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住弱势群体的构成和产生因素

南京市的城市更新和建设从2000年后呈不断加速的态势，这体现在城市违章建筑拆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拆迁、城市旧居民区更新等多个方面。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推进，产生了大量的居住需求，而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最为集中。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南京的居住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人群：

（1）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新城市贫困阶层

近年来，南京市充分发挥江港优势，调整了传统制造业，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及石化、电子、汽车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使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三产比重由1978年的12.5∶67.5∶20调整为2014年的2.65∶43.95∶53.40。随着城乡人口迁移流动而发生的人口经济活动的转变，三产人员结构也得到改善，从事第一产业人口比重不断缩减，产业结构重心调整到第二、第三产业，大量流动人口充实到第三产业中。由于新兴产业大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它们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相当有限。这种由于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劳动力需求变动，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新兴产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职工收入差距加大，并直接体现在传统产业部门的许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陷入相对贫困状态。二是大量低技能的简单劳动，由传统产业部门中转移出来，同时又很难进入新兴产业部门，从而形成当前城市庞大的失业、下岗人群，这群人成为转型时期城市新贫困阶层的主体。具体到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为失业人员增加的根本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南京市的产业结构开始从原材料工业向机械、电子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轻工业和纺织业也经历着转型。

另外，由于有大量的国有企业部署在南京，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南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一直保持在20万人以上；同时，政府机构改革使本来就比较严峻的就业市场雪上加霜，就业难度进一步加大。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但再就业工程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南京市的调查发现，只有半数不到的人实现了再就业，绝大部分下岗职工成为事实上的失业人员，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陷入贫困。

（2）被动城市化的近郊失地农民

南京市城市空间扩展引起大量农民的被动城市化。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了在原有土地上的就业权，自己及其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从传统的农业收入转换成为非农业经济活动收入，这对于已经习惯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来说，无疑在收入方面将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这种收入上的风险是现实存在的。失地农民由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较低，在城市中只能从事低声望、低技术含量和低社会参与的职业，随着城市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他们的就业收入实际上是极其不稳定的；2006年，全国新增劳动力1700多万，全国城市需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总量约为2500万，而实际仅能安排1100万人，劳动力总量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失业难以避免。⁽⁸⁾在这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就业市场下，被动城市化的农民就成为了最先受到失业威胁的人群。

另一方面，失地农民进入城市之后，生活消费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由过去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消费方式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中商品消费为主的方式，其生活水平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大大加强了，对货币工资的依赖性也大大增强了，因此一旦没有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其生活就会难以为继。南京市在对农村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时，往往采用一次性补偿的方式，给付农民一部分拆迁补偿费用，或者提供经济适用房，作为补偿。以往务农，至少可以通过耕作养殖保障自我的最基本需求，失去土地后这种保障就彻底丧失了。

（3）城市新增人口中的中低收入者

城市新增人口中的中低收入者包括年轻产业工人、服务人员等，由于他们收入较低，没有什么积累，因此在相当一定阶段内都无法购买价格高昂的商品住房。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南京市净迁入人口比2013年多出29.31％，考虑到南京是我国高校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一部分迁入迁出人口中的很大部分人口为高校的新生和毕业生。统计数据表明，每年留在南京就业的本地高校毕业生就有5万多人，加之来自南京地区以外高校的2万多名毕业生⁽⁹⁾，也就是说每年有7万～8万的大学生毕业在宁工作。⁽¹⁰⁾这部分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居住问题。假如按照人均30平方米的居住建筑面积计算，无论买房还是租房，这部分人口每年的住宅需求量就超过了100万平方米。如果加上本地生源学生同样的新增居住需求，即使考虑到部分人仍旧和父母共同居住生活，每年的住房需求量也会在150万平方米以上。显然，大学毕业生很难和低收入人群联系起来，但是他们却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居住困难群体。这部分人口不仅基本上没人可以“享受”福利分房，而且买得起房地产市场提供的商品住房的也只是其中极少数。

（4）低文化素质和缺乏技能的外来群体

南京周边地区——安徽、河南、苏北等广大地区农村的经济整体发展缓慢，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加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职业层次偏低，外来群体大多从事务工、服务、务农、建筑安装等劳务工作，而收入较低且没有城市户籍，难以购买住房，主要以租赁住房为主，居住水平很差。例如，目前南京市家政服务业的进城务工人员主要来自南京周边地区和江苏各地农村，其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方式是集体租房；人均居住面积小，超过1/4的务工人员的人均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1/3的务工人员人均居住面积在5～10平方米，远远低于南京市人均15平方米的居住困难户标准，并且配套设施严重缺乏。而这部分外来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目前还没有进入城市政府的视线。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外来人口在南京滞留时间不断延长的趋势，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由最初单身来宁打工，逐步发展到整个家庭来宁定居。首先，经过工作的积累逐步改善工作条件，提高收入水平，能够负担整个家庭到大城市生活。在收入允许的条件下，以家庭为单位来宁打工的外来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其次，随着在城市工作时间的积累，大部分的外来人口逐步地产生认同感，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希望能够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另外，虽然南京未能如深圳发展起来大规模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提供了大量的低技术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大量分布于服务业，为女性外来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1996年南京市的暂住人口统计显示，男性为72.4％，女性为27.6％；2002年这一数值则改变为男性64.9％，女性35.1％。⁽¹¹⁾可以认为，南京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在城区内就业的外来人口中女性的比例会不断增加，同时也保证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以家庭模式来宁工作、生活。然而，由于身份的限制，其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将会付出巨大代价，种种状况造成农民工成为一个工作和生活很不稳定的城市边缘群体，一个只能以最艰辛的劳动获取最简朴的生活的群体，一个由于身份限制而在城市里处处受到冷遇的群体，最终极易使得农民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沦为新的城市贫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