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

主流价值观提供人民判断是非的标准，为所有的社会行动和政策制定提供“意义框架”^[1]。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一个国家的黏合剂，是当今中国凝聚改革共识的基础。历史证明，信仰失落必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失序。

中国社会要成功完成现代社会转型和国家复兴之梦，必须锻造并普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流价值观。

2010年，一个叫马诺的22岁的北京姑娘，在江苏卫视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一语惊人，赤裸裸地表白“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2]，以“拜金女”标签迅速走红网络。

2013年5月，柳传志在做客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时，引述了一个用手机上传的幽默小段^[3]:“一个女的在街上，钱包被人偷了，大声喊‘小偷偷东西了’，没一个人理她，她一喊‘警察打人了’，大家全都过来了，哪儿是警察，都这劲头，其实这是真实的表现，就是很多事不公平。”

来自草根和精英的两段惊人之语，某种程度上恰恰可以概括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突出矛盾:物质至上的拜金主义和仇富仇官的民粹思潮并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地位，开始建构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30多年来的开放使得西风东渐重起，各类社会思潮大量引介到中国，市场朝向的变革也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价值多元成为个性解放的口号。

转型期的特殊矛盾也为形形色色的主张提供了某种“借口”。

2 0 1 3年6月7日，“厦门闽D-Y 7 3 9 6公交车在途经BRT金山站往南500米处突发起火。截至8日凌晨，大火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4]。其中8名为正赶去参加高考的学生，整个厦门沉浸在悲痛中，而随后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更令世人震惊:这是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陈水总“被警方定性‘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5]。

“2013年7月20日，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一名中国籍残疾男子引爆自制爆炸装置。经公安机关初步核实，该男子叫冀中星，曾在广东东莞打工，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多年。”^[6]连外媒也注意到网络情绪和媒体框架的某种“暗合”:“在网络世界，有人将冀中星的行为视作‘英雄作为’”，不免让人感到“戾气弥散的风险”。而“媒体不断曝光冀中星贫穷的家庭和不良的社会环境，一些记者也在网上公开发表同情肇事者的言论”，“一股自下而上的暴戾之气似乎也在中国社会积聚升腾”^[7]。

什么样的冤屈也不是滥杀无辜的理由!来自底层的某种暴戾心态让整个中国为之震恸!弱者伤害更弱者只会引致整个社会心态的崩塌^[8]!

今天的中国并不缺少形形色色的价值观，但缺少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共识，这对任何社会都是危险的，“思想争鸣和多元化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国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有一套同行的价值观，一套多数人视为正确的道理，作为主流思潮和社会的稳定器”^[9]。

因此，一个社会可以宽容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对具体事务的不同意见，即所谓“忠诚反对”^[10]，但难以容忍悖逆核心价值的行动。

市场经济的主体多元必然带来利益多元，但分化的利益仍然可以在主流价值的引领下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多元不意味着分裂，关键在于基本的价值认同。因此，什么是当今中国社会应该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已经成为关乎中国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首要课题，也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成败。

而主流媒体是主流价值观最主要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责无旁贷。在社会转型和网络崛起的双重背景下，以符合中国社会进步潮流的主流价值，引领共识，“制造同意”是本文研究的起点。

笔者以为，社会转型与中国传媒业的“双转”并行是对中国主流媒体宣传主流价值规范、整合社会的最大挑战:

所谓社会的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促进从封闭的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11]。

中国传媒业的“双转”即体制转轨和媒体转型。

所谓传媒体制转轨，即从计划经济经济时代的大一统的事业体制、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的“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向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企分离的双轨制转变;媒体转型是依托数字技术的推进，在多媒体融合的大平台上，从传统的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单一媒体向多媒体转型。

社会转型恰遇网络崛起是中国社会的独特风景。网络的全球化、个人化、隐匿性特征，使得人类思想表达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普通人可以聚合各类意见通过网络参与社会决策，干预现实进程，从而导致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局部修正，同时也对既有的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方式形成了极大的挑战。最新的统计显示，中国已经有超过5亿的网民^[12]，进入网络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各种思潮在网络上滥觞，生生不息，事实上形成了多种非主流的多元意识形式。转型期的中国独特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为多元意识形式的传播和较量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左中右甚至各种极左、极右的思潮同时并存，目前集中表现为对内的民粹主义和对外的民族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借助于网络，各种思潮都在拼命争夺自己的信仰者。“问题与主义”之争^[13]大大增加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争夺的难度，也极大地妨碍了转型中国建构新的社会认同。

另一方面，数字化与公司化并举则是中国传媒业从大一统计划经济逐步转型以来经历的最大变革。从提供新闻作品到提供新闻产品的一字之差，却意味着运营理念的全方位转变。

本文要探索的是:在新媒体咄咄逼人的竞争压力下，经历转企改制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的主流媒体既要保证自身的生存，满足利润要求，又要履行社会责任，如何同时完成“引领风尚、教育人民^[14]”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双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