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minic Barton，Mark Wiseman
怎么才能使市场和企业摒弃短期视角？
离2008年经济萧条越久，要求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声似乎变得不那么紧迫，又似乎更加紧迫。不那么紧迫是记忆的淡忘。更紧迫则是7年过后仍未出现意义重大的改革，尽管有很多声音要求采取行动[1]。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 要让市场和企业从“季度思考型资本主义”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长远思维，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企业的治理、管理和领导方式。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思维和行为的广泛变革。如何实现？为了获得洞见，我们向领先企业的高管和学术精英发出邀请，请他们为Perspectives On the Long Term（2015年3月出版）一书投稿，广泛多层面的文化观察有助于我们对投资价值链的每个环节形成更加具体的观点。这些文章包括哈佛商学院院长Nitin Nohria；The Glass Cage: Automation and Us (W. W. Norton & Company, September 2014)一书作者Nicholas G. Carr；新加坡政府投资集团的首席投资官Lim Chow Kiat；Fidelity Investments 资产管理和对公业务前总裁Ronald P. O’Hanley III; 以及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的首席执行官Charles Tilley。
在给出董事会治理、公司报告以及如何谈及投资业绩等具体建议之前，我们首先从阻碍改革的心理和技术这两个层面分享洞见。
直击心理学和技术动因
Nitin Nohria: 每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心怀雄伟的长远目标，希望公司的未来更好更强。但是当涉及工作重点和行动计划时，很少有人看到两三年以后。虽然首席执行官乐于谈长期发展管理，事实上，眼前问题的重压，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他们对短期的专注。长期愿景和短期行动之间的紧张是现代管理学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首席执行官几乎习惯于控诉资本市场造成的过度压力，即完成季度收益目标的巨大压力让他们很难去创造长期经济效益和股东价值。或者，首席执行官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激励机制使得短期比长期收益更有吸引力。
一系列内部动因导致了这种短视行为，它跟外部原因同等重要，然而我们对它的研究并不多。我认为最重要的三类内部动因是：长期行为的不确定性和短期行为的确定性之间的认知不对称（也就是说领导者需要确定性，而短期行为更容易找到确定性）；需要保持信用度和权威以赢得领导企业的权力(也就是说领导者需要追随者，后者可能更关注短期目标)；以及留下历史遗产的愿望，虽然他们也知道这很难做到 (也就是说企业领导者需要留下些历史遗产，虽然他们更有可能被遗忘)。
这些内部的心理动因使得首席执行官更青睐短期，而非长期。这和通常所描述的外部资本市场力量造成的短期主义至少有一点类似：都极难对抗。但是，当我们分析对短期主义不断恶化的管理时，这两类动因都值得认真考虑。虽然长短期管理的影响因素必然包括激励措施和薪酬、政治活动人士激烈的批评、公司不能完成收益目标和股价下滑带来的真实痛苦(或预计的痛苦) 。但是，还有静悄悄的、不那么明显、较为心理化的力量在起作用。尝试更好地理解它们才能智慧地应对短期主义。
Nick Carr: 早在1969年，网络还处于婴儿期，社会科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Herbert Simon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信息泛滥将导致关注力的缺乏。此后，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发现了大脑对干扰、打断和持续不断地多任务的反应，证明了Simon预言有多准确，并进一步指出我们为什么应该对自己所创造的新的数字环境感到担忧。在思考时，我们用广度换深度。我们如此关注眼前目标，以至于失去了深入思考复杂问题长远影响的能力。
为什么我们任由自己如此依赖某种科技，最终损害思考能力，阻碍走向卓越的机会？生物性似乎是原因之一。很多实验说明，人类的注意力分散有着深厚的原始倾向。在原始年代，生活在野外的人类希望知道周遭的一切，这个特征很有可能帮助人类生存下来。我们发现，寻求新信息的过程能够触发人类大脑中产生快乐的化学物质多巴胺。换言之，打猎和收集信息让我们感觉很棒，哪怕数据非常零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我们整天都像强迫症似地检查随身携带的联网设备。
商界和其他组织合力为
肤浅和分散的思维方式点赞。
除了生物学，还有社会性原因。
企业高管和经理有意无意地发出信号，希望员工要保持联络、随时查看出现的消息和各种各样别的信息。渐渐地，员工害怕老板找不到自己，即使是短暂联络不上也可能会影响职业前程。企业在快速沟通和数据的交流中获得了好处，但却牺牲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思考，即冷静、关注的思维方式。在注意力分散的状态下，最重要的工作不能，或不能很好地完成，但这正是现今企业所提倡的。
除此之外，我们刚刚看见自动化新纪元的黎明曙光。由于机器人、机器学习、预测分析的突飞猛进，计算机越来越胜任需要复杂脑力劳动和认知能力的工作——不久前还被认为是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计算机“驾驶着”飞机和汽车，计算机在诊断病人，运用复杂的金融工具定价和交易，制定法律政策，组织市场活动。计算机代表着人类做出各种判断和决策。
关于自动化滥用对经济，尤其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有了很多讨论。但是，自动化对人才和动机影响的讨论并不多。几十年以来的研究表明，当计算机和其他机器完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后，人类成为旁观者，而非行动者。远离工作意味着失去专注力，也就更容易受到干扰。这样导致了人类现有能力的下降，破坏了学习新技巧的能力。如果您有过按部就班遵照GPS导航迷路的经历，就知道计算机自动化会降低对周边环境的识别能力，损害感受力和智力。
如果计算机能够胜任人类的所有工作，可能也就没有了上述问题。但是计算机的速度和精确掩盖了其本质。再聪明的软件也只能完成“规定动作”。人类拥有想象力和远见，能够到达预想之外的空间。但是，还有一些不太起眼、不太显著、心理层面的力量在发挥影响。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些力量，是更好地设计高明平衡之道的基础。不幸的是，为了提升短期效益，以及满足人类对方便性的迷恋，软件程序员正在忙于满足人类的这些需求。
重新构建思维和语言
Lim Chow Kiat: 长期主义是新加坡的国家精神。自愿放弃短期的满足感，而坚信根本价值，这让我们受益匪浅。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简称GIC）的哲学是以价值为纲。我们寻求基本价值复利，以及价格和价值产生落差时的机会。这些都需要长远思维。我们也很清楚长期投资并不意味着需要购买并长期持有资产。持有长短取决于价格和价值，而不是时间。我们当然希望市场价格快速攀升，反映出我们的估值，但是我们也准备好比大多数投资者更有耐心，等待价值和价格趋于一致。
多年下来，我们发现最重要的实际上不是时间长度，而是持续基于基本面进行投资的思维和规则。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价值评估能力，在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时，保持定价规则。秉承长远思维能够提高这种能力，特别是当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只盯住短期的时候。
措词关乎生死。准确的用词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态度和行为。从解释投资损失报告到概念描述，GIC非常在意措词、行文，以及传递信息的方式。例如，我们避免只汇报短期业绩，特别是在重要的论坛上，以免给外界留下我们强调短期结果的印象。我们避免使用某些词汇，如“一致结果”等，所以我们的团队不会错误地关注短期赌一把投机和季度收益。我们更愿意说“可持续结果”。我们认为，类似“长远结果就是一系列短期结果叠加”的论调非常有害。我们不认为事实是这样的，至少投资不是这样的。如果GIC有人这样说，或喜欢这样的说法，我们就会纠正他们。短期投资结果的动因和长远投资的动因截然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前者和市场情绪相关，后者和基本面发展相关，如竞争力。就像Benjamin Graham（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投票”和“权重”机器。错误的措词会伤害我们的流程，即便算不上腐蚀的话。
提高治理和报告的能力
Ronald O’Hanley: 除非我们能够使长远思考成为董事会使命和治理的驱动力量，否则管理层激励或投资者行为等改变得再多，也不足以确保对长远未来的关注。
忽视长远目标并不是由董事会投票决定的。我们需要认识到，董事会职责和董事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和费力。而且，某些要求直接冲突。每个季度上交财务成绩单的巨大压力也是问题的另外一方面。但是，长久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总是要求企业将长远目标置于短期收益之上。
有效作出取舍，并满足不断加强的其他要求需要更高的专业性和更多的时间承诺，这些是现今大多数董事会无法做到的。在某种程度上，基础的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治理模式必须“进化”。选择董事会成员近乎是头等大事，必须以全局、缜密的策略汇聚所需的人才和能力。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应该对提高董事报酬做好心理准备，并以其他方式为董事会提供支持。
首要的方式是董事会招聘，从追求长远目标的角度来看，这一职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大多数董事会注重拓宽董事的多样性，这样很好。思想的多样性至少和其他形式的多样性同等重要。每填补一个空缺应该当视作董事会增加能力和视角的一次机会。那些多样性可以是深厚的行业知识，公司面临具体挑战的第一手经验，或者甚至是对某类利益相关方的透彻了解，如客户、供应商或特定的地域。总体而言，董事应该带来经验、能力、多样性的视角，以及检验策略的智慧，并成为首席执行官真正的合作伙伴。
Charles Tilley: 在过去的三十年内，宏观经济价值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企业80%以上的市场价值属于无形资产[2]。但是大多数会计方法和流程没有反映这一变化。新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改变行事方式，更加注重建设长远价值。综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ing）帮助组织长远投资者解决具体问题。它本质上是叙事性报告，由传统的财务报告提供支持，并以清晰简洁的方式，整合了理解组织创造价值及其未来潜力所需的所有重要因素。
哈佛商学院[3]的George Serafeim已经揭示了综合报告和长远投资之间的联系。他研究了1000多家美国企业，发现从2002到2010年期间，综合报告使用和公司吸引的投资人基础之间存在关系。他的研究不仅包括那些准备综合报告的公司，也包括了那些公布的报告中反映了综合报告原则的公司。Serafeim发现，公司报告的综合程度越高，投资人基础就越长远。
总部设在丹麦的全球制药公司诺和诺德多年以来发布长远目标。最新发布的报告包括通常的利润、销量、利润率和现金指标，还包括虽然和财务没有直接关系，但支持长期财务表现的指标。这分成两个维度：包括员工敬业度和高管层多元化程度在内的社会指标；包括能源和水使用、排放和垃圾在内的环境指标[4]。
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和Tomorrow's company（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智库）强调，综合报告的价值超越了提供一种新的报告框架[5]。首先，它帮助组织更好地了解和连接长远价值的不同来源和动因，以提高策略和决策质量。此外，它对价值创建进行汇总，鼓励和投资者、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更好的关系，从而帮助公司赢得信任和提高声誉。和这份研究一同公布的问题工具箱旨在改进董事会对综合报告的讨论，特别是如何全面了解业务模式和价值创造。
本文包括了全球著名高管和学术界人士对Perspectives On the Long Term一书贡献的文章，该书由Focusing Capital on the Long Term出版，FCLT由麦肯锡和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anadian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共同发起建立。欲了解更多消息，请访问FCLT 网站。
Dominic Barton（鲍达民）为麦肯锡董事长兼全球总裁，常驻伦敦分公司；
Mark Wiseman 为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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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我们曾为这一主题发表文章。参见Dominic Barton和Mark Wiseman 合著的“Focusing capital on the long term,”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4年1到2月；以及Dominic Barton撰写的“Capitalism for the long term,”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1年3月。您可以在hbr.org阅读以上文章。
[2]参见“Ocean Tomo announces 2010 results of annual study of intangible asset market value,”Vocus/PRWEB，2011年4月4日，prweb.com.
[3]参见George Serafeim的“Integrated reporting and investor clientel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第14-069号，2014年2月（2014年4月修改）。您可以至hbs.edu阅读。
[4]参见诺和诺德公司2013年公司年报。2014年，novonordisk.com.
[5]参见Tomorrow's Business Success: Using Integrated Reporting to help create value and effectively tell the full story, Chartere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and Tomorrow's Company,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2014, tomorrows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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