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定交”，切磋心学

“一见定交”，切磋心学_湛若水

四、“一见定交”，切磋心学

老师陈献章离开人世后，湛若水便结束了在江门的读书生活。弘治十六年（1503），湛若水奉母命再次参加会试。次年（1504）高中进士，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四十岁开始为官，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旅程——仕途生涯。在京城任职期间，他结识了王阳明，二人“一见定交”，志同道合。虽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交情极深，常有思想交锋，互不苟同，彼此切磋心学，为心学在明代取代朱熹理学作出了贡献。

相识，立志共兴圣学

正德元年（1506），湛若水初进翰林院。

同年，与王阳明相识。

当时，湛若水和王阳明的社会地位有相当的距离。湛若水任职的翰林院，只是朝廷的文化机构，具有编史、著述和收藏书籍等职能。湛若水进入翰林院时，职务是庶吉士，相当于实习生而已。当时，王阳明已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他的官职是湛若水不可相比的。

湛若水与王阳明相识，是经刘存业介绍的。刘存业，字可大，东莞人，算是湛若水的广东老乡，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初进翰林院的湛若水，带着自己的两首得意诗作——《游罗浮》，前去拜见。刘存业看了湛的诗作和书法，赞不绝口，即回赠了《游罗浮次甘泉韵》两首，并提议湛若水与在南京讲学、已有一定名望的王阳明相识。就这样经刘存业的引见，两人开始结交。

当时，湛若水已四十岁，而王阳明仅三十四岁，但在官场已任职七年。从政的阅历，湛若水不如王阳明，但就学术的起点来说，他又比王阳明高。作为陈献章的衣钵继承人，湛若水早在江门从学时代就已开始确立自己的学术取向。而此时的王阳明，在学术方面尚没有定向。

王阳明出身于官宦家庭，天资聪慧，自幼胸怀大志，但兴趣过广。曾好武术、诗文，认真研读过宋代理学家的著作，后又喜爱道教、佛教。青年时代，他即认定圣人可学而至，故笃信朱熹理学，“遍读考亭之书”，读朱熹的书常常到深夜，还积极践履朱熹倡导的“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朱熹所主张的一种认知方法，具体来说是教人对着具体的事物，去体悟事物中的道理，由此去认识体现着道德纲常的“天理”。据史料记载，王阳明遵照朱熹所说的办法，进行“格物”，但都失败了。第一次“格物”，是在二十一岁时，他在官署院子里，对着一片竹子去“格”，可是怎么也格不出“天理”来。失败，并没有让王阳明放弃对朱熹理学的追求，二十七岁那年，经认真钻研朱熹学说后，他再次“格物”，也没有成功。王阳明说，他的朋友钱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他自己也“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成疾”，因太劳神而生病了。王阳明“格物”实践的失败，令他不得不怀疑朱子学说的正确性，由怀疑“格物致知”进而检讨朱熹学说的弊端。

对学术持认真态度的王阳明，在对朱熹把“理”与“心”相分的理论产生失望之后，曾有一段时间“出入于佛老”，学术兴趣转向佛学和道家，希冀在其中寻找到治理社会的良方。然而，在佛学与道家的思想中，他也找不到治国平天下的良方。他在学术路上徘徊之时，遇到了湛若水。

二人“一见定交”，结为“同志”，立志共兴圣学，为重新恢复心学、弘扬儒家的圣贤之学而不懈努力。在与湛若水相交之前，王阳明没有明确的学术方向，对此他本人并不回避，他回忆说，“守仁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几二十年”；后来遇见了湛若水，然后“志益坚”，毅然专心于圣学，一发而不可收。王阳明坦然承认受到了湛若水的影响，肯定“得于甘泉多矣”，说他为官三十年，未遇到像湛若水这样的有成熟的学术观点的人，所以与湛若水成为知己；湛若水则说，自己四处游学，也未遇见过虽年轻但从政如此之久的人，希望将来能与像他那样的人“同作一传”，意思是把他俩写在一个传记里。

湛若水与王阳明，相互倾慕，而且有共同的追求，这正是两人建立友情的基础。

患难之交，渐见真情

湛若水与王阳明友情至笃。王阳明说，一个共同的目标，使他们结为不逆之交，在患难中见真情。在王阳明遇到困境时，湛若水伸出了友情之手。

王阳明命运坎坷。二人结交不久，王阳明便卷入官场的是非，被贬到边远的贵州龙场。这是王阳明遇到的一场灾难，也是对湛王友情的首次考验。明弘治十八年（1505），武宗即位后，宦官刘瑾弄权，一批老臣上奏，反遭贬斥；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人上疏，得罪了皇帝而入狱。王阳明为营救戴铣，给皇帝上疏，因此得罪刘瑾而招来不幸，受廷杖五十大板，被打入大狱，后被降职到贵州龙场驿站，当一名小官——驿丞，负责朝廷公文的传递以及往来官员的食宿。王阳明避过刘瑾的一路追杀之后，来到那边远而荒凉的小镇，开始了落难的生活。

对王阳明的不幸，湛若水既同情，又愤慨。正德二年（1507），在王阳明离开南京之前，湛若水写下了抒发他心中“多慨慷”的诗篇——《九章赠别》。在诗中，他慨叹绝代无双的人才因一时的言论而被贬，又回顾与阳明的相识、相交，更增添别离的感伤。“誓死以同襟”的友情，使他在惋惜与伤痛之余，还对友人进行劝勉与鼓励。在诗的最后，湛若水告慰友人，“天地为一体，宇宙为一家”，人与人之间不论相隔有多远，都可以相“感”又相“通”，没有什么间隔与离合可言，故分离虽难免令人悲哀，但也不必太伤痛。

王阳明到了贵州龙场驿站后，湛若水写了多首诗，表达对在远方备受折磨的友人的思念之情。正德三年（1508），湛若水作诗《戊辰腊二十七夜梦王安伯兄》，记述他在梦里遇见了王阳明，王阳明低声地向他叙说，并在地上画字示意，只可惜看不清。诗中，湛若水表达了因友人“匆匆”而别，又路途遥远，只能在梦中相见惆怅之情。在诗中，湛若水慨叹：

四时有去来，逐客久不至。

天运尚可量，人事谁能计。

天道运行，春夏秋冬，四时周而复始，有着可以依循的规律，但人事变化无常，谁可预料？对王阳明的不幸遭遇，湛若水深表同情与惋惜。

远在贵州的王阳明，在挚友湛若水的关心与鼓励下，在边远地区度过艰辛的岁月。

他来到荒凉的小镇，开始时十分失落，终日沉思，在沉思中，他有所顿悟，思想升华了。如他的弟子所说：“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正之归。”这是说，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三年，处于困境之中的王阳明进行了静思涵养，而达到了圣人的境界，瞬间在自己的心中悟到了“圣人之道”，完成了圣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具体经历，被称之为“龙场悟道”，后人如此描述——

王阳明在龙场期间，一度意志消沉，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而久之，胸中浇浇，思念圣人此处，更有何道？据说，一天夜里，他大悟“格物致知”的道理，始知“圣人之道，吾心自足”，过去向事事物物求理是错了。他默记“五经”的内容，来论证他所悟的一切“求诸于心”的道理，据说没有不符合的。

王阳明龙场悟道，是他经历了学术之路与生活之路的坎坷后收获的学术硕果，由此而开始创立其弘扬陆九渊的“心即理”的学说，成就了“心外无理，心外无气，心外无物”的明代心学。

在创立学说的同时，王阳明还收徒授业，培养了一批优秀学子。正德三年（1508），他的三名弟子徐爱、蔡宗兖、朱节中举后准备赴京城就任，王阳明告知学生，京城有一位志同道合的老朋友，那就是增城湛若水。王阳明叮嘱学生，到了京城，一定要去拜望他，还说你们见到他，犹如我见到了他。由此足见，湛与王二人的友情是何等的深厚和真挚。

京都重逢，友情升华

湛若水与王阳明之交始于京都，在离别几年之后又在京都重逢，更添几分友情。

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结束了流放生活，恢复官职，任江西庐陵知县。次年，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王阳明刚得到升迁令，湛若水便想方设法让他留任京城。从涉足政坛的时间看，湛若水虽较王阳明要晚，但在仕途上却春风得意，比王阳明顺达，当时已升任翰林院编修，并担任经筵讲官。编修，是做文字工作的官员；经筵讲官，则是给皇帝讲授儒家经典的官员。湛若水任职期间，因他个性持重而建立起比较广泛的人际网，他当时利用这些关系来关照王阳明，为他疏通关系。王阳明留任京师后，希冀有更多的机会与湛若水相叙友情，彼此切磋学问，便选择了作湛若水的邻居。比邻而居的生活，浇灌了湛若水与王阳明的友情，二人一起在大兴龙寺讲学，一起与其他好友相聚。

天有晴雨，人有聚散。正德七年（1012）湛若水被派往安南国任使臣，执行册封安南王的任务。湛若水赴任行前，王阳明在京城为送别好友特作《别甘泉湛先生序》。

在文中，王阳明回顾说，圣人的学说在他的年代已被废弃，在与湛若水交往中，湛的“自得之学”对他的学术思想有深深的启迪。他慨叹在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去世后，圣人的学说消亡，其过程大致是，曾子传授了孔子思想给孟子，二千余年后由周敦颐和程颐、程颢继承，但之后发表言论的人愈来愈多，分析的道理愈来愈精细，但学问却愈来愈支离破碎，失去了根本，处理事情愈来愈繁难，因而圣人的学说也就被废弃。

王阳明慨叹，自己生长在这样的年代，年轻时不好好学习，荒废了整整二十年的时光，虽也曾用心读了老子和佛学，但只有到后来，认识了湛先生，意志才愈来愈坚定，毅然学圣人而不止步，这些都是得到了湛若水许多启发的结果。他对湛若水的感激之情跃然纸上。

王阳明还强调，世人做学问不求自得，而“甘泉之学，务求自得”。

在文中，王阳明把他与湛若水间彼此志同道合的友情概括为：

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

那是一种心有灵犀，思想交融，立志弘扬圣人之学而奋斗终生的生死之交。

在湛若水赴安南国期间，王阳明几次升迁。正德八年（1513），湛若水任务完成正要荣归，王阳明被派往滁州督察马政。湛若水从安南返回京城时，特意绕道到滁州看望王阳明。见面后，二人仍不忘探讨学问，就儒学与佛学的相同与相异交换了意见。

书信往来，彼此关怀

正德十年（1515），湛若水的母亲在京城去世。他在护送灵柩回乡时途经南京，王阳明前往南京龙江关在湛母灵柩前吊唁，并应湛若水之请，题撰湛贤母陈太孺人墓志。这次会面，二人就“格物”学说进行辩论，学术观点开始产生分歧。

湛若水安葬了母亲，守孝三年。期满，本该返回京城，但鉴于当时官场比较黑暗，他上疏请假养病，得到批准，在家乡隐居七年。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去世，朱厚熜继位，便是世宗，次年改年号为“嘉靖”。朝廷中有人向皇帝推荐湛若水。湛若水被诏回京，官复原职，继续担任翰林院编修和经筵讲官。同年，湛若水被提升为翰林院侍读，为正六品官。

嘉靖三年（1524），湛若水再次得到提升，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即明代最高学府及国家级的教育管理机构的最高长官。自此，湛若水官场得意，从嘉靖七年（1528）至嘉靖十八年（1539），十一年间频频擢升，官至正二品。在南京度过了二十年的仕途生涯。

在这段岁月里，湛若水与王阳明见面的机会不多，通信也少，但彼此都思念着对方。在书信往来中，他们相互问候，互通信息。据研究者统计，从正德十年（1515）至嘉靖元年（1522）的七年间，两人约有九次书信往来，湛若水去信六次，王阳明回信三次，信中不忘讨论学术。

在这段岁月里，湛若水不断升迁，王阳明却再遭劫难。王阳明认为，自己的性格“高自矜大”，正是这致命的人格弱点，使他在仕途中又遇大的挫折。事情是这样的，嘉靖皇帝即位后，下诏书提升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并令他进京面见，但由于一些官员的反对，他未能进京而返乡探亲去了。不幸接连发生，次年初王阳明的父亲去世，他服丧在家，住了六年。

嘉靖六年（1527）初，由于广西田州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朝廷再次起用王阳明，任命他为兼都督院左都御史负责两广及江西、湖广的军事事务。王阳明短时间即平定了广西田州等地的叛乱。由于带病征战，身心疲惫，平叛后他便上疏请假回家。他从南宁返回浙江老家时，特意绕道广东，到了湛若水的故乡增城。

增城与王阳明有缘。在那里，有王阳明为湛若水母亲题写的墓志，还有增城民众为纪念王阳明的六世祖王刚而建造的庙宇。王阳明的增城之行有两重意义，一是拜祭先人，二是造访挚友湛若水的故居。王阳明在湛若水的故居墙壁上留下墨宝——《书泉翁壁》。诗的首句写道：“我祖死国事，肇禋在增城。”王刚于明代洪武年间担任兵部郎中，升任广东参议，在战事中死于增城，有功于广东，是湛若水故乡民众心中的英雄。王阳明在诗的末尾慨叹，千百年来，“人生几知己？”他期待与友人早年的初衷——“同兴圣学”，彼此都不要辜负。

在湛若水故居，王阳明又写下《题甘泉居》，抒发对湛若水的思念。诗中如是说：

我闻甘泉居，近连菊坡麓。

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

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

渴饮甘泉泉，饥餐菊坡菊。

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

王阳明在诗中陈述，他对友人的家乡，那山山水水，十多年来日思夜梦，今日能目睹，油然产生移居此地的念头，期待在南山建造住房，与友人同饮甘泉之水，共赏菊坡山上的菊，同观罗浮山上的云。诗中流露出他对友人的日夜思念，对友人家乡山山水水的向往。湛若水也有诗句说到，“我所思，友人也”，他和王阳明之交，是“道义之交”，在过去的日子里，“虽有离合”，但“此志不移”，共同的志愿永远不会改变。

告别湛若水的故乡，带病的王阳明再踏上返回老家的路途，不幸的是尚未抵家却病故他乡。王阳明是因病上疏请假回乡的，但还没获批准，他就动身了，这就授人以柄，以致盖棺而不能定论。他的死讯传出，即有人告他擅离职守，皇帝听信谗言，即下诏令：王阳明的家人，不得继承他生前的爵位；他的学说被判为伪学，要禁止。

在王阳明死后，湛若水又为这位一生坎坷的挚友打抱不平，两人的友情也可见一斑。王阳明一生忠于朝廷，曾建赫赫战功，死后却蒙冤九泉。湛若水深感不平，就在朝廷宣布禁止阳明学说之时，他挺身而出，不断撰文，肯定王阳明一生的功绩。他坚信，若在“百年之后”，嫉妒他的人死光了，公道自在人间，那时他的朋友王阳明，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评说。湛若水的预言，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验证：王阳明的学说，一度成为明代的主流思潮，影响至于近代，启迪着一代代的精英，又传播于海外，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动力；二十世纪下半叶，王阳明的学说在中国曾被定为唯心论，遭到批判，然而随着学术界对极“左”思潮的清理，人们已为他的冤案平反。王阳明及其弟子的著作大量出版，阳明学已经成为显学。而为他鸣冤的好友湛若水，其著作反倒未能得到很好的整理、校点和出版，学界对其研究，远远不如王阳明。历史常常就是如此作弄人。

湛王之争，留下美谈

湛若水与王阳明这两位明代的心学大师，在交往中有过激烈的学术争论，却又有着至深的交情。

从史料看，湛若水与王阳明相交之初，两人有相同的志向，学术观点分歧也不明显。后来王阳明的学术观点变化比较大，彼此的“小异”愈来愈多，论辩也就愈来愈激烈。彼此的分歧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随处体认天理”与“格物致知”之异。

“随处体认天理”，是湛若水在师从陈献章时对导师学说的弘扬，也是湛若水最早影响王阳明的学术观点。万历九年（1581），王阳明在给湛若水的信中明确地说，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的命题，并非“诳语”，坦然承认他最初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是，他又强调，“格物致知”才是抓住了圣人学问的要领，因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格物”。

王阳明的“格物”是什么？“格”，就是“正”，“格物”便是纠正不正的念头，改正错误的想法。

湛若水对王阳明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在《答阳明王都宪论格物》的书信中，提出四条“不可信”。湛若水不客气地指出，王阳明把“格物”解释为“正念头”，而接着说的“正心”、“诚意”，不也是说“正念头”，这岂不是在语意上有了重复？而各家各派都以为自己所说的“正”才是“正”，于是所谓的“正”也就没有了标准。再说孔子不仅教人修德，而且教人践履，有实际的行为，如果只讲“正念头”，便背离了圣人的学说。当然，湛若水也认为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和他的“随处体认天理”有一致性，两种说法是“大同小异”，“大段不相远”。

其二，“主内”与“主外”之异。

学术界认为，湛若水与王阳明的最大分歧，在“内”与“外”的问题。

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被王阳明指责为宗旨在“求之于外”。王阳明认为，道德修养只需内求，在他看来“求尽乎心”，也就可以了。因为理不在心之外，而在心之中，心就是理，因而不管是人自身的主观行为与活动，或是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的一切，无不是本体的心或是外发的心。湛若水则强调，内在的心与外在的物，不是两个东西，而是统一的整体，不可把二者支离开来。

其实，把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为“求之于外”，是王阳明误解了。在给杨少默的信中，湛若水有一段辩解。他说，“随处体认天理”完全没有向外求的意思，因为“心”与“事”相感应了，“天理”才会显露，“天理”并非孤零零地悬在外面，它与心、与天地万物都是“合一”的，不可分隔的。湛若水特别指出，因为王阳明所说的“心”，仅仅是胸腔里的心，不懂得心既在万物之外，也贯穿在万物之中，故才会误解了他。

显然，湛若水是坚持了导师的“道通于物”的基本观点，这也是以陈献章与湛若水为代表的岭南心学的特色。这一特色凸显出它并不同于陆九渊和王阳明所主张的“心外无物”的心学。

其三，对“良知”的理解的不同。

湛若水不认同王阳明讨论学问只讲“良知”，而且把“良知”仅仅作为天生的，不需费力气去读书、思考或进行实践活动。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学习与思考才可能有认知，坚持实践才可能保留自己的认知，认知和实践结合了，涵养不断提高了，才可能懂得仁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否则即归于禽兽之类了。

尽管湛若水与王阳明曾经在学术上有过许多交锋，互不相让，然而可贵的、值得后人学习的是，两人从来没有因学术的分歧而导致友情的破裂。如前所述，王阳明在去世前不久亲临湛若水的故居并留下情深意厚的诗句，而湛若水在王阳明死后，不仅作了《墓志铭》，又撰写了《奠王阳明先生文》，在以后的岁月里，还不时写诗，以寄托对挚友的哀思。在王阳明死后二十年，湛若水写下了《我所思兮三章》，其中第三章写道：

我所思兮在越台，多修服兮怀天才，逝化碧兮兰亭隈，骑黄鹤兮去不回，二十年不见兮使我心哀，寥寥宇宙兮负荷者其谁？

在这字字句句里，体现着湛若水与王阳明终生不移的深厚交情。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提出一种看法，认为王阳明通过湛若水，受到了陈献章心学的影响，而王阳明却从未提及。后来，学术界终究未发现与这一结论相关的史料。尽管如此，湛若水对王阳明改变学术道路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二人的交往中，彼此潜移默化的相互影响，也在所难免。值得注意的是，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和王阳明，明代的心学发祥于岭南，而光大于岭外，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湛若水与王阳明的共同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宋代以来，支离“天理”与“心”，道德修养的途径被繁琐化，古代圣贤的学说被扭曲，学术气氛沉闷，人的主体精神受到压抑，到了明代，这一切都由于明代心学的几代大师的努力而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