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是20世纪对整个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意识形态。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确立了“作为理论指南和精神坐标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7]。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8]社会变迁必然引起意识形态的分化重构[9]。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同步的大变革。制度的变迁、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等，使得中国社会客观上正在形成“一与多”的社会:“社会思想的新共识正在形成，在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态度、对“改革开放问题”的判断三方面趋向于‘一’，但社会制度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主张趋向于‘多’;诸社会群体之间在生活感受、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思想行为的影响因子三方面趋向于“多”，但不同地区对于同类问题的思想主张趋向于‘一’”[10]。
三十多年间，不同的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心理和社会行动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有八大社会思潮[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在近年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等相关论述中，学者们较多提及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怀疑主义等[12]。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13]共同雕塑着转型中国的思想，它们之间的交锋不可避免。
2012年6月12日起，《人民日报》在“人民论坛”栏目连续发表主题为“我们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的系列文章，提出《警惕“精致的利己主义”》、《摒弃“狭隘的极端主义”》、《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走出“诡辩的相对主义”》，呼吁“凝聚更多共识，促成更大进步”。
可见多元的社会思潮已经是中国社会发展必然发生又必然面对的问题。
21世纪初至今，伴随开放的社会氛围，互联网络的普及让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有了更便捷、更广阔的传播平台。有学者把网络BBS论坛中的网民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按照左、中、右分类，提出左派(新、老左派、中国民族主义)、中间派、文化保守主义、右派(自由主义、新儒家、汉族或少数民族主义)[14]。
笔者以为通过BBS论坛、QQ群、贴吧、博客、邮件列表[15]以及最新的微博客，综合十多年的各类网络事件，网络舆论中涌现的思潮集中表现为政治上对外的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民粹主义，以及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生活上的消费主义。前两者对中国当前社会政治生活影响较大，后两者主要影响经济领域。
网络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大学生群体。从1997年学生校园网的对日抗议、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遭美国轰炸以及2001年中美撞机等一系列事件起，再到2008年拉萨“3·14”事件、保卫北京奥运圣火海外传递，以及近年围绕南海争端的行动等，中国80后、90后年轻人依托网络的社会行动，引发中外瞩目[16]。2003年起，《国际先驱导报》较早地发现并归纳为“网络民族主义”。2008年4月15日又在《网络民族主义吹响新号角》中称:“5年前，《国际先驱导报》曾撰文称网络民族主义掀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新篇章。5年后的这个春天，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则在虚拟空间中完成了真实的嬗变。”该文将网络民族主义称为互联网上的“新爱国主义”，“拉萨‘3·14’严重暴力事件发生后，从第一时间设立网站反击西方媒体的偏见和歪曲，到走上街头用血肉之躯护卫熊熊燃烧的奥运圣火，阳春三月，海内外千千万万普通的华人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不约而同地用行动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正民意”。“此次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正是借助了互联网这样一种革命性的传媒手段和通讯工具，创下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三个‘前所未有’”，“第一，地域之广泛前所未有;第二，观点之一致前所未有;第三，效果之显著前所未有”。
这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带来的民族自信和爱国意志的高涨。但冷静的学者依然指出，在这种强烈的爱国情结后的隐忧在于“当前青年极端网络民族主义表现为政治上的狂热激进、文化上的保守狭隘，处理外部矛盾强调敌视与对抗的战争思维，面对社会问题表现为‘无为’的情绪型‘内政愤懑’。其在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背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理念”[17]，甚至可能对中国外交增加了不应有的压力。
民粹主义既是“以民为粹”，又崇尚“民之精粹”，实际同时包含着信仰人民的草根主义和高高在上的指导大众的精英情怀，后者也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精英主义的政治操作”，成为“一种精英试图为大众表达的立场”[18]。在网络上它相应体现的是众多反权威的底层立场[19]和追随知识领袖特别是青年意见领袖的热潮。当前学者较多关注前者也就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20]，而把意见领袖研究独立出来，但二者其实是密切关联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并列[21]，恰恰暗合了民粹主义的双重本质。这就不难理解，与众多网民满足匿名表达的自由的同时，网络意见领袖日趋显性化[22]，当政治学者警告平民主义“完全有可能成为‘精英主义’的装饰品，‘人民崇拜’也会成为掩盖权力斗争和救世主意识的美丽诺言”，网络民粹主义也极有可能沦为某些人把“广场政治(卢梭)”[23]搬上互联网的工具。
网络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则主要体现在相对成熟的高端经济人士和知识白领中，是网络全球化最直接的影响。两者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在精神气质上却一脉相承，都是西风东渐、个人至上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或曰全球新自由主义更像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尽管不反对政治上的政府管制，但主张经济的绝对市场化、个人化，崇尚竞争，赞成贸易自由化、市场金融化[24]，是三十多年来西方输入的影响最大的思潮。每当面临重大经济政策的争论，网络上的新自由主义声音不绝于耳。
消费主义主要表现为非理性消费、奢侈消费、夸饰性消费、超前消费，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的产物[25]，以消费来显示“上层”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格调，而网络消费的便捷、网络个人展示和群体聚集功能让白领人群实现和炫耀消费主义都更见简单、有效。其次，研究表明，“现代消费主义最容易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发生影响”，作为最彻底的消费主义国家，这也意味着“美国化”的影响[26]，即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流行。青年学生也许不能高消费，但一样沉浸在消费主义的美剧中。吃喝玩乐也是意识形态，消费主义以远离政治、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以及对个人的崇尚，在另一方向上诠释全球化网络对中国传统价值生态的改变[27]。
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而言，这两种思潮的代表着更符合中间阶层的概念，但已经有研究者批评“作为经济改革的受益者，中等收入的个人和家庭一般都有银行存款，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想要加强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优势，巩固资本收益，而不是冒政治风险去损害自己的经济权力和特权”。“中间阶层在迅猛发展的经济体中显示出强大的购买力。但其政治权力并没有像其购买力一样被‘资本化’。这个阶层的社会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努力，而不是为了这个群体利益而进行的协调行动。”[28]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更多表现为收入概念而非身份认同[29]。同为教师、同为干部，收入却可能相差数倍，处境不同思想也可能相距甚远;反之，同样收入者却职业、身份迥异，认识也常常不同。这使得以收入定义的“客观中产阶层”事实上“没有显示出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30]。与此相应，在众多网络群体事件中，这一阶层还没有体现出普遍的集体性的关注和介入。
对应中国网民结构的分化，网络社会思潮也分成了断裂的两两相对的群体:底层的大众与上层的精英，年少的青年和年长的中老年，中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依据2013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31]: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中国网民中40岁以上总占比为19.8%，30—39岁为26.1%，20—29岁为29.5%，10—19岁为23.2%，10岁以下1.3%。青少年为绝对比重。网民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仅为10.9%，大专为9.4%。而按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大专以上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左右[32]，“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学历人群的占比分别为11.2%和36.3%，相比2012年底均有所上升，尤其在初中群体中的升幅较为明显，说明中国网民向低学历人群扩散的趋势继续发展，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是中国网民的主要增长点”;“学生群体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占比为26.8%。其次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占比为17.8%。企业公司中管理人员占整体网民的2.8%，一般职员占10.6%。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领导干部和一般职员分别占整体网民的0.5%和3.9%。值得注意的是，退休和无业/下岗/失业群体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有所上升，分别为3.3%和11.2%，说明互联网的使用门槛逐渐降低，向年龄大或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群体扩散”。
低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人群是当前中国网民的主体，这是我们在认定中国网络舆论和公众舆论间的界限时必须考虑的，或者可以说，网络舆论目前还不能代表中国主流人群的一致意见。也因为这样的网民结构特色，在两两相对的思潮中，对外事务中的民族主义和对内事务的民粹主义常常是网络上的主音，情绪化色彩浓厚。
这是我们在网络时代，试图在多元社会思潮的冲突和锻造中国改革共识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时必须考虑的背景。
这意味着精英思想与大众情绪间、现实价值观与未来潮流(青年的思想必然是未来的主流意识)间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裂痕[33]。
共识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显著特点，是建构社会认同的起点。共识是“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个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34]。社会共识从宏观到微观包括终极价值、游戏规则、特定的政府及政府的政策，即共同体层次的共识、政体层次的共识或曰程序共识、政策共识三个层面[35]。基本共识“决定着既定社会是否从整体上分享同样的价值信仰和价值目标”;程序共识“确立如何解决冲突的原则”;对政策和政府的共识是“作为异见的共识(consensus as dissensus)”，是受“讨论的统治”[36]。其中主流意识形态[37]是所有共识的基础，是各社会群体形成社会认同的基石。
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共识→社会认同
如果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多元思潮滥觞而极端，中国社会认同的基础就会动摇，无论政策、程序等公共问题的共识也会混乱。对于转型中国，共识是最重要的稳定剂。
当然共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完全相同的意见，它“首先指的是一项条款能得到个人和组织广泛认可的广义的协定。其次，与那种内容精确具体的协定相对应，它指的是关于根本性或基础性原则的协定。换句话说，共识允许在侧重点和细节上存在不同意见”[38]。
因此，不同群体达成共识必须经历充分的讨论与沟通，在原则上达成一致。以往，这一沟通媒介主要是大众传媒，人们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辩论、发表意见。由于传播资源有限，大众传播带有某种强迫性，“共赏”也制造了接触不同群体、倾听不同声音的机会。
而网络的高度选择性、自主性、信息的海量让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自己趣味相同的人们相聚，“人们越来越能够回避非专业性的报纸和杂志，使自己的选择反映出自己的思想倾向。许多人听到的是自己的观点更多和影响力更大的版本，以致使通过接触相反的观点和被忽略的问题所获得的好处减少”。互联网造成了“一种明显得多的‘分层’，因为形形色色的团体能够聚集成志趣相投的类型”。“如果互联网上的人们主要是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进行讨论，他们的观点就会仅仅得到加强，因而朝着更为极端的方向转移。”[39]
公共论坛原则是“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让圈内成员及不同意的人能够彼此交换想法”[40]，网络导致的自主集聚显然与此相背离。
在社会学者看来，“群体内部的强联结可能导致公民群体碎片化，沦为对抗性派系，进而增加公共暴力的风险”[41]。
尽管早在大众传播时代，如勒庞就警告从众心理导致“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42]。更具危险的是，网络阅听与印刷媒介相比，是以速览为特征的。面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人们无法集中注意力阅读长篇文章，难以长时间深度阅读和思索，当然也在远离深刻。“媒体提供思考的素材，同时它们也在影响思考的过程。互联网所做的似乎就是把我们的专注和思考能力撕成碎片，抛到一边。”“以前，我带着潜水深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缓缓前进。现在，我就像一个摩托快艇手，贴着水面呼啸而过。”[43]“互联网正在不断削弱我们沉思冥想的能力，因而它正在改变我们的情感深度以及我们的思想深度。”[44]
极化、碎片化、浅阅读，种种网络信息传播和接受的特征，让越是简单、有力、符号化的思想片段越易于传播[45]，从而“强化激进思想的影响力”[46]，理性的冷静思辨常常被边缘化，它会把群体极化推向极致，不但干扰了主流思想的传播，也分裂了社会认同，进而威胁社会秩序和稳定。
考虑到中国网民数量的迅猛增长和年轻化的特质，更突出了问题的迫切性。
在一个转型社会和发展中国家，共识与秩序比自由更重要[47]。要迈向现代性社会，锻造中国改革共识是中国前进的必须。
什么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共识?
全盘西化和全面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如同2012年时胡锦涛主席在“7·23”讲话中强调的，最大共识就应该是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最大认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而要形成全民的共识与认同，单纯依赖网络传播的自主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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