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居建筑包括祠堂建筑，是满足人类生存繁衍安全、舒适、美观功能需求的工具和场所。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历史、文化、习俗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各地民居类型、居住模式、祠堂建筑有明显的差异性，这是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之所以丰富多彩、绚丽灿烂的根本原因。
南迁汉民到达南方不同的地域后，与当地土著人民交往沟通，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民族、民系、地域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在同一民系内部，也因南迁人口的组成、家渊以及各自历史、社会和文化特质的不同，加上文化移入的持续性、文化特质的层叠性、文化地理的包容性等差异，形成文化形态的区域差异性。
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的南迁，北方汉民族群与南方土著族群经过长期的碰撞、沟通和融合，对当地土著族群在人口构成、经济、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礼仪习俗、语言，以及居住模式、祠堂建筑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宗祠作为传统建筑的精华和标志，必然以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集中反映这些影响和变化。
马戎认为，研究族群意识、族群分层、人口差异、语言使用、居住格局、族际通婚等专题以及族群关系的衡量变量等问题时，历史的观点、动态的观点、多元影响和比较分析的观点，是我们分析族群关系影响因素时需要予以注意的四个重要视角。
英格尔提出了分析族群关系的一个变量体系，这个体系直接涉及的因变量是族群成员身份认同，它随着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强化或弱化。这个体系归纳概括为六大类14个变量：（1）人口因素（包括了相对规模、移民比例、迁移方式3个变量）；（2）体质差异（种族因素）；（3）文化差异（包括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族群差异3个变量）；（4）社会总体特征（包括阶级构成、社会流动、教育水平3个变量）；（5）社会的族群关系与政策（包括族群歧视、居住格局）；（6）与母国关系（与母国之间的情感和各种具体联系）。由于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移民史与族群关系历史，各个变量的作用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处理族群关系的不同政策。基本归属感、分享的利益、与政府的“疏离感”三个维度，文化因素、利益因素、互动因素是族群凝聚力的三个源泉。［2］
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有可能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沿袭下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也不同。当这些具有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族群相遇时，某个族群的一些成员有可能把其他族群的成员视为利益和资源的竞争对手。历史上族群之间的冲突、联姻与合作，都会对今天这些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有一些朝代并不是汉族执政，各朝的族群政策也有所不同；但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文化传统具有较大的宽容性。讲“中庸”之道，讲“和而不同”，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边疆各族群都可能“变夷为夏”，或者至少可以和睦为邻。
如何理解中国族群关系的理论框架，费孝通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做了综合性的分析，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系统性的理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在思考和处理族群关系问题上的体现。中国在几千年前，已成为融合了多民族，拥有数千万人口的泱泱大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造就了中国人处理复杂民族关系的能力，并形成了在“多元”中维系“一体”的智慧。中国文化传统中坚持把族群问题“文化化”、坚持淡化族群的政治色彩、以文化为核心鼓励族群融合的大思路，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大智慧。在处理族群之间关系方面，“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是中华智慧处理多元文化、多元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精髓。
陆元鼎认为，历史上的汉族，是综合了华夏、东夷、苗蛮、百越各部族而以中原地区华夏文化为主的一个民族。汉代，我国开始采用汉人的称呼，直到隋唐，汉族这个名称才基本固定下来。
汉族祖先长时间以来一直居住在以长安京都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即今陕、甘、晋、豫地区。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南迁移民，在移民群体中，有宗室、贵族、官僚地主、宗族乡里外，还有众多的士大夫、文人学者。他们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术实力与当地传统有机结合、集成创新之后，使南方地区经济、文化获得了明显的提高和发展；进而形成特色鲜明的南方地区民系族群。
东汉到两晋时期，黄河流域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特别是永嘉之乱后，大批汉人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当时他们以宗族、部落、宾客和乡里等关系结队迁移。大部分东移到江淮地区，也有南迁到太湖以南的吴、吴兴、会稽三郡，还有一些迁入金衢盆地和抚河流域。再有部分则沿汉水流域西迁到四川盆地。［3］
南北朝的并存及北方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政权的对峙，使得各地宗族的区域特征更加明显，随着他们所依附的不同政权间的斗争，各地宗族间尤其是士族间又存在着区域的宗族歧视、矛盾和斗争，造成宗族发展中的不同特点。这种区域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南北宗族的差异，其次是在南方的侨姓与吴姓的区别，在北方的汉人与少数民族宗族、山东与关陇士族的区别。
从南北宗族关系来看，北方地域广，大族较多，宗族联系较密切，内部通财观念很强，并极力扩大自身的宗族群体，联宗现象也不少；南方则相反，宗族内家庭分居析产者多，宗族间联系相对松散。
从士族的区域差别来说，在南方，士族有侨姓与吴姓的区别与矛盾。侨姓与吴姓虽有矛盾斗争和地位的升降变化，但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下，共同的利害关系多于他们之间的矛盾。从士族特征来说，他们都以“文”区别于北方士族，以人物才华闻于世。北方不少人士视东晋南朝为正统所在，具体内容，则是南方士族所代表的汉族文化。
在北方，自东、西魏分立后，关东、关西宗族特色分明。关东士族古老，很多大族源于汉魏，又居中原，为儒家文明的代表，其宗族家风淳厚，门规谨严，社会地位很高。关西士族多来自代北、陇西，产生晚，文化不发达，以“雄武”闻名，宗族的发迹主要是官宦，他们主要是有优越的政治地位。至唐初，唐太宗犹对山东、江南士族为世人所羡的状况愤愤不平。［4］
隋唐统一中原，人民生活渐趋稳定和改善，周边民族人民不断迁入中原。隋唐时期，战乱给士族造成的打击主要有三次，即隋末农民战争、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战乱。安史之乱，两京沦丧，士族又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出现了“两京衣冠，尽投江湘”的局面，由于人多族众，荆南各州城镇规模竟“十倍其初”（《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唐末五代战乱，很多士族在战乱中被消灭。记载士族世系、维持士族制度的官私谱牒也大多毁于战火或散佚殆尽。“故唐公卿之族丧亡且尽”，“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士族制度彻底消亡。［4］
唐中叶北方战乱频繁，安史之乱后，北方出现了比西晋末年更大规模的汉民南迁。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移向南方。当时，在迁移的人群中，不但有大量的老百姓，还有官员和士大夫，而且大多是举家举族南迁。他们的迁移路线，根据史籍记载，当时南迁大致有东、中、西三条路线。
东线是自华北平原进入淮南、江南，再进入江西。其后再分两支，一支沿赣江翻越大庾岭进入岭南，一支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中线是来自关中和华北平原西部的北方移民，一般都先汇集到邓州和襄州一带，然后再分水陆两路南下。陆路经过荆门和江陵，渡长江，从洞庭湖西岸进入湖南，有的再到岭南。水路经汉水，到汉中，有的再沿长江西上，进入蜀中。西线自关中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
这三条南迁路线，迁入最多的是三大地区：一是江南地区，包括长江以南的江苏、安徽地区和上海、浙江地区；二是江西地区；三是淮南地区，包括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地带。福建是迁入人口次多的地区。由于江南比较安定，经济上相对富裕，如越州（今浙江绍兴）、苏州、杭州、升州（今南京）等地，北方大族迁入导致人口越来越密。其次是安徽的歙州（今歙县地区）、婺州（今浙江金华市）、衢州，由于这些地方是进入江西、福建的交通要道，北方南下的不少移民停留在当地落户。江南的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淮南的扬州、寿州（今安徽寿县）、楚州（今江苏淮河以南盱眙以东地区），江西的吉州（今吉安市）、饶州（今景德镇市），福建的福州、泉州、建州（今建瓯市）等地也有不少移民长期居留。［5］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中州百姓大迁移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估计有三百多万人南下。其中一些世代居住在开封、洛阳的高官贵族也陆续南迁；从州府县镇，直到乡村，都有移民的足迹。
一些学者专门考证研究客家人的迁徙渊源，认为居住于闽粤赣边缘地区的客家先民，是历代因战乱从中原大规模直接迁徙而至，或辗转迁入，或官宦、贬谪、经商等原因而落居。其先民迁徙有五个重要时期：
其一，秦汉统一中国，中原移民开始南下。1. 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军六十万灭楚“南征百越之君”，集结余干之水的秦军，于公元前221年置闽中郡后，即分兵南下，从闽粤赣边入抵揭阳山，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2. 秦始皇三十三年，50万人守五岭，即赵佗“将卒以戍越”。3. 秦始皇三十四年，赵佗筑城，徙往北方边郡筑城可考者，少者3万户，多者5万户。4. 秦始皇三十六年，估计秦驻闽粤赣边之戍徙民约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以上。5. 汉武帝元鼎五年，大批中原士卒南戍岭南，分驻于郡县及军事要冲。6. 汉元封元年，闽中及揭阳（潮、梅古为闽越地）的闽越人都搬走了，只留下秦中县徙民的后裔。此后闽粤赣边居民以中原移民为主体。
其二，汉末建安至西晋永嘉之际，中原人民避难，有一部分人迁入闽粤赣边区。东汉末年，中原人民避难入交州，曾掀起一次高潮，南迁主要由海道而来。南北朝时，中原人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迁移人口约96万，大部分稳定在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入江西赣南，部分又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边州县。永嘉之际，中原士族流入福建者众。
其三，唐代安史之乱，战祸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原人民大量南逃。
其四，唐末黄巢起义，中原人民避难者又大批逃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唐末至宋，闽赣边人口激增。
其五，宋南渡与宋末，再有大批中原人民逃难至粤中与闽粤赣边地区。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杭、秀、苏、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皇室走洪、吉、虔州。皇室回临安时，这些士民没有随迁条件，又势不能北返，因而一部分南渡大庾岭，入南雄、始兴、韶州；一部分由虔州入汀州；一部分滞留赣南各县。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江浙及江西大量宋民一路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经潮汕至海南岛。
除以上所述因战乱大规模南迁外，中原人民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者。［4］
华东、华南的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客家土楼居住上百人，都是同一宗族的人，事无巨细均由同宗相帮解决，祠堂成为血缘凝聚、互助共济、聚会议事的公共空间。各家族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和先祖荣耀均极重视。除族谱记载外，外化形式集中反映在家族门楼的门额横匾与宗祠匾额、堂联上。一些世家望族的门匾则刻有“鲁国传芳”（颜姓）、“颖水世泽”（陈姓）、“江夏衍派”（黄姓）、“蚊筑传芳”（丁姓）等字样，以表明郡望，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镶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清楚地表述了各姓氏的家世。
古代从中原到岭南，经江西越南岭，南雄地处交通要道，是必经之处。北方人迁移岭南，很难直达，多半会分阶段进行；可能先过长江，次第越五岭到南雄，再移徙珠江三角洲各地。南雄可以说是中转站，珠玑巷迁民，大约就是经过这四个步骤：中州祖籍—长江以南—南雄—珠江三角洲。中转站不会只有南雄，粤北的韶州也是北方移民至广东常经过的地方。所谓珠玑巷迁民，不一定都在南雄定居过，只是后来的珠江三角洲的居民说不清祖先确切的来处，借用移民中转站南雄的名称，来圆自家身世之说。
关于珠玑巷移民的传说，明清以来历久不衰，历代记载不少。珠江三角洲的许多民众追溯其先祖，多是由南雄珠玑巷迁徙而来，确有文献和口碑的根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南雄珠玑巷之得名，原北宋汴京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过五岭，至南雄，亦号其地为珠玑巷；他的家族在内的广东大族由广东北部南雄珠玑巷，往南迁徙而后定居。［6］此为珠玑巷迁民故事的一种说法。谭棣华据多种族谱所编《珠江三角洲宗族迁徙原由表》，列有67个家族由南雄迁出，家族祖籍不一；迁徙的时间，有五代、北宋、南宋、元代，主要是在南宋时期；迁赴之地则为顺德、南海、新会、中山、广州、台山、恩平、东莞、三水、清远、佛山、高要、宝安、香港、花县等地。所以明清以来这些珠玑巷移民后裔的家族，确系移民繁衍而成，但不一定是南雄珠玑巷定居再迁来。［7］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人口自北往南迁是大趋势；但由南向北，或在北方内部流动，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明朝初年政府就曾移民充实中都凤阳和南北两京、河北、河南等地。如把浙江、应天府属州县富人14000户迁徙南京，将浙江、南直隶富人2000户迁移北京；洪武二十二年又将苏、松、嘉、湖、杭五府无业游民和犯罪的官吏14万人移徙凤阳；广东番禺等地2万多人迁至淮河流域；从河北真定、山西移民凤阳；又几次从山西南部移民到河北、河南以及安徽北部。洪洞县在山西南部，属于迁出民人多的地区。洪洞大槐树的迁民之说，与珠玑巷迁民说一样，反映这里移出民众多；北方内部的移民不一定皆来自洪洞大槐树。明初政府组织移民，以地域范围进行迁移，与宗族没有关系。［4］
明代从洪武六年到永乐十五年近半个世纪中，明朝官府以山西为主要迁出地，前后组织了18次大规模向外移民，累计移民人数在数百万以上。［8］
明代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元末明初，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兵灾和天灾，先是朱元璋所领导的明军与元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继而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又与建都南京的建文帝发生了残酷的争夺皇位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变”。在这两场大规模的兵灾期间，天灾又连年不断。富庶的华北平原和江南水乡变得一片狼藉，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有的地方甚至沦为无人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晋地区，升平乐业，一派盛世祥和的气象。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却达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大槐树祭祖堂局部
洪武元年，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治、巩固边防，恢复生产，采取移民垦荒的措施，从富省山西，尤其是山西首富的洪洞县集中移民数百万人。《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明统治者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明朝移民条律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人均荒田17亩，免租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间田地，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洪洞移民，使中原和江南地区人口大量增加，社会出现繁荣稳定的局面；移民拓荒、屯田，巩固了明代的边防。大迁徙，合理调整了人民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交融、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
大槐树牌坊门
血缘关系是宗族的天然纽带，移民族群充分运用族谱和祠堂敬宗收族。明初古槐下的移民，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这些移民的后代又随着岁月而萍飘蓬转。有人做过推算，遍及海内外的槐裔现已逾亿。［9］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牌坊。如今已扩建成规模宏大的大槐树公园。祭祖的殿堂贴有“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有牌位，公之于墙，以便寻根查询。洪洞县每年于清明节前后举办祭祖节。十几万游子，来自祖国各地，来自港、澳、台，来自大洋彼岸，走进大槐树公园，次第俯身屈膝，叩首拜祭祖堂中各自的姓氏牌位。［10］
具有相似意义的移民“圣地”，还有客家祖地：福建宁化不璧村；粤港百姓的祖地：南雄珠玑古巷；南迁百姓的祖地：河南固始；“湖广填四川”的集散地：湖北麻城和孝感。在上述地方大多立有纪念性建筑，以供后人慎终追远，缅怀先祖。广东梅州、河源，江西赣南的客家文化中心都提供寻根问祖、认祖归宗的方便。
明清时代的晋商能够称雄九州，是他们冲破儒家士农工商的界限，把商业当作一生的追求、梦想和信仰。雷履泰、乔致庸这样的晋商，坚守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儒商准则。［11］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提出，不懂得创造社会价值的商业根本称不上商业，不懂得回馈社会民众的商人根本称不上商人。晋商称雄中国商海500年，是因为创造出了最大化的社会价值，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晋商最敬奉推崇的就是关公的“信”和“义”。晋商因关羽具有“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信义昭著”“言必忠信”等传统美德，把关羽作为信义之神来崇祀，以关羽的“信义”取信于顾客；从关羽身上吸取正气，规范商业行为；使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成为晋商价值观的核心。［12］晋商的超越，在于拥有“文化负载者”和“精神创造者”身份。
今天津津乐道的“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是新经济的特点”的理论，晋商已有原创。一个成功的商业体必然能够在最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而晋商仅靠船帮、驼帮和手推车组成的物流系统，竟开通了多条商路，把市场拓展到国际社会。儒雅的晋商，在故乡建造地域风格独特的晋商大院，在大院里核心部位设置祠堂祖屋，祭拜先祖，以求血脉和财势世代繁荣；在营销地建造富有山西建筑风韵的会馆，祭拜关圣帝君，保佑财运兴旺。
潇贺古道，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开凿，北起湖南省道州潇水江边，东路经富川麦岭、西路经湖南省江永县入富川，两路至富川葛坡的青山口会合，再南下至富川古城码头，沿贺江出珠江下番禺，这就是史学上著名的“道州—富川—临贺新道”。潇贺古道，使贺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是中原沟通岭南、海陆丝绸之路对接线的一条重要通道。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始设临贺县，隋开皇九年始有贺州的称谓，明洪武十年改称为贺县，2002年设贺州市。宋朝时贺州产锡占全国外运锡的62％，一直延续了1000年。锡矿开采业的繁荣，给贺州带来了市镇的繁荣。北宋进士，宋朝理学开山祖周敦颐，出生和长大在桂岭，从桂岭县衙前的荷塘中获得灵感，写出千古名篇《爱莲说》。
贺州市的驻地叫八步镇，缘起清嘉庆末年，有广东肇庆的8户人家来到贺江边开了8家店铺。八步就是从8户人家、8间店铺、8个盐埠码头、8处风景宝地逐渐演绎而成。清朝建的“珠端会馆”现在还保存完好，“珠”是指珠江，“端”是指端州，现在的肇庆。抗战后期，桂林沦陷，从全国各地到桂林躲避战乱的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疏散到了八步，使八步这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镇一下子增加到了四五万人，八步始有“小广州”之美称。
贺州是各族群聚居的桂东边城，各族群都有各自的方言，境内同时流行普通话、广东白话、客家话和桂柳话，民间则有几十种方言土语。贺街人讲的桂柳话，曾经是这片土地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官方语言。贺州有壮、瑶、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族群，基本上都操各种不同的方言土语。而各地方言土语中的九都话、八都话、壮话、土白话、麻该话、大宁声等数不胜数。有专家戏称说，贺州是一座方言土语的博物馆。作为中原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交会通道上的节点，作为移民重要集散地的贺州，留有黄姚古镇、临贺故城、富川古明城；秀水状元村、龙井古村、福溪古瑶寨、凤溪古瑶寨、龙道古村、升平古镇、玉坡古村、客家围屋、桂岭四方营等古镇古村落。
古城内的街道全部为青石板铺垫，绝大部分民居也保持着古旧的风貌，特别是一字形石板街直通深港，幽深宁静。古城内主要以县衙，捕厅，文庙，书院等行政文化建筑为主，辅以小型的商业铺面，其余均为民居建筑。现今仍保存较完整的建筑有县府衙门、临江书院、各姓氏宗祠、文笔塔、历代古民居、最古老的砖砌码头和近代所建的石砌大码头、文庙遗址等。临贺故城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金矿，古城内有寺、庙、祠、馆、观30多座，中原文化、百越文化、楚文化在这里交会融合。
临贺故城存有20多座姓氏宗祠。这些姓氏宗祠群的出现，一是贺州的朝廷命官源于全国各地，二是巨商大贾来自五湖四海，三是客家人聚族而居，都需要通过宗亲血缘纽带、宗族认祖归宗，获得族人信任和支持，传承忠孝节义，扩大影响范围。在临贺故城中先后修建了不少以姓氏为联络纽带的宗祠。
唐朝李靖南征时，福溪是潇贺古道上的一处重要关口，五代时是楚与南汉的必争之地。据福溪村周氏族谱记载，“先祖周敦颐宦游路过此地时，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便留下一子在此安居”。村中建有周氏宗祠，又称“濂溪祠”。从北宋到明清，一条小溪经历了七个朝代的变迁，造就了一座恢宏的古瑶寨。村寨从宋朝开始发展，至明朝时达到了顶峰。福溪边有一条一里多长的大石板街，临街建造起了一座座大门楼，每一座大门楼后面，又是一条长长的青石板巷道。福溪村总共有13座古门楼，建筑呈敞开式，立柱、抬梁、屋檐造型古色古香，每一座门楼都挂有进士、文魁、武官等功绩牌匾，门楼成为了光宗耀祖的地方。据统计，福溪村历史上出了5位进士和35位头上戴有官帽的人士，恩赐牌匾仍熠熠生辉。鼎盛时期曾经有过24座古戏台、24座庙宇和24座石花广场，1座风雨桥。
莲塘客家围屋九井十八厅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口一张塘，打条鲤鱼八尺长。”贺州市白花河流域流传的这首客家歌谣《月光光》，同时也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中流传着。歌谣中的“莲塘”虽然并非指八步区莲塘镇，但白花河流域是贺州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贺州客家人自明末以来开始零星迁入，清朝中期的乾隆、嘉庆至晚清，又有两次大的迁入高潮，致使贺州成为广西客家人分布的主要区域。
客家人迁居莲塘，江姓族人总共建造了8座气势恢宏的大围屋。位于莲塘镇仁冲村的客家围屋，一个大院落占地20亩，围屋的设计布局以正堂纵轴为基点，成轴对称，正屋是四进式四大栋，地势为后栋略高于前栋，四大栋主屋紧紧相连，用9个大厅和18个天井进行通风和采光。它是广西客家民居围屋的典型代表，屋中的门楼、屋檐、屏风、神龛、家具更是精工雕刻而成，十二生肖、麒麟、鹿、鹤、龙、凤等图案惟妙惟肖，尽显艺术风采。围屋建于清光绪年间，据江氏族谱记载，江姓人最早从广东五华县迁徙到贺州，靠着聪明和勤劳，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按照安全防盗的要求，大兴土木，房屋越建越大。光绪十一年，先祖江海清在镇南关大捷中因战功显赫，被晋升为三品朝官，出任云南省盐检道台，受赏白银100万两和“万宝来朝”牌匾一块，江氏将白银带回广西贺州莲塘，历时8年建造了这座宏大的客家围屋。（根据贺州旅游局提供的资料编写）
莲塘客家围屋祠堂
在古代移民的诸种类型和原因中，战乱和垦荒造成的迁民最多。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西东晋之际、南北朝对峙、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唐末五代时期、北南宋之交、宋元之际、明末清初等的战争年代，大量民众离乡出走。少数民族进入北方和中原后，北方汉人逐步南徙，渡过长江，逾越五岭，散布于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及台湾。
举族迁徙，或宗族中相当一部分人共同迁移，在移徙过程中，宗族作为组织者把族人聚集在一起，携带族谱，统一进退，互相帮助，得以到达新居地。举族迁徙的宗族在重新定居之后，宗族有了新的特性：1. 血缘关系有所淡薄，对同地望、同姓氏的人表示亲近，甚而视为同宗，以扩大宗族队伍。2. 强调同宗团结，同辈分“虽百世犹称兄弟”，表示血缘近、关系亲，希求互助。3. 以族内名人为核心，团结族人，维护宗族，而不讲究大小宗法。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在宗族组织盛行的南方福建、广东、广西、江西等省区，不断发生宗族间的武装械斗，其中尤以福建的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惠州、潮州频繁，南方宗族械斗的严重化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4］
南方的宗族械斗在明代出现，后期随着宗族和乡绅势力的发展，以及在抗倭过程中宗族武装的发展，在人口数量膨胀的刺激下，宗族械斗的社会条件更加成熟。清代南方宗族械斗频繁出现。［13］康熙时期闽广宗族械斗已较多发生。到了雍正时期，械斗规模变大。雍正曾说：“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强盛，欺压单寒，偶因小故，动辄纠党械斗，酿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复逃匿抗拒，目无国宪。”（《清世宗圣训》卷二十六《厚风俗》）。
乾隆时期，械斗更加严重，尤其以闽、粤、赣交界地区为最。乾隆初年，闽、粤、赣三省地方官在宗族中选立族正管理宗族，把族田收入限制在祭祀、周恤、助学等正常用途方面，防止充作健讼、械斗之资。率先推行族正制的是福建的漳州府和泉州府。乾隆十三年，福建全省推行了族正制（《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三）。广东是在乾隆六年推广族正制的。乾隆六年九月任江西巡抚的陈宏谋，采取选立祠正（即族正），官给牌照的办法，以“化导约束”“族中口角争讼之事”（《清经世文编》卷58《寄杨朴园景素书》）。实行族正制，并没有刹住宗族械斗及健讼的风气。乾隆中叶，终于导致了清政府对宗族势力的打击。乾隆二十九年发布上谕，下令全国“各督抚等饬属留心稽察，实力整顿所辖之地”（《清高宗实录》卷709）。清政府治理宗族的实践，形成了乾隆帝重惩宗族械斗的基本思想。乾隆时治理宗族，惩治宗族械斗的实践，对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加强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起到不小的作用。
嘉庆时期，械斗地区扩展到广西、安徽等省。道光上任后，对械斗采取了强硬的打击措施，命令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浙江各督抚，“查明近年械斗情形，详细妥议章程具奏”（《清宣宗实录》卷32）。刑部等衙门议定出“惩办械斗章程”，被道光皇帝批准实行（《清宣宗实录》卷41）。道光以后，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削弱，社会动荡不安，宗族械斗时有发生，如咸丰年间广东爆发了牵动数县的土客械斗大案。［4］
冯尔康认为，宗族械斗的社会背景与原因：一是宗族势力的强大。宋元以来，宗族组织在南方得到了长足发展，明清时期南方战火较少，在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中，聚族而居的宗族人口迅速增长，大多数宗族都包括出了五服的族人。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祠堂的建置普遍化，宗族势力迅速膨胀。宗族祠堂通常是“纠约出斗”的组织者，族田成了支持械斗的经济基础。二是人口数量的膨胀。清代的人口，在康熙末年大约不到1亿人，乾隆六年有1.43亿人，从乾隆六年到道光十四年不到100年中，人口大约增加了2.5亿人。人口激增，生存竞争激烈。宗族在开发山场、强占沙田、争夺水利的过程中，常为争执而引发械斗。三是地方官吏的腐败，宗族纠纷便以械斗自行解决争端；械斗报官者越来越少，械斗规模则越来越大。清代的吏治自乾隆朝每况愈下，而械斗则愈演愈烈。［4］
清代的械斗与王朝相始终，频繁出现于南方福建、广东、江西、安徽、广西、湖南、浙江等省区，其时间之长，地域之广，实属罕见。
宗族的频繁械斗影响了清政府的宗族政策。清朝政府奉行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以孝治天下，康熙、雍正二帝试图利用宗族组织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于宗族组织经常械斗，破坏地方社会秩序，自乾隆帝起，朝廷改变了宗族政策，出现了乾隆初年的族正制和乾隆中期治理宗族的强硬措施，以及法律和政策中对械斗的重惩规定。宗族械斗也影响了清代的社会结构。明清时期，随着科举人口和致仕人员的增加，绅士队伍扩大，在宗族制度完善的过程中，绅士起着领导作用。宗族械斗也往往由绅士控制，绅士借械斗巩固了在宗族中的地位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宗族械斗使阶级对立被乡族矛盾冲淡，巩固了绅衿及庶民地主的土地占有权。械斗还强化了族权与宗族内部小家庭的联系，从而有效地实现族权对宗族的控制，宗族对家庭的控制。
宗族械斗长年累月不断发生，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摧残了农村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众多的残破家庭。械斗地区土地荒芜，庐舍焚毁，丁壮伤亡众多，人们不能正常地生产和生活。腐败的地方官乘机敲诈勒索更是雪上加霜。走进新的世纪，随着舆论暴力和革命暴力风靡九州大地，随着儒家宗法思想伦理道德的口诛笔伐和封建王朝的衰败覆灭，支撑传统社会运转的基层宗族组织因械斗和移民而异化，曾经寄托族人荣耀和理想的祠堂祭祀也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文明的进步、宗祖崇拜的淡化、宗族制度的衰落，又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岭南祠堂建筑遭到严重的破坏，祖宗牌位和族谱被焚毁，致使岭南很多祠堂破败不堪。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大多是那些地理位置好、规模比较大、具有较高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的祠堂。这些祠堂大都已经被开发成旅游景区，很多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开发用的祠堂，供游客参观的只是祠堂建筑实体，忽略了祠堂特有的文化内涵。游走在祠堂中，人们已经很难感觉到祠堂内应有的那种神圣与肃穆。更无从感知蕴含的独特文化价值。随着岁月的推移，风雨侵蚀，这些古老的祠堂会慢慢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根恳亲热的兴起使岭南祠堂有被重新重视的迹象。由于缺乏社会基础和文化内涵，宗族观念淡化，家族凝聚力的减弱，使祠堂仅仅变成了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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