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囚犯困境的读者很容易去谴责小偷背信弃义、只顾自己利益的行为，并对最后的结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对囚犯困境的进一步思考，又让人们意识到囚犯困境不仅仅是囚犯的困境，而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如果人类不能把他人的利益纳入自己的损益函数中来，那么这个社会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金迪斯（H.Gintis）是桑塔菲学派的一位经济学家，在最近的一系列论文里论证了一个被叫作“社会学基本定理”的看法。他论证，如果一个社会都是由自利主义者构成的，那么，长期而言，这个社会将会消亡。而如果一个社会通过“说服教育”以及其他说教机构的努力，长期保持一定比例的利他主义者，它就能够稳定地繁衍下去。[1]
所谓的“道德行为”，按照生物学家的看法，可以界定为“以降低个体自身的适存度为代价来提高群体的适存度”的行为。那么，长期演化的结果就是，那些最经常表现出道德行为的个体将因不断降低自身的适存度而逐渐消亡，只剩下那些比较不道德的个体。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最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所以，为了维系社会，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奖励道德行为，如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设立“中国道德模范”的评选与奖励制度等。[2]
脑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创造性思维所激活的，恰恰是自我意识、他心理论和场景记忆这三种功能所在的脑区。另一方面，米德的研究告诉我们，自我意识（即“主我”，英文的“I”）是和他心想象（即“宾我”，英文的“me”）共生演化的。没有接触过他人的人，不可能有自我意识。另一些脑科学实验表明，受试者的自我意识中枢总是和他心想象的脑区同时被激活。这些实验只激活他们的自我意识而不要求受试者运用他心想象。但是，受试者自我意识被激活的同时，他心想象也被激活了。这意味着自我意识与他心想象的共生演化。[3]
不难想象，如果通过道德教化，提高人们对他人利益的关心程度，培养出对一些基本道德准则的忠诚，那么囚犯们就可以避免相互背叛的困境。电影《长江7号》里周星驰饰演的父亲对儿子说（重复了3次）：“我们虽然穷，但是不能说谎，也不能打人；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拿；要好好读书，长大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教育儿子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给他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伤害，那么就应该选择“不做”。其实，在人类几千年的自我驯化过程中，人们已经建立了许多价值观和道德观，如不要偷盗、不要抢掠、不要杀人、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当然，人类的理性和道德也会同情那些确实为免于死亡而偷盗的行为。正如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言：“如果没有我们所说的忠诚现象，社会就一刻也不能存在。维系社会的要素—社会成员的自利、建议、强制、理想、习性、责任感、爱、习惯—若失去了忠诚的补充，亦不能使社会免于分崩离析。”
分析如何避免公地悲剧，不妨看看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于是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以往历史书中了解到的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的农民和牧民失去了维持生计的土地，称之为血淋淋的“羊吃人”事件。然而，殊不知圈地运动的阵痛过后，英国人惊奇地发现，草场变好了，英国人整体的收益提高了。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效率更高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还有，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为英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为其后来的城市化提供了城市发展所需要的人口。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回顾中国人民公社的那段历史，社员们“出工不出力”，“一不做、二不休”又何尝不是一种囚犯困境。正如苏联的工人所说：“他们假装给我卢布，我假装努力工作！”中国比苏联走得更远，最后宣告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彻底失败。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无论是公地悲剧还是军备竞赛，如果人类不能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得遥望未来的能力，那么每一代人都只能重复过去的故事。如何从过去总结教训、习得经验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今天的狮子与2000年前的狮子相比，在智力水平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而今天的人与2000年前的人相比却有了智力上的巨大变化，因为我们通过符号记载了过去的历史，传承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不仅仅像狮子那样能从父辈那里习得生活的能力，还可以从2000多年前的孔子、孟子和孙子那里，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有60多年了，然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电影、各种纪念活动仍然不断涌现。亚洲人民还在不断要求日本政府（官员）为以往的侵略行为道歉。有人一定会问，为什么60多年后的日本人还要为他们前辈的罪行道歉呢？在盛洪看来，作为一个民族，它的行为不仅要受一时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驱使，更受其民族文化的影响。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实际上是民族历史记忆的积淀。如果只是局限于一时的成本—收益分析，一个民族就会像囚犯困境中的背叛者那样行事。在历史中侵略他国的民族，如果不将这一侵略及其后果记忆下来，就不能在其文化中植入和平的基因，它的文化就不能阻止其发动新的侵略战争。[4]
那么，为什么德国的总理下跪了，而日本的首相却经常去靖国神社朝拜那里供奉的甲级战犯呢？盛洪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日本之前的侵略者如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没有道歉。自近代以来，英、法等西方人强加于世界的规则，其实就是日本人后来遵循的规则，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战国规则—“武器先进者胜”。正是这种规则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世界迅速地从大刀长矛时代进入了核时代。但是直到今天，西方人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反而百般粉饰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从他们的正统历史教科书中可以看到，新一代西方人不会对他们先辈的海盗行为感到羞愧，现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却会从中找到它的道德基础。然而，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秩序，实际上是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构成的。它所包含的“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这是在150年前就奠立了的。对以前的历史不加批判，就不能改变今天的规则。正是这种规则，使人类进入了核恐怖时代，使人们看不到走向和平的道路。[5]
同样的道理，如果每一个被赶下台的皇帝或领导人首先想到的是：技不如人或器不如人，那么通过阴谋、暴力实现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就不可能被打破。中国老百姓从历史中学到的只是如何更有效地“造反”和如何千方百计地去“革别人的命”，统治者从历史中学到的则只是如何更有效地镇压、维稳和江山万代。
考考你
合法伤害权的价值：如果您有权打任何人一拳（总共仅限一次），表面上看，这项看起来只是有权伤害别人的权力，并不能给您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即便您真的实施了，也仅仅是让您舒服一下而已。然而，事实上，如果您运用得好的话，这项权力是可以给您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即便是在您实际上并没有打任何人一拳的条件下也是如此。如果您打人一拳给别人带来的伤害相当于从他的口袋里拿走10元钱，那么您这项权力的价值几何？
轻松一刻
记者：大爷，如果你有100亩地，愿意把一半的收入捐给比你更穷的人吗？
大爷：我愿意！
记者：那如果是两栋别墅，你愿意捐出其中一栋吗？
大爷：愿意！
记者：那如果是两辆车呢？
大爷：愿意！
记者：那如果中了500万元大奖呢？
大爷：愿意！
记者：那如果是两头牛呢？
大爷：不愿意！
记者：为啥偏偏牛就不愿意了呢？
大爷：我真的有两头牛啊！
注释
[1]金迪斯，等著.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由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这次评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选拔最广的道德模范评选，在每年的9月20“公民道德日”这一天隆重揭晓。它共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个类型。
[3]汪丁丁.理性选择与道德判断—第三种文化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4（4）.
[4]在笔者看来，日本的侵华战争跟之前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了巨大收益有直接的联系。
[5]盛洪.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盛法.为万世开太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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