伦理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276页。
[30]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31]刘小枫:《儒教与民族国家》,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32]刘小枫:《儒教与民族国家》,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33]刘小枫:《儒教与民族国家》,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34]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
[35]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3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37]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38]张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光明日报》2013年5月15日。
[39]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9页。
[40]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41]万里:《如何认识和对待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42]《孟子·尽心下》。
[43]《四书章句集注·万章上》。
[44]熊十力:《读经示要》第3卷,台北广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页。
[45]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46]《资治通鉴》卷四。
[47]《管子·禁藏》。
[48]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96—397页。
[49]转引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0页。
[50]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9日。
[5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1日。
[52]列宁:《给库尔斯基的信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列宁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版,第444页。
[5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54]《管子·牧民》。
[55]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页。
[56]陈胜粦:《民本主义论纲》,《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6—597页。
[5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58]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59]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60]骆珺:《中国应积极发挥体制优势——专访国际著名专栏作家内森·加德尔斯》,《参考消息》2012年12月4日第11版。
[61]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62]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63]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2012》,社会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
[64]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2012》,社会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65]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66]参见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67]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68]李铁映:《论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69]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7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71]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72]刘杰主编:《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13年》,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8页。
[73]《孟子·告子上》。
[74]《孟子·告子上》。
[75]陈弱水:《追求完美的梦:儒家政治思想的乌托邦性格》,载刘岱编《理想与现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版,第231页。
[76]梁漱溟:《中国民旋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台北学术出版社1971年版,第125—134页。
[77]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9日。
[78]参见钟连《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参考消息》2012年6月25日。
[79]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80]胡锦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一),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页。
[8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致张闻天》,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82]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83]叶剑英:《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页。
[84]毛泽东:《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8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86]《论语·里仁》。
[87]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88]列宁:《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0页。
[89]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43页。
[90]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9日。
[91]彭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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