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的研究

城市规划学科对城市更新、公共住房的研究侧重对物质环境的规划设计和改造，与本书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城市更新和住房建设两方面。

（1）公共住房

欧美等发达国家实施“公共住房”已有50多年的历史，通过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中低收入者提供福利住房是主要手段，如新西兰、瑞典等；在亚洲地区，是通过政府的指导和调控，以市场运作为主解决大量性居住问题，如新加坡。由于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公共住房发展可追溯的历史也有所差别，出现的诱因主要有以下三种：起源于战后重建，二战对各参战国的住房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战后重建成为公共住房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突出的代表是英国和日本；起源于重振经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设法通过对住房建造业的干预来刺激经济发展；起源于灾难救助，中国香港的石硖尾大火迫使香港地区政府不得不转变立场，由政府投资兴建公屋为灾民提供住所。

经过几次对于居住区位研究的思潮，国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大型居住区规划理念，对于公共住宅区规划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例如，由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柯布西耶的“光明城”理论和《雅典宪章》发展形成的生态理论，由伯吉斯的同心圆地域结构理论、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哈里斯的多核心理论组成的过滤论，以及由反思现代主义兴起的“新城市主义”。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城镇住房体制改革，经历30年的发展历史，相关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颁布与实施的时间更为短暂，研究资料的系统性还在不断充实中。目前，国内城市规划学科和建筑学科对于住宅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居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方面。随着住房制度的不断深化以及住房商品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保障性为目的的公共住宅研究开始引起重视，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针对公共住房的政策制定和销售管理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论著较多，包括对国内外公共住宅政策的比较研究及政策建议（田东海，1998；俞慰刚，2001；吴晓、张靖，2002等），对于公共住房进行系统规划、建设方面的研究较少，有代表性的是对于居住区位影响因素和居民群体择居行为的研究，例如，张文忠从居民的角度对住宅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房价、阶层分化、居民社会属性、交通通达性和环境偏好等与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关系，指出居民对于居住区位选择的考虑因素（张文忠，2001）；江曼琦对居民的居住选址行为及由此导致的居住分异进行了研究（江曼琦，2001）。

（2）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是指城市形态结构的改造、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内容的变更和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包括城市人口的流动、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城市功能区的细分、城市用地结构的调整及城市绿地和城市环境质量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城市更新实践大体上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清除贫民窟—邻里重建—社区更新，指导城市更新实践的基本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主张进行目标单一、内容狭窄的大规模改造的“现代主义”，逐渐转变成主张进行目标广泛、内容丰富的人居环境建设的“住区可持续发展”。⁽²¹⁾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始对以大规模改造为主要形式的“城市更新”运动进行反思。其中最著名的有L.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1961）、J.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1961）、C.Alexander《城市不是一棵树》（1965）等。这些论著从不同立场和学术角度指出了用大规模计划和形体规划来处理城市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的致命缺陷，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传统的渐进式规划和小规模改建方式表示了极大关注。

理论界的反思无疑对处在困境中的西方旧城更新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人居环境观念的兴起也促进了旧城更新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演变。旧城更新的新形势，诸如：美国的“社区发展计划”（Community Development）以及几乎世界性的“老建筑有选择的再利用”（Adaptive Reuse）、“社区建筑”（Community Architecture）；规划理论与方法，出现了A.厄斯金的参与式规划、M.布兰奇的连续性规划、E.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式规划以及A.D.索伦森的公共选择规划等一系列新的规划概念和方法。尽管各种规划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种种差异，但是他们都反对激进式改造，更加关心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社会人文环境的平衡关系，并且更加注重规划本身的灵活性和对环境的可适应性，更加强调规划上的公众参与，关注政府、社区、个人和开发商、工程师、社会经济学者之间形成高效率的多边合作，以有效改善环境、创造就业机会、促进邻里和睦为主要目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城市更新研究领域也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进入90年代，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兴起，大规模拆迁改造式的城市更新开始全面启动，相关理论研究也随之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规划设计问题（刘文杰，1991；张敏，1992；刘敏，1999等）、更新政策与制度的变革（姚立新，1993；阳建强，1994；田东海，1998；方可，2000；邵磊，2003等）、城市更新中居民搬迁与居住问题（张杰，1994；谭英，1997等）、城市更新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关系问题（岳升阳，1999；唐东铭，1997等）。当前各大城市刚刚出现郊区化的迹象，旧城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经济结构性调整期间，人口密集、消费旺盛的旧城是许多低收入居民谋生的场所，因此维持旧城居住区的繁荣、维护低收入居民的利益是必须得到解决的社会问题。⁽²²⁾

近年来，对城中村、棚户区等居住弱势群体集中地区的更新改造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研究涉及改造模式选择、改造策略、土地经济、文化存续和实践探索研究等问题（周杰、阳建强，2004；魏立华、闫小培，2005；李俊夫，2005等）。有研究者对城市“贫困聚居”现象进行分析并以北京为例对贫困聚居的形成、空间分布、聚居形态模式与发展趋势、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²³⁾

（3）新城发展

新城（new towns）是指在城市以外规划用于重新安置人口，设置住宅、产业、公共服务中心的空间单元，是一相对独立的城市社区。⁽²⁴⁾霍华德（E．Howard）的田园城市理论奠定了“新城”规划思想基础，并通过其积极的新城开发实践，进一步丰富了田园城市理论。而后创建的“新城模型”对整个20世纪的规划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Peter Hall，1972）。

西欧、亚洲等国的新城规划开发非常重视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以及规划和建设上的投入。其中，英国、荷兰、挪威、日本等国尤其强调新城开发中政府的行为；与此相反，更加强调市场作用的当属美国的新城开发。近年来，Michael J．Bruton在系统总结二战以来英国规划开发的三代新城后（英国的新城开发主要集中在第一与第三代新城开发上），认为主要由政府资助已经不再是当前新城的开发模式，私人部门投资成为新的开发主体，其开发规模也相应减小至“田园城市”最初倡导的规模（Michael J．Bruton，2003）。伊朗Sistan and Baluchestan大学的Hassan Afrakhteh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增长与新城规划：德黑兰大都市区案例》一文中总结了德黑兰大都市区人口的增长历程和新城规划建设史，论述了新城规划成为德黑兰大都市区人口扩张、交通堵塞、住房拥挤等问题的对策选择，进一步指出在某种层面上发展中国家新城的规划、开发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同欧美国家具有一致性。⁽²⁵⁾

基于政策和发展空间优势，新城往往成为新的产业增长点，能够吸引诸多产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集聚，进而通过产业带动人口增长。20世纪80年代，Robert A．Henderson在对苏格兰新城的研究中发现，在财政激励、便于迁址和空间扩张等开发优势的作用下，新城开发能够吸引较多的制造业，制造业的集聚吸引大量就业人口从而带动了整个城市和区域的就业（R．A．Henderson，1984）。对于新城开发中的空间分异现象，B．J．Heraud则认为过多地在新城区建设工人新村可能造成工人阶级住宅的集中化。社会各阶级与阶层的融合成为新城住宅建设的考虑因素之一，以利于社会系统自平衡的维持和确保社会结构的稳定。

国内关于都市新城的研究与建设起步很晚，直至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开始大量从国外引进各类新城规划建设经验。赵学彬认为法国城市社会的发展背景，尤其是巴黎的发展背景与巴黎新城建设具有紧密的联系。与法国的差异在于中国土地资源十分稀缺，像巴黎新城那样的低密度、分散的开发模式是不可行的（赵学彬，2006）。日本筑波大学研究员邓奕回顾了日本近50年具有代表性的新城规划建设史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新城规划应遵循从“新城镇”转为“新城市”理念，即将“规划的城市”转为“居民参与经营的城市”，新城规划的基本理念是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邓奕，2006）。张捷和赵民从英国新城开发的经验中得到启示，认为当前中国新城建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突破传统框架，寻求新的发展空间；②公共政策为指引，公共开发为导向；③平衡各项利益，体现社会公平（张捷，赵民，2002）。张开琳在总结国外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新城建设和管理经验后，对常州漕桥新城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通过合理选择、整体规划在市域范围内建设3～4个设施齐全、环境优美、产业与居住均衡布局、就业与社会阶层多样化的新城的思路（张开琳，2005）。⁽²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