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分析

与本课题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关于主流媒体的研究，二是关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社会认同，三是关于当前中国社会思潮特别是各类网络社会思潮，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1．在关于中国主流媒体的研究文献中，最多的集中在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方面，这也是最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之一。

在知网的检索中，截至2013年6月，以“主流媒体”为篇名的研究论文为916篇，其中以“主流媒体”和“舆论”为篇名的论文为151篇，近10年来，无论新闻业界或学术界关于主流媒体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主流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引导权的较量等全成为主要的研究领域。但以主流媒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篇名的只有两篇，分别是唐励《论主流媒体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使命》(《新闻界》2009年2月)、武来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广播电视主流媒体责无旁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6月);以“主流媒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篇名检索结果为0;但也有研究开始注意到了一些媒介品牌节目在社会价值传播中的作用，如麦尚文《价值传播与社会认同——〈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价值观呈现与传播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5月)中认为“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意义系统’的建构中，大众媒介是重要的支撑因素，尤其在价值观传播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国内媒介并未能充分担当这一责任”，“新世纪以来社会转型新阶段中的新媒介传播格局更是加速了个体价值观的多样性与变异性趋势，迫切需要通过媒介进行价值黏聚整合与传播，提供价值参照系。媒介无疑是社会价值的‘整合器’、社会共识的‘孵化场’”;而以“主流媒体与主流价值观”为篇名的研究文章只有笔者在2008年4月发表的《中国主流媒体与主流价值观之构建》(《新闻与传播研究》)。相近的文献也很少，如荣荣、刘卫东的《论主流媒介对主流价值观的维护功能》(《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3期)等，由此可见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也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2．在关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强调了彼此的深刻关联。

李淑梅教授在《意识形态与人的社会认同》(《学习与探索》2005年5月)中阐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利益日益分化、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注重对意识形态与日常意识关系的研究，在多样性的价值取向中寻求统一，在基本价值指向上达成社会共识，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理论课题”，并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运行离不开日常社会意识的认同”。周小李、肖铁肩在《意识形态及其对社会认同的影响》(《求索》2008年12月)中认为意识形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最基础层面，主要对世界及意识形态基本理念作出解释和说明;二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层面，主要涉及价值、信仰选择和实践评价的依据问题;三是意识形态的目标层面。涉及意识形态基本理念得以实现的目标、途径和手段”。“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意识形态是社会群体用来使世界更利于他们所理解的解释框架”。这些研究中都指出了转型社会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社会认同提出的挑战。

刘明君、郑来春、陈少岚在《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中讨论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挑战，关海宽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经验、问题与路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中“侧重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局面、思想困惑、现实挑战及当前应高度重视与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和相应的思维路径与实践对策选择的研究”。

樊浩等的《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以大型调查报告的形式，在思想、道德、文化等三大层面，分述了当前我国社会思想的“多”与“一”的冲突和意识形态战略，涵盖了公务员、农民、企业家、知识分子、新兴社会群体、城市弱势群体等社会各代表阶层的调查数据。

还有部分学者已经注意着重讨论网络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在近期的文献中，杨立英、曾盛聪的专著《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最终成果，“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发展作为逻辑起点，从价值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的两个维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主体的内在根源。分析了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与趋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探索并论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境遇的应对之策与自身发展之道”。书中认为“意识形态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而观念和思想的体系及功能制约着文化诸体系的发展”(第228页)，概括非常准确，书中第三章“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第四章“网络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关于全球化经济霸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霸权与西方政治价值的渗透、网络价值世界多元化及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等章节很有新意。

张骥等的专著《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是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战略”的最终成果。书中指出“国民之所以能够做到有序地生产和生活”，主要受制于以下几个因素:“(1)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2)基于对政府政绩的高度认可和信任;(3)整个社会拥有良好的道德规范体系与和谐的人际氛围等”(第44页)，“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第45页)，文化安全“从国家层面上分为:国内文化安全和对外文化安全。国内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文化领域免遭破坏，确保本国人民的精神、道德、伦理、政治信念等不受危害，如没有道德失衡和政治信仰危机等;对外文化安全主要指本国的文化环境、文化领域免受他国文化行为的威胁、损害，如能有效抵御他国对本国传统文化、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等的侵蚀”(第15页)。书中对西方政治思潮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外宗教思潮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扩张战略的新特点，苏联和东欧剧变和中亚国家“颜色革命”对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等都有论及。

3．关于当前中国社会思潮特别是各类网络社会思潮的研究。

马立诚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中提出当代中国有八大社会思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在近年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等的相关论述中，如刘少杰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3月)，宁先圣、石新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当代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梅荣政、杨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思潮析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月)等。学者们较多提及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怀疑主义等。

当前网络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外的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民粹主义。

关于民粹主义本体的研究

俞可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 1月)中较早对民粹主义概念作了基本的梳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如皮尔-阿德列·塔奎夫所说，‘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了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林红在其专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4月)中指出草根阶层历来是民粹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民粹主义的概念梳理、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民粹主义的实证分析，除了系统深入回顾了民粹主义的历史和概念外，作者对俄国、美国、拉美地区、欧洲、中国台湾地区的民粹主义都有详细介绍，特别是针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民粹主义政治的分析，对其社会政治根源、民粹主义理念等都进行了介绍和反思，很有借鉴意义。

关于网络民粹主义倾向

唐小兵在《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南风窗》2008年第3期)中特意指出，“民粹主义最广泛的表达是在互联网上，人民成了不能被批评的敏感词汇，因为人民是改革进程的利益受损者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里的唯一美德保存者，每当发生贫富阶层或者个体之间的社会冲突，不管谁是有道理者，互联网的往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意’总是自然地压倒性地倾向于弱势者一方，对于强调理性探讨的知识分子的发言总是不屑一顾，或者口诛笔伐”。

王君玲、石义彬《网络事件中民粹主义现象分析——以“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为例》(《国际新闻界》2009年4月)认为，在“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事件中，“言论关注的焦点以及立场倾向发生转向的依据是事件双方当事人的社会‘身份’，这个显示了鲜明的对精英阶层的反对与排斥和对底层的崇尚，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思想。民粹主义在当下网络中的存在与表达有自身的特征，其产生的背景是社会转型期国内矛盾在网络空间的激化”。

陈尧的《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集聚到社会运动》(《学术月刊》2011年6月)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以反权威、反精英主义的底层姿态出现。“尽管网络民粹主义表达了来自社会底层的诉求，强调了对改革公平性的关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它利用极端的、偏激的，甚至暴力性的语言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非理性表达，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信任和仇视，并不时地与现实中的集体性事件结合起来，试图推动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的形成，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激化社会矛盾、分裂社会的后果。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最根本的方法在于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前提下的社会公平、公正。一方面，应完善普通民众和底层社会政治参与的途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最大限度地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另一方面，在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上，积极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保障建设，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条件，在经济领域实现分配正义。”

同样王璐、方晓强的《网络民粹主义的潜流:2000—2010年中国网民行为意识的个案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1月)也注意到网络民粹主义和现实社会的互动，陈龙的《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月)认为，“网络草根传播的民粹化导致了传播的非理性，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引发的文化政治对抗心理，而根本的心理根源则是‘力必多’释放带来的。这种网络传播文化可能导致传媒文化的低质化”。雒有谋《也谈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兼与陈龙教授商榷》(《新闻爱好者》2010年3月)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网络的多元表达尤其是包含在其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引起了学界高度的警惕甚至过分的紧张。本文以为，网络民意表达中显现出的民粹主义倾向完全是转型期社会危机的正常反映。故无须放大草根传播中的某些负面因素，应该倍加珍惜网络创造的繁荣的言论空间并以此为契机来改善整个媒介生态”。

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

民族主义是历史悠久的意识形态，网络工具使它获得了全新的表达空间。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网络民族主义在年轻人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环境，令中外瞩目。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等。

从2003年起，《国际先驱导报》先后推出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文章:如2003年9月23日《网络民族主义掀开中国民族主义新篇章》称，“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主要以书籍为载体，《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三本书的出版折射出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提升。而民族主义呈现出的最显著特点是:以网络为平台，发表爱国主义言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网络为‘根据地’，集结志同道合者并采取反对日本右翼的具体行动，故而可称为‘网络民族主义’”。因此该报被认为是传统媒体关注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端和网络民族主义的坚定鼓吹者。2008年4月15日在《网络民族主义吹响新号角》中称，“5年前，《国际先驱导报》曾撰文称网络民族主义掀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新篇章。5年后的这个春天，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则在虚拟空间中完成了真实的嬗变。”该文将网络民族主义称为互联网上的“新爱国主义”，“拉萨‘3·14’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后，从第一时间设立网站反击西方媒体的偏见和歪曲，到走上街头用血肉之躯护卫熊熊燃烧的奥运圣火，阳春三月，海内外千千万万普通的华人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不约而同地用行动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正民意。”“此次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正是借助了互联网这样一种革命性的传媒手段和通讯工具，创下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三个‘前所未有’”:“第一，地域之广泛前所未有;第二，观点之一致前所未有;第三，效果之显著前所未有。”

卜建华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探析》(《东岳论丛》2010年4月)认为，“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思潮，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当前社会意识形态的缺失有一定的弥合功能，但也隐含着种种不确定性。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强化政府执政权威合理性的政治功能、重塑民族精神的激励凝聚功能、社会运行的调控功能和社会发展的整合功能。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内容空洞化和内在建设的不足决定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两面性和不可预测性，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是一种负效性。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功能，对于当代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及意识形态的重建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卜建华在《极端网络民族主义倾向的表现及其批判》(《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4月)认为，“当前青年极端网络民族主义表现为政治上的狂热激进、文化上的保守狭隘，处理外部矛盾强调敌视与对抗的战争思维，面对社会问题表现为‘无为’的情绪型‘内政愤懑’。其在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背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这一判断虽然尖锐但比较准确。

安珊珊、杨伯溆的《中文BBS论坛中涉日议题的网络民族主义呈现》(《青年研究》2011年2月)一文通过研究发现，“网络常态与舆论中的涉日议题在不同论坛具有不同类型偏好;涉日议题并非均为负面话题，也不能普遍性地引发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讨论;该类议题所触发语言暴力的程度低于其他常规性议题;不同论坛间用户在部分议题类别上分别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态度差异。”这对纠正人们对网络论坛民族主义倾向一边倒的印象很有帮助。

王军的专著《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是对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外交较为系统的阐述，全书分为“背景·概念篇”、“现象·经验篇”、“总结·反思篇”三个部分，对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表现都作了梳理，并反思了网络民族主义的盛行，归纳了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动员与疏导机制，“探究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是如何渗透和影响中国外交的”，并作了相关学理探讨。文献综述部分，作者援引了托德·穆森(Todd Munson)、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China's New Nationalism:Pride，Politics and Diplomacy，Berkeley＆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等的英文文献研究，如格里斯侧重从国际体系变迁以及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吴旭的专著《中国网络民族主义》(Xu Wu，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Evolution，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New York: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介绍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演进并进行了反思。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近期国外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

4．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此类研究首先探讨的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现状、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中央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涵等。

罗燕明在《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5月)一文中认为，“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先后出现过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进步的价值观。目前中国社会的多元化是三种价值观相结合释放出来的正常历史进程。只有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三种价值观相结合的综合意识形态作为主流价值观，才能适应、应对和处理多元社会的矛盾或要求，因为它体现了当代中国所需要的社会正义、民族大义和市场公正。社会主义政策的出发点始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宣兆凯总执笔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调查研究”的最终成果。采用“追踪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通过与2005、2007年两次社会价值观的大型调查结果的比较，推断近年来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规律与发展趋势，通过对大众价值观与核心、主导价值观之间的横向对比分析，认识它们之间的契合与差距”等，报告除了总论外，还分为经济价值观篇、政治价值观篇，文化价值观篇、社会价值观篇，道德价值观篇、生态价值观篇等。

韩震主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基于一定时空体系内发展的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翻译，并且同时以理想的形态引导、塑造着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专题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等。

谢晓娟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分析了有关价值、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主要特征，以及价值观对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意义与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应该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同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现实途径等都作了专题阐述。

潘维、廉思主编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是王伟光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中的一本，主要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组织的关于价值观变迁的大型研讨会论文集。研究者从中国历史变迁、中外对比等各个角度探讨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演变，核心价值共识的构建等。如潘维提出社会核心价值观分为七层:道德观、自然观、群体观、整体观、政治观、国族观、世界观，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就是人类的基本道德^[15]。有文章提出价值观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关系，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是一种构造性的认同”，“首先，这种认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将这种真理性的检验过程落实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去;其次，力求避免那种简单的‘西化’和‘回到古代’的空想中，而是根据中国当下的经验构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这样对于过去的价值观念的认定和评估就会是‘构造性’的，是立足于现实需要的”^[16];学者从不同角度都强调了社会精英、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核心价值共识构筑的“关键的机构”^[17]的作用:王绍光指出，“作为一种软力量，核心价值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制度极其重要”，“不论对于哪一种政治体制而言，核心价值体系都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它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同时强烈批评市场化取向的大众传媒难以大力承担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传播^[18];研究者承认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多元化价值观现状，同时强调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共识，是“人们生存、生活、交往、合作的基础，”是一种极小化的“底线价值”、“基本价值”，“即在高度发达的主体个性、多样性基础上，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要而达成的有限度的价值统一”^[19];廉思的文章强调政治价值观及其认同在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性，认为“在我国社会变迁时期，培育政治价值观的认同，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引领，成为维持一个超大规模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关键”^[20];新华社高级编辑熊蕾的文章《报，还是不报——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把新闻价值观的演变放在中国社会变革中考察，用实例证明，新闻观的变迁也是和社会价值观的演变深深结合的^[21]，这为本文研究当代中国传媒与社会价值观现象提供了极有益的启示。

其他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如俞可平、陆学艺、孙立平、李培林、李友梅、赵鼎新等^[22])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社会变迁、社会矛盾、国家治理变迁的论述，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更宽广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