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象与心象类文化艺术界说

“心象”一词在当下的文学、绘画、音乐甚至戏剧批评中，被广泛提到。“心象”与“意象”有着密切的关系。“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命题，“意象”的提出发轫于先秦，《易传·系辞》载：“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而舞之以尽神。’”其“立象以尽意”充分肯定了“象”在表情达意中的桥梁作用。正是基于此，魏晋以降，刘勰的《文心雕龙》将意象理论引入文艺学领域，从而引发了中国古典美学对于意象、意境的理论探讨与建构。《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在此将“意象”与“声律”并提，认为“意象”与“声律”一样，是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他明确地在“象”之前加上“意”，强调“意象”的形成是通过“神与物游”，“神用象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创作主体由客观之“物象”而感兴，进而进行艺术加工和构思的过程，带有强烈的主体情况，已非客观之“物象”。到了唐代，“意象”已为诗论家所普遍使用，从殷璠的“兴象”到王昌龄的“久用精思，未契意象”（《诗格》），再到司空图的“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等，都是沿着刘勰的“意象说”而发展，并通过唐人的创造，进而形成了“象外之象”“境外之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意境理论。总体而言，从“意象”的发展历程来看，“意象”是与艺术构思紧密相关的，是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基础。

“意象”离不开物象，是由物而感发，由物而起兴。“物象”“心象”与“意象”之间相辅相成，“意象的基本要素是‘象’与‘意’。‘象’包括物象和心象，二者相互联系。心象是物象的反映，物象是心象的基础。‘意’包括‘理’与‘心’。‘理’指物理，客观事物的规律，‘心’指心理，包括思想和情感。‘意’与‘象’的关系，既体现出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又体现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1]可见，与“物象”相比，“心象”是内在的；与“意象”相比，“心象”又是基础的。但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无论是“物象”“心象”还是“意象”，都是从艺术创造的角度立论，属于创作论的范畴。而此言之“心象”，则主要从审美和接受的角度而言。

如前所言，文学艺术由于是“立象以尽意”，艺术构思是将隐晦的“意”通过明确的“象”显现出来；与之相对应的是，艺术审美则是通过字里行间所呈现出来的“象”去领悟深层次的“意”。但文字本身并不能以“象”而呈现，需要由外而内的感知与建构。阅读的过程，就是心灵之“象”也即“心象”逐步完形的过程，而这源自文字的“心象”，是与绘画、影视等艺术的直观性迥然相异的。正是从这个角度，笔者将文学艺术纳入“心象类”艺术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