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的文化渊源

祠堂，是我国传统文化祭祀先祖的所在。祭祖为一般家族组织所重视之礼俗，其义为报本反始，尽忠尽孝，团结宗族，辨彰血统。

祠堂，是我国传统文化祭祀先祖的所在。祭祖为一般家族组织所重视之礼俗，其义为报本反始，尽忠尽孝，团结宗族，辨彰血统。《论语》：“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后，通厚。“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先民对许多自然现象暂时无法解释，便认为在人世之外，还存在天尊、佛祖和鬼神等主宰着人的命运。先民去祠堂参加祭祀活动，固然有表达尽孝尽忠、怀念先祖、崇敬先贤、传续血脉、传承礼教的血脉崇拜神圣一面，自然也有祈求先祖庇护、神灵保佑、族亲扶持的实用理性之功利一面。［1］也许只有把握好国人信仰的多元和泛化特点，才更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先祖祠和先贤祠的文化本原。

宗族祭祀与宗族文化的宗法思想、等级观念等核心内容与祖先崇拜、“尊尊”“亲亲”伦理文化息息相通。尊尊，就是在宗族成员之间以血缘为基础确定的一种自然的长幼秩序和尊卑关系。“尊尊”所派生出的最主要的伦理规范便是“忠义”；“亲亲”所派生的是“孝悌”。通过忠义孝悌伦理规范的要求，使族人自觉忠君爱国，遵守社会公共准则，维护家族和睦。这正是封建王朝对臣民最核心的要求。宗族的伦理文化与封建王朝的伦理要求得到了统一，“家国同构”的体制特征得到完美的体现。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利用宗法伦理，宗法与专制的联姻，使得封建专制变得异常严酷。儒家伦理道德是封建家法族规的基本指导理论，它已经渗透在各项宗族祠规的条文和说教之中，使儒家的道德教化钳制了社会各层面芸芸众生的思想言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起着“润物无声”的基层社会调控作用。［2］

儒家将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个人觉悟，则社会进步；家治，则国治。正是先祖的智慧，将灵魂标榜在祠堂、牌坊、谱牒里。先祖相信他们的子孙一代会比一代强。因而祠堂寄托着祖宗的期望，固守着历史的记忆，夯筑了文化的根基。对于国人，这也许就是已经逝去时代的归属需求、身份标榜和修身齐家的明灯。文庙里的“至圣先师”孔子、武祠中的“伏魔大帝”关羽，密密麻麻镌刻于牌坊上的忠臣良将名字，以神牌的形式供奉于祠堂的先哲圣贤灵魂，也许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引起刚健有为、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激情，和善待社会、善待民众、善待家人的仁爱之心。

中华民族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是一个注重实用理性的民族，往往采取功利的态度来看待鬼神问题。国人骨子里的宗亲观念和实用理性观念，不一定把祠堂里曾经供奉的声名显赫的先祖先贤都当成神仙，但内心深处总以为吃了千百年的香火，大都有些灵气，拜一拜求一求，总是有益无害的。中国人向鬼神祈祷，多半是向鬼神表示自己的请求而非反省。因此，任何鬼神只要能满足上述目的，国人就都会崇拜它，心里没有一个唯一的、排他性的神明。费孝通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避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3］

一些祠堂重大节庆开台唱戏、乡亲美餐、欢聚游子，也很惬意。一些新建的祠堂还易名为书院、书舍、书屋、书塾等，一来显示移风易俗、职能转变，二来避讳封建迷信和宗族复辟的恶名。一些地方倾力打造宗亲会馆，大规模翻建先贤祠庙，吸引海内外投资，营造新的旅游品牌，给无烟工业注入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也是乡土建筑现代化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