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的制度规范

从制度文化的角度看，我国传统农耕时代的宗庙制度和祭祀制度，涉及宗族制度、宗法制度、官僚等级制度、选官和人才储备制度、基层自治组织制度等一系列涉及皇权统治的治理结构和形式规范。

从制度文化的角度看，我国传统农耕时代的宗庙制度和祭祀制度，涉及宗族制度、宗法制度、官僚等级制度、选官和人才储备制度、基层自治组织制度等一系列涉及皇权统治的治理结构和形式规范。

我国社会曾长期处于宗法制度的统治之下，宗族观念十分深刻，祠堂反映着先民对先祖的崇敬与怀念，同时也打上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烙印。早在周朝，我国的宗族制度就已经很完善，按照那时的祭祀规定，只有士以上的人才能建庙祭祖，庶人没有这个权利。能建庙祭祖的这些特权阶级，也根据他们的身份划分成5个等级：周代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分别对应不同的祭祖礼制。隋唐时期，官员祭祖的家庙祭祀制度盛行，官员按照官职大小划分祭祀享用的级别，从国家礼仪的高度对此作了规定：“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祢于寝。”下层官员和庶人祭祖只能在“寝”，也就是所居住的房子里进行，而无权建庙祭祖。宋代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彻底确立，官员家庙祭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以祠堂、族长为核心的祭祖新形式——祠堂祭祀制度开始兴起，庶人阶层由此有了建祠祭祖的权利。

宗族祠堂的基本功能是通过祭祀祖先，达到后代认祖归宗的目的，确立个人在宗法社会里的血缘归属；通过祭祀先祖，凝聚宗族，维系封建家族关系。宗祠的延伸功能，包括奖惩、教化族人，聚会、议事，藏谱、修谱，助学等。

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组织方式，是由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三个子系统组成的互相维系、互相调节的体系。这种超稳定系统特有的组织方式，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具有比世界上其他农业文明更强大的组织能力。［1］

宗法家族和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儒家意识形态以伦理为本位，把国家看作家庭的同构体，有效地消解了宗法家族组织与国家组织的对抗。

儒家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治理结构，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标准选官的科举制度和官本位体制，以儒家宗法礼制家庭伦理为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基础宗族自治体系，是宗庙、宗祠、先贤祠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屡毁屡建、经久不衰的制度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