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宿舍与“修道院”
陈思行
前不久，一位在远洋公司工作的同学来看望我，三年未见，自然倍感亲切，谁知不到一小时，急急的敲门声打断了热烈的交谈，在亲切的指责中，学友扫兴而归，临别留下一句颇耐人寻味的感叹，“真像‘修道院’”！
“修道院”——同济大学西北二楼女生宿舍的雅称，在同济校园中有口皆碑，壁垒森严的铁丝网，硕大的铁锁，还有那每晚6：00—7：00这独特的会客时间，足以使每个异性迷惑不解而又感叹不止。
学校为什么要对西北二楼采取如此严慎的保护措施呢？据说这与楼里出现的一些不意风波有关。校部认为：只有严格控制西北二楼，才能防范不良分子进入，保证女生安全，同时创造安宁的环境，使学生能安心读书；另外每天一小时会客，对本校学生足够了。然而暑假里发生的事情却恰恰说明了围墙的无能，何况这些措施对学生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集体里，友爱和谐的环境能使人情绪稳定，心胸开阔，而学校目前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消极做法只会增加男女生之间的神秘感，使某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把进入女生宿舍作为炫耀的资本，青年的好胜、好奇及脆弱的理智，都会使某些人在这无形的诱惑中失去自制，特别对于一些新生，入学近半年，男女生之间十分生疏，长此以往，共窗几载，不就得到一层美丽的面纱？最反感的是外校学生，好不容易在紧张的学习中挤出半天时间，也不能尽兴畅谈叙旧，请问：学校需要的是足不出户、毫无生气的高阁修女吗？
浙大男女生同楼，学校风气仍旧很好，交大男女宿舍可随便出入，但“令人咋舌”的事还是寥寥无几。同学们呼吁校部，介绍一些男女同学交流的方法，正确引导同学们端正思想，这才是解决女生宿舍问题的关键。男女同学多接触接触，只要方式恰当，对培养协作的能力、增进同学的了解大有裨益。学校也作了一些努力，诸如茶座、周末舞会等，但能有机会参加的同学毕竟不多。
现在，愈来愈多的女生感到有一种压抑，她们不愿让铁丝网禁锢自己的思想，她们向各方呼吁：我们不愿做八十年代的修女，而要做勇敢的、有个性的、勇于开拓的八十年代的新女大学生！
试刊一号（1984.11.17）第2版
假如我当校长
邬志雄
编者按 从我们跨进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的命运就同我们的大学联系在一起，就如同祖国维系着她的游子一般，同济的振兴对每一个同济人来说都不是身外之事，为此我们开辟了“假如我是校长”这一栏目，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在改革的洪流中同舟共济。
有人说：“你们大学生除了发牢骚，就不会别的。”不！我们不再是袖手旁观的一代，我们有抱负、有理想，我们渴求着新的道理与生活。
假如我是校长，我将深入教师、学生中，不再是小小办公室的主任，也不再奔波于繁多冗长的会议中，我有魄力、有能力解决同学、老师最渴望解决的问题。物理实验仪器陈旧落后，我要用新的把它换掉；电算上机次数太少，我要增置电脑；校园废料堆放混乱、规划不整，我将立即解决。我会懂得学生们真正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了解教师称职与否。
如果我本身又是教授，承负繁重的教学任务，我将在全校设立校长信箱，谁都可以写上意见或建议，设专人分类、集中，我将亲自过目，并给予答复。
如果我是校长，我将改革教师的终身制，实行聘请制，根据学生完成统考的情况，决定教师职称的升降，对不称职的将予以除名。我还将改革考试制，考试成绩只占总评50%，对学生在某一领域有创新的，予以加分，并作为评定优秀学生的一个标准。对只局限于书本知识的学生给予专科毕业证书，而不发给本科毕业证书。
作为一名校长，我不可能事事精通，但我懂得如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并给教师真正的自主权，让教师根据具体班级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教材、上课方式和考试方式。对成绩显著者，在待遇、工资等方面有明显优待。
作为一名校长，我将努力工作，本着对全校负责的精神制定一切，若四年未见成效，我将自动辞职，若工作确有成就，我将争取连任。
这是我的设想，也是我的希望。
试刊二号（1984.12.1）第2版
一位学生女经理的故事
小铭
“我敬佩居里夫人的人品、气质和勇气。”
这句话是一位女性说的，她内心深沉，性格倔强、好胜，她有着中国传统思想，又不像儒家只动口、不动手，她，就是校科技服务中心的总经理——周彤。
我在民主楼一间幽静的小屋找到了她，屋里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关于国内外建筑知识的《建筑师》杂志，还有一本小说《人啊，人》和《社会心理学》。我问她为何在这里自修，她告诉我，仅有一板之隔的房间的另一部分就是她们的服务中心，她可以倾听那里的一切，迫不得已时又能去做她份内的事，也许这也是“垂帘听政”吧！她都四年级了，太忙了，只能这样兼顾两头。到考试期间，别人有轻松、紧张之分，而她却一人揽下了全部工作。她说，他们也很忙，就暂息一下吧！她自幼爱好建筑，可繁忙的工作无法使这位复旦附中毕业的高材生达到理想的水平。
她喜欢一个人到静僻的角落散步，去回想自己走过的路。早在学生会学习部工作时，她就建议学校解决同学外语听力差的问题，播放电视录像，可结果却在一、两年她离开学习部后才实现；她曾组织现代技术革命讲座，使同济园开始掀起现代科技冲击的风浪；她又为开设大学生沙龙——咖啡馆而奔走，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人们急盼着能在那里讨论时事、交流信息，可后勤处却不给房子，哪怕是简易房，尽管团委老师多方奔走，周彤和她的同事全力申辨，可它还是流产了。她清醒地意识到：在人人赞成改革的时代，要做一件别人未做过的事，并不是谁都有这个勇气的。但她又感到满足，因为她毕竟努力去做了——虽然没有成功。
当初服务中心成立时，她怀着想做一件别人未曾做过的事的心理走进了这间陋室。在这里，她和同事们为同学承接设计工程、介绍家庭教师工作；在这里，她有胆略去答应或否决一件事，因为她是总经理，她必须做主，决定一切。
现在，她将离开服务中心，临别前她还锐意改组原来不甚合理的机构，自行组阁。她对我说：“一个人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干久了，就该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去充实自己、挖掘自己，那样，或许会干得更好。”那么，让我们不要再打扰她，让她一个人沿着走过的路，好好地想一想，去回想三年半的大学生活，回想大学生活的每一细节……
总3期（1985.4.3）第1版
深圳大学见闻
马列主义教研室 陈秀眉
在深圳期间，我们有幸到坐落在南海边上的深圳大学走一走、看一看，在那儿，我们感受到了特区大学与众不同的气息。
由于是星期天，我们能有机会到学生宿舍与同学们交谈，因而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圳大学生热情、好客。他们给我介绍了学校、生活、学习及勤工助学的情况。从他们那儿我们得知深圳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全校有两届本科生，还有夜读生及培训生共2000多人，学生学习自费（包括房租、水电费），学生毕业不包分配，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选用。没有助学金，只有奖学金。团的活动，有的以宿舍楼为单位进行，有的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他们的勤工助学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圳大学全校只有十几名工人，许多事由学生来做，食堂只有四名炊事员，开饭前后的工作，如卖饭菜、收碗筷、抹桌子、洗碗等都是学生做的。一名24岁的男学生担任食堂的经理，干得不错。一名17岁的女学生担任校洗衣厂厂长，也干得很出色。学校的清洁卫生工作也是学生来包的，其中一名女学生就包了四间厕所。可惜时间匆忙，否则我们去访问这名学生，对我们定有收益。
我们又参观了深圳一条街，内设有咖啡厅，小吃部、邮局、书店等，这些也都是学生管理的。在深大的图书馆里，有许多学生在看书，其中每个房间设有一位图书管理员，也是学生，他们一方面对图书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时间孜孜不倦地看书。
那么他们勤工助学与学习时间是如何安排的呢？学生说：“每天下午在3：30以前是由夜读生勤工助学，3：30由本科生接班，这样和学习没有冲突。勤工助学，主要是培养我们独立工作的能力，树立劳动观念，还可解决我们自身的生活费用。我们每月生活费50~60元，而通过勤工助学，学生一般每月收入达50~60元，如果任厂长或经理的同学每月收入可达130~150元以上。”
此外他们还给我们介绍了学生成立学生法庭，聘请法律系老师当顾问，由学生法庭来解决处理学生中的问题。
最后，学生们自豪地说：“老师，在深大，我们感到生活很充实，特别是在假期，我们总是先搞勤工助学，然后回家。”
在深大的短暂停留中，常想到这就是深圳大学，也是我们国土上的大学。
总7期（1985.4.19）第1版
挑战者的言行
——共产党员、校三好标兵祝亚波其人
记者 邵浜
有人说：“学习与工作不能两全其美，有得必有失。”难道果真是如此？德语82级祝亚波同学的挑战给我们作出了回答。听听他的言语，循着他的足迹，你会受到深深的启迪。
“我以青春的朝气投入工作”
“社会工作是我的家常便饭。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都以青春的朝气投入工作。知识可以遗忘，能力不会消失。我要走自己的成才之路。”
祝亚波的社会工作之多令人难以想象。他一人兼任着外语系学生会主席、分团委副书记、校学生会常委、主席助理、宣传部长、对外关系部长，甚至于还担任了四平路小学校外辅导员，但他并没有把这当成负担，他认为干工作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坦诚相待，他把社会工作当作难得的锻炼能力的机会。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干事雷厉风行，有条不紊，而且总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工作之多并未使他陷入困境，青春的朝气在他的工作中闪射。
“学习应有必胜的信心”
“一个学生的道路就是争三好的过程，学习第一，工作第二。学习要有必胜的信心。我认为学习与工作并不矛盾，两者可以兼顾。”
繁忙的工作占去了祝亚波近半的时间，但他并没有在学习上失去信心。他非常善于学习，能够抓紧一切学习机会。平时陪同专家闲聊、德语角活动、听讲座等都是他的学习时机。既然社会工作多，他就注重学习效率的提高，讲求学习方法，抓住课堂教学。他经常对自己确定短期的学习目标，抓住薄弱环节，重点突破。在他的努力下，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做到了工作、学习双丰收，目前被评为市三好学生、校三好标兵。
“我不愿因为工作学习而失去娱乐”
“我自己本身就不甘于沉寂。我喜欢一切有益于身心的娱乐，跳舞、滑冰、打球，到处都有我的身影。我不愿因为工作学习而失去必要的‘娱乐’。”
祝亚波同学兴趣广，爱好多，他是名副其实的“武林高手”；滑冰也是他的一大爱好，技术水平还颇高；他还喜欢文学，经常进行诗歌、散文等创作。尽管如此，他并不沉湎于自己的兴趣之中。他坚持每天写日记，对自己进行自我反省，以求不断进步。
他现在已是四年级的学生了，不日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我们相信不远的将来他一定会找到施展自己才华的天地。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我要奋斗，为自己，为他人，为学校，也就是为国家！”
总13期（1985.12.9）第1版
同济大学学生社团概况
一九七七年，同济第一个学生社团——同济文学社创办，她以“晨风”为名定期出壁报，从此自由发展的晨风超越了时代，吹遍了同济校园。
一九八〇年，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科技类社团——自然之迷协会。
一九八一年，“五四”，成立了第一个美育类社团——集邮协会，她是上海高校成立的最早的集邮协会之一。同年五月，成立了第一个体育类社团——太极拳协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科技类社团群体——大学生科技总会。
一九八五年成立了美育总会、社会科学总会和体育总会，各类社团按其不同的活动内容和方式归属到这些总会中去，从而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颇具规模的社团群，四大总会及其下辖社团如下：
科技总会下辖：自然之迷协会、科学志友会、青年建筑师协会、环境分会、电算机分会、青年管理协会、青年测绘协会、电器维修中心、科技服务中心。
美育总会下辖：集邮协会、书画篆刻协会、健与美协会、口琴协会、青年摄影师协会、青年演讲者协会、吉他协会。
体育总会下辖：足球协会、武术协会、篮球协会、排球协会、网球协会、羽毛球协会、棋类协会、桥牌协会、乒乓球协会、拳击协会、溜冰协会。
社会科学总会下辖：同济文学社、经济社、哲学社、心理学社、历史社。
此外，还有一些在学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学校有关部门直接领导的学生组织机构：同济广播台、《同济大学生》报社、《同济歌声》编辑部、影评协会。
自一九七七年文学社创办至今，同济学生社团发展到近四十个，会员人数达三千五百多人，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十年来，我校各类社团成绩卓著，这是有目共睹的。据不完全统计，我校各社团共举办讲座二百五十多次，参加人数达六万人次；各类竞赛一百多次，参加者八千人次；各种学习班上百期，参加者八千人次；各种研讨会、报告会、学术沙龙五十多次；各种展览近二十次，参加者达一万五千人次。此外，各社团还先后出版各类专栏、板报上百期，各类知识刊物十余种，其中有《同济歌声》22期，发行总量达200000册；《同济大学生》报22期，发行总量达150000份；《科技苗圃》8期，发行总量达10000份；《青年建筑师》7期，发行总量达4000多份。另外，同济文学社还油印出版诗集《帆》2期，综合文学刊物《晨舟》2期、《野蜂》1期、诗集《六弦琴》1期。在全校性活动的基础上各系团组织、学生会还举办了各种大型活动无数次，出版的小型刊物有数十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建材系分团委宣传部出版的综合刊物《基石》，前后出了十多期。
我校学生社团不仅在校内成功地组织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在校外，他们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此略举几例，以期再接再厉。一九八二年，在上海市大学生武术比赛中，我校获杨式太极拳第一名。一九八三年，我校获“上海市大学生集邮展览会”两个二等奖；同年，在京、津、沪三市大学生摄影比赛中，我校获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三个。一九八五年，在全国女青年发明比赛中，我校获两个三等奖，在上海市“国际青年年”邮展中获团体第一名，在上海市高校足球俱乐部队比赛中，我校足球队荣获冠军。一九八六年，在上海市学联举办的“校园文化日”的助兴书法比赛中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个。我校的足球协会、集邮协会、同济文学社、青年建筑师协会、武术协会、哲学社、科学志友会及书法篆刻协会被评为甲级社团。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校青年建筑师协会在八三年以来的历次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及论文竞赛中，共有二十多件作品获奖，其中全国论文竞赛一等奖一个，世界大学生论文竞赛二等奖一个。我校的学生科技服务中心自成立以来，接受了一百二十多项较大的工程项目，创利润十五万之多，这在全国大学生科技服务同行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从上面的回顾介绍中可以看出，我校学生社团在第二课堂教育中已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目前，我们正朝着把社团活动搞“活”搞“新”，使其更具深度与广度，将其进一步引向系统化、正规化的方向努力。我们是有信心的，因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新同学必将成为我校各社团的有力接棒人。
同济大学学生会1986.7
总20期（1986.9.17）第2版
一九八六年我校新生概况
学生会供稿
今年我校普通本专科计划招生（包括委培生）和干部专修科计划招生总数为2170人。现实际招生录取总数为2134人，同83年校招2121人相差无几。
一、普通本专科新生的基本概况
1. 普通本科考生1959人（包括委培生280人），具体如下：
（1）应届、历届和男女生
应届生1916人，历届生43人，男生1461人，女生498人。
（2）取分
最高取分622（上海、北京、福建），最低取分488（青海），平均取分：国家计划567.37分，委培生553.62分。
（3）党、团员和地区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运动员、单科竞赛获奖者。
党员15人，团员1850人，地区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263人，地区级以上优秀运动员48人，地区级以上单科竞赛获奖者85人。
（4）少数民族学生和华侨、港澳台子女
少数民族学生48人，涉及回、朝、彝等11个民族，华侨、港澳台子女8人。
2. 普通专科生133人（包括委培生73人）具体如下：
（1）应届、历届和男女生
应届生117人，历届生16人。
（2）取分
最高547分（福建），最低472分（北京委培生），平均取分511.70分。
（3）党、团员和地区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
团员113人，地区级以上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7人，优秀运动员1人。
（4）少数民族
土、回族各1人，共2人。
二、保送生43名招收情况
43名保送生在九省一市近100所省、市重点中学生中择优招收，取在建筑学、工民建等16个专业里。这批保送生是各中学应届毕业生中的拔尖者。其中：男生30名、女生13名都是共青团员，获校级以上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称号的36人（地区级以上的11人），占83%；获校级以上多种单项奖的31人（地区级以上27人）占74%，学习成绩在年级前五名的32人，占75%，在前十名左右和未排名次的11人。
总20期（1986.9.17）第3版
浅谈校园民主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
刘毅
现在对校园民主与校园文化建设的一种普遍的提法是：加强校园民主与校园文化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理想的、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教育环境，这里便牵涉到一个培养什么样人才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是只把能够读好本专业书，将来能出几个尖子视为唯一的目标（当然，这也是必要的），那么，这只是片面地理解校园民主与校园文化建设，并且，这只是仅把它作为一种手段而已，而不是目标。我们认为校园民主与校园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独立、健全人格，具有科学和文化上创造力的，以及具有高度民主意识和全新观念及辐射力的一代新人，这也是符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培养目标。
现在正值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文化观念、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之际，未来改革成败的关键不仅在于政策的连续性，还在于全民的意识，特别是掌握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因为改革是一种深刻的、决非一蹴而就的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过程，改革成功的依据不仅在于领导者政策的正确无误和权力的理想传递上，更在于全民意识倾向的约定力量，在于具有高度独立判别能力和推断能力的人，这样才能使改革存在和发展。青年决定未来，因此培养具有独立健全的人格、具有科学文化上的创造力和高度民主意识、具有全新观念的人就显得至关重要。
具有独立、健全的人格是指：具有独立的思维和独立的道德、价值观，不屈从于权贵，并能够宽容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格的一种内在和外在的表达方法。
具有科学和文化上的创造力是指：善于分析民族的传统的科学文化，续承其精髓，并注意吸收现代西方文明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即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也即要学会前人传给你们的一切优秀的世界观、思维、行为模式和审美情趣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独立的创造，这是我们社会前进和发展所必需的。
以上两点归结起来，即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中心目标。
高度的民主意识和全新的观念及辐射力是指：了解民主的真实内涵，懂得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全新观念即与整个时代发展同步的，甚至于高于整个时代的那种不因循守旧的观念。勇于抛弃那些不合时代发展的旧的思想观念，并注意随时纳入新的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的新方法、新观念。能以其观念去影响别人，产生社会效果，这就是辐射力。此即校园民主的中心课题。
我认为，校园民主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造就一代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全新人才。反思“文革”，除了主要领导者独断专行，导致决策的严重失误外，还缺乏一种全民意识的约束能力，也即有相当的一部分人缺乏健全的人格和高度民主意识。即使到了今天，这种人格和意识还尚未全部形成。因此，现在进行的校园民主、校园文化建设就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为了保证改革的继续进行的一个有效前提，也是防止类似“文革”这样巨大悲剧重演的必要措施。
总22期（1986.11.5）第3版
本报编辑部
改革之路
将全学年划分为三个学期，这是我校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实行的一项教学改革。对于刚刚结束的第一个第三学期，全校反响不小、褒贬不一。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第三学期？为此我们特意走访了江景波校长和曹善华教务长。请江校长和曹先生对第三期做个总结，同时谈谈第三学期的有关问题。
江校长对第三学期是非常肯定的。他说：第三学期总的来说是成功的，这条路走得没错。第三学期的设置，重要的是让同学们学得活一点，学得广一点。这次教学改革是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才提出来的，从改革现行教学体制出发，必须实行这次改革。曹先生又具体地给我们谈了有关问题。他说：从教学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三学期制有三个方面的优点：（一）能够很好地推行学分制。原来的两个学期的教学时间，各系不尽相同，有长有短，好些公共课无法开设，不利于学分制的推行。（二）第三学期的开设，本身就是对实践环节的重视。两学期制时的实践环节各系只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可有可无，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将实践环节正式列为一个学期以后，会促进各系、教研室的充分重视，从而更好地培养同学独立思考、自己动手的能力。（三）开设第三学期以后，一部分低年级才开的选修课，像摄影、美术、音乐等可以多开一些，开拓同学视野。曹先生还说：第三学期的安排留有更多的余地，同学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各种科研、教学、调查或勤工俭学，这次第三学期的教学大致作了如下安排：主要有实习、实验、社会调查、计算机实践、选修课、政治课，另外还有少量的制图、测绘、程序设计、会话、笔译等。总人次达两万人次，其中社会调查占百分之二十五、实习占百分之二十二、政治课占百分之十二、课程设计和计算机实践各占百分之七。总的看来，这次安排除政治课等少量课程外，绝大部分都是加强学生各种能力培养、丰富学生知识的实践活动和选修课，基本上与第三学期的意图相一致。从落实计划看，全校情况基本上是好的。尽管这个学期正值大暑天，参加实践活动的学生又较多、较集中，存在许多困难，但各系及有关部门都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相互支持、配合，顺利地按计划完成了任务。但确实也存在不少问题。客观上，实习相对集中，又正值高温季节，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从主观上看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第三学期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三学期制的宣传，上下意见沟通，统一认识等工作做得不够。关于三学期制，学校在文件、刊物、会议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宣传工作，但从广度、深度来讲还不够，其表现是普遍对三学期制意图认识不足，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明确肯定的看法。第二学期与第三学期衔接过紧，没有间隔时间让各方面做前学期的收尾工作和后学期的准备工作。第二，安排过于一刀切。一是时间上统得过死，如要求各系尽量在6月23日至8月4日这六周里安排活动。二是专业统得过死，即要求工科、理科、文科都要安排，减少了各系的自主权。今后建议第三学期时间安排及长短不作统一规定。只要求达到规定的学分（五周左右），各系可根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总学分及实践环节学分比例灵活掌握。时间可安排在暑假前或放暑假后，甚至分段进行，各系自行安排后报教务处备案。
曹先生最后表示：这次第三学期比我们预料的要好。我们并非赶潮流而进行这项改革，我们别无选择。我早已说过，如有更好的办法，切实地解决实践环节和学分制这两个问题，提出来，我们一定采纳。
校学生会宣传部在教务处的支持下，对第三学期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在调查中，同学们认为学习效果中或差的占78.3%，认为自己巩固掌握所学知识的占23.3%，在知识的深度、广度方面有所收益的仅占13.3%。报告指出：由此可见，第三学期同学们的学习效果不佳，不是令人满意的。老师和同学对第三学期评价贬多于褒。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学们对于第三学期的实践课持欣赏态度。我们觉得，只要学校从总体目的出发，合理安排第三学期的教学和生活，就能够调动师生们的积极性，搞好第三学期这一实践环节。
以上是校领导和学生会对第三学期作的总结。我们希望广大师生能够献策献计，对第三学期各抒己见，对第三学期的价值、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第三学期的发展前途、改革方面都可以作广泛的探讨。
总23期（1986.11.20）第3版
同济人的未来
——八七届分配简介
新学年又来到了。1987年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全部结束，我们从校学生科得到了一些消息，下面把我校及全国高校分配工作的具体情况作一个基本的介绍。
1987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毕业生374383人，其中：中央部门所属学校105982，占28.3%；地方所属学校219181人，占58.5%；国家教委所属学校49220人，占13.2%。对这届毕业生的分配，按现行的学校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继续取分级安排、抽成调剂的方法。对国家教委所属学校（不含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两所试点学校）仍采取切块的办法制订分配计划，由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和用人单位挂钩提分配建议。除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翻译、财会）确实需要直接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外，毕业生尽量去基层锻炼。这是中央对分配工作的一贯指导方针。
今年我校总共有毕业生1940人，到目前为止已全部走上工作岗位，应届生中录取研究生人数有所减少，从去年的269人减到今年的156人，其中与扩大对有工作经验的在职人员的招生有关。实际分配毕业生1325人，其中分配到国家重点建设单位的毕业生人数为245人，高校90人，科研单位124人，主要去向是生产建设单位1106人。今年我校继续对一些成绩特别优秀的毕业生实行择优分配的原则，总人数达204人，今年上海各高校分配后退档现象比较严重，我校仅有30来人退档，经校方协调已顺利分配。对于女生分配问题各高校历来有顾虑，我校对上海市的女生分配作了调查。我校总共分配304名女生，仅有3人退档，经改进分配已全部落实。其中两人因户口宿舍原因被退档，另一人因本人素质较差退档。按全校女生比例来看，女生考取研究生和留校任教的比例较高。今年录取女研究生23人占总人数15%，而留校比例占30%。
总的来看，我校的分配情况是令人满意的。这主要和同学的素质和知识水平、工作能力有密切的联系。同济历届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都能很好地胜任本职工作，具有雄厚的专业基础，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同时也反映出一个趋势：文凭是靠真才实学支撑起来的，具有真才实学就不必担心分配问题。
总26期（1987.10.21）第2版
大学生心理素质一瞥
天宇
无忧无虑，热情、奔放，甚至狂热，是当代大学生留给人们的直观印象。确实，大学生们常常为了庆祝一个生日，抑或是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可以通宵达旦地跳个没完。他们对学习、生活表现出来的极大热情，常令社会青年望尘莫及。然而谁又曾注意到，在大学生这份热情、狂热的背后，却掩藏着他们心灵的那份孤独和脆弱。
因为多少数不清的寒窗苦读，他们练造了精于思考的习惯。踏上社会，初涉人生，面对诸多纷繁芜杂、激烈竞争的社会生活，他们不得不把眼光从书本投向社会，关注时事变迁、时代风云。同时，他们也开始寻求自己在社会生活上的位置，急于找到自己心中的慰藉。而冗长的围墙无情地将校园与社会隔离开来，他们因而渴望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参与，而目前学校和社会又难以为他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这种愿望与现实的矛盾，常使他们感到失望与苦恼，而同学间的敏感和隔阂，以及与父母的代沟的出现，也使他们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于是为了寻求心理平衡，摆脱寂寞的困扰，有些同学便喜欢找老同学聚在一块，一起歌，一起舞。而当人静夜深，一切归复平静时，又常常为生活中出现的一片空白而暗地里垂泪，闲得惶惑不安。这种现象不乏普遍性，可以说，它是当代大学生对社会、对学校提出的新的要求，而如何去适应这种需求，则是目前学校和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人说，懂得越多，失去的快乐也越多。当代大学生长期与书本为伍，无形之中他们多了一份思考，多了一份幻想，也多了一份对生活较高的要求。尽管是大学生，有一定优越感，但平时在与社会青年的接触中，渐渐发现自己在经济生活上的一无所有，渐愧于对父母的经济依赖，从而滋长了一种潜在的内疚心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大学生们开始要求在生活上、精神上乃至政治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东西。有些大学生不甘寂寞，满怀激情，以为以自己的一份才能、一份乍红的成熟，已经可以把握自己、把握社会。他们也谈培根、叔本华、弗洛依德，但是缺乏生活的真实领悟，而当他们从书本中将眼光移去，打量周围的社会、人生时，便显得困惑、迷惘。而当追求中出现失败，或是追求到的东西与想象中的差之甚远时，便又惊慌失措，觉得脸上暗淡无光。于是为了一点点的小事、一次小小的刺激，便不堪忍受。这种心理落差之大，令人吃惊。
长期以来，有些大学生一度忽视心理素质的培养，而现实生活又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因此，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全面提高心理素质、不断地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任务，使自己富有韧性、刚性和弹性。只有这样，才能正视人生、正视现实生活。
总28期（1987.12.5）第3版
环境85瀚君
当代大学生的审美潜流
“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的确。
然而，我发现更新的东西远不止每天的太阳，时代在流动，美在流动，并汇成一股湍急有力的潜流。这潜流纵向涌出其“新”，横向拓开其“异”。审美更新变异观将代表这个时代，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趋势。他们以青春的热情执着地追求着时代美、生命美。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节奏感。高效率、快节奏正是现代生活的主旋律。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生活的提高，当代大学生开始全身心地追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高层次的美感享受。以前的工科生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为自己的座右铭。而今天的大学生除了要专业，还要艺术、音乐；不仅要懂建筑，还要懂达芬奇、贝多芬。可以说美的追求进入了全新的领域。
大学生不是简单的美的接受者，而是美的追逐和捕捉者，是美的流行媒介，他们总是以无法控制的力量让美流行。“美的城市”中由于有了流行美，社会便有了五彩的艳色，世界便生机盎然，青年不仅朝气蓬勃，而且能够创造美。大学生不是都想使自己成为美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吗？那就让美因为有了“我”而流行吧！
美的流行呈现出丰富的层次，而最根本、最神圣和崇高的就是生命美。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流芳千古，正在于它树立了人的形象，赞美了生命。“现代健美”是当代大学生以及广大青年极为关注的一种审美特征。一般说来病弱者只能引来同情，却从来没人赞美过。人们总是偏爱那些活泼健康的人。青春之所以美，正因为此时的少男少女日趋成熟，显示着旺盛过人的生命力。
这一时期，没有病态的呻吟，没有衰老的叹息，有的只是充满内在生命力的美！
当美的潜流进入一个特定的时代时，便开始了自由伸展和扩张，这正是它的“变异”。有了这个变异，青年的审美潜流从求同转向求异，从单一趋向多元，从封闭步入自由。当代青年的审美潜流就是这样湍急而有力地冲击着这块古老的土地。也只有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场社会全面改革的河床上，这股潜流才能随着改革的洪流一起飞泻。
时代在流动，美在流动……
……
的确，“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总29期（1987.12.19）第3版
商品经济冲击波·落差·淘汰……
新的知识贬值？
本版责编 曹聚
历史的潮水常有涨落，在退潮后的沙滩上或许有意外的收获。
——题记
△公元一九八七年，S市T大学。
A君寒窗十一载，终于跨入全国重点大学的高高门槛，戴上了拨动千百万年轻人心弦的校徽。不料数日后，风云突变。其父千里迢迢地赶到学校，要求其子坚决退学，理由是：大学五年，放弃了挣钱的机会不算，还要倒贴，一来一去损失数千。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父子俩扬长而去。
T大学的师生很是不解，从来无人敢如此大胆！这无疑是一次公然挑战。但这改革的年头、变革的时代，偏偏出些“古怪”的事情，不合“常理”的人来。于是T校校刊特辟“专用地”一块，对此进行广泛讨论，照例是各抒己见，引经据典，颇热闹了一番，不料……
幸运之机，好比市场，稍一耽搁，价格就变。
——弗兰西斯·培根
B小姐是位颇具八十年代风采的高知识人才，毕业于W大学经济管理系。硕士学位。留校不久，毅然要求赴一咖啡馆任职。据悉，该咖啡馆是一个体店。B小姐同事对她的举动多有不解，校方也执意不允。最后B君以退辞相争，如愿坐上个体老板之座。无独有偶，C大学的一女在职研究生辍学承包了蓉城闻名的“金座咖啡厅”，如此等等……
正当芸芸识者对此不感之时，又盛传起“朱红现象”。素以天之骄子、弄潮儿著称的众多高校学子，一向沉着，态度超然，此时对此边不免敛容蹙额。“朱红”何许人也？伊是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毕业后兴冲冲地到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报到，却被告知用人单位并不欢迎，于是，21岁的朱小姐四个月遍求四十家新闻单位，最后落脚民办企业“四通”公司，端起了“泥饭碗”。这一年，全国毕业生分配工作中出现了闻所未有的局面：北大、人大等首都高校，到新学期开学后仍有600余人分配没有着落，一些历来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名牌重点大学，也破天荒地遇到用人单位退回的烦恼。
于是有人惊呼“人才过剩”，发出了“读书无用”的感慨，这不禁使人想起“文革”期间那极为相似的一幕。
凡无存在原因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偶然的东西是无原因的。
——斯宾诺莎
有“智者”预言：知识在中国将有贬值趋势。识时务者当激流思退，于是……
C君，X大学某系尖子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五年前入学时下决心要以考取研究生为终极。早起晚归，谢绝舞场、电影院，还有脉脉秋波，苦读五载，终于获免试研究生之殊荣，不料在众人还未登门致喜之时，却宣布放弃自己曾孜孜以求的目标，要求早日工作，似有叶公好龙之举。值得深思的是，他的学友小F，也为了上免试研究生而苦读，但因一门成绩不及格，免试研究生无望，而决然告别生命，此时此景，九泉之下，他又该作何感想？
问号不断在人们脑海里浮现：1976年以来，一直宣传要尊重知识、发展教育，但为什么十多年宣传后反而会使“读书无用论”再次抬头？尤其是所谓当今出现的“知识贬值”这一苗头，究竟是否属实？它是否暗示着其他一些什么？
所有被认为新奇之事物，都只是由于已被人们遗忘了而已。
——所罗门
让我们先沿着历史的轨迹后退几步，也许在这回顾中，在退潮后的历史沙滩上，能发现点什么。
1978年开始的经济建设，农村的形势因其巨大成就而振奋全国，“卖粮难”“卖猪难”成了农村丰收、丰裕的最好代名词。然而当农民们踌躇满志，欲更进一步之时，却发现提高如此艰难。其原因很简单，刚开始的农业起飞完全是一种“政策性效应”引起的，而进一步的提高却建立在人的素质发展上。据发达国家资料统计，现代农业生产的提高，10%~80%要靠采用新技术，而我国在“六五”期间只占30%~40%，我国目前70%现成的新技术不能在农村推广——重要原因是劳动素质不高。安徽省蒙城县农民一句话：“收成300斤靠体力，500斤靠肥力，800斤靠地力。”何时农民才有再增产300斤的智力呢？
让我们把眼光再转向乡镇企业，不论今天的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这一带农民比其他地方农民再进一步，其重要原因在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仍可以归结为一种政策性效应。不久的将来，它的发展也会出现较大的停滞和徘徊。江苏省农村1986年乡镇工业产值比1985年增加了29.4%，但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到10％。江苏省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可见一斑。有理由认为，其产值的提高依赖于人力优势，而不是人才优势。人员素质的问题将仍是它前进途中不可逾越的难关。
人的素质的问题（即拥有知识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乡镇企业中和农村中，甚至也存在于人类灵魂工程师中。山东省小学教师中，初中以下毕业的有12万人，约占总数的1/3，某县4000名中小学教师中，具有中专学历的仅有21人——教师素质况且如此，现知识是否过剩，由此可见一斑。
△J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小D，在抽象的数学王国中跋涉四载，终于大器告成，离开校门。分配后，来到一个农场，场领导经“慎重”研究，决定派其去食堂财务部门当会计，小D不服，领导怪之曰：会计不正好是搞加加减减的吗？！你怎么还说专业不对口呢？！
1978年7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学非所用在中国非常严重，几十万人专业不对口，无法充分发挥专长，这相当于当时几百所高校一年毕业生总数的2~3倍。
学非所用的背后是什么？其本质又当何探讨？专业不对口自然令人不悦，但莘莘学子求学之心令人兴慰。
自1978年恢复高考，上大学之风经久不衰，第一年报考人数达六百万之众，同年全国207所高校144个研究机构招生，报考人数有500.72万人之多，是计划招生人数六倍多。1978年7月29日，《光明日报》报道：河北省深县兵曹公社兵曹大队社员杨振环，家中三子同时入学，他热泪盈眶，满怀深情，向着北京深深地鞠躬三个……
从那以后，高考成了年轻人的一场“残酷”的人生角逐，考试的紧张，不亚于风云突变的金融市场，是学风空前、知识升值吗？
十年后的今天，这则消息颇具讽刺意味。
1988年8月14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青来巩寨家栏目中写道：在浙江10个地市中，温州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初中升学率、小学教师合格率均名列最后。而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在温州城是最穷的阶层，而有能耐的人都不愿做“孩子王”。
我们从国与国的对比中，或许能有所体味。据《光明日报》1988年3月9日第4版中的一篇文章，发达国家教育经费约占其国民总值的5%~6%，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经费一般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而中国的教育经费1988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3%，四年后也仅提高0.1%。在有些领导那里，正如人们所说：工业讲半天，农业一支烟，讲到文教卫，马上就散会。
对可探究的事物进行了探究，对不可探究的事物则默默地敬畏。
——歌德
△科学院某工地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一天，几名博士后前来参观，与几名打桩工人、起重工人扯谈起来。
一青工问：“你们这些博士一定是高薪阶层吧，几张‘大团结’？”
一博士答：“我们每月工资八十多元。”
工人们噗哧一笑：“八张‘大团结’？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不讲真话，没咱工人爽快，我们加上奖金，每月还拿二百来元哩！”
博士们呐呐地重复道：“真的，我们是每月八十多元。”
显然，博士们的诚实态度使这些青工们相信了，他们吃惊地说道：“哎呀！报纸上天天讲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原来你们真是光着屁股坐花轿呀！”（《解放日报》1988.2.26第六版）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市一家高级酒店招工中，报名者相当于需要数的10倍之多，而且一些教授、研究生、工程师也“心甘情愿”“屈才应招”。
平心而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知识分子处境有了明显改善，然而同样也是事实，在整个社会中，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仍是经济境况低下的一群。根据可靠的统计数字，在过去十年中，知识分子经济收入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增长率，都还不如工人。以上现象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体力劳动是简单劳动，“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资本论》），显然不符按劳分配原则，但为什么事实却偏是如此呢？知识分子是知识的载体，一个社会对知识的尊重，通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与其他阶层对比而得以体现，但我们的对比却似乎说明：知识在中国现实中，仍是低档商品。
对着起伏跌宕的落差，面临着无情的选择与淘汰，面临着把握与寻思……
历史在沉默中说话，
价值于奔波里沉浮，
在蓝天的背景下，
思考之帆随波涛涨落。
总31期（1988.3.21）第3版
《红高粱》及其艺术魅力
吴勇
《红高粱》获金熊大奖，是发给我们的一个报春的信号，它预示着中国电影将走向更大的繁荣。
——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
《红高粱》确实“红”了，它从柏林牵回一只“金熊”，引起人们空前的关注。《红高粱》的魅力究竟何在？这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个谜。寒假，我有幸在京先睹为快，好家伙，真够味！
影片首先向观众展示了一幅中国西部的风俗画卷：满眼的黄土，䠀起老高的黄烟，腥红的八抬大轿，粗犷的歌声，颠婚轿的恶作剧，忘形的微笑……画面、色彩、音响绝妙的配合，把群众引入故事的特定环境之中。汉子们光着的膀子，泛青的光头，古铜的皮肤，厚重的棉裤……这一切，不由使我想到了祥子。那祥子是京城中的“傻骆驼”，他们却是蜷伏在高粱地里的雄狮，阡陌纵横的黄土地中的一点点绿，就是那片高粱，也许是因为那里的汉子们的那一股拧挤的黝黑的肌肉中的冲动，或者是那里的水土孕育在女子心中的野性，上天才种下那片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导演也就是要通过那高粱地里如火如荼的爱情，通过那些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透出做人的自在和快活的男人、女人们，来表现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表达出“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的道理。
影片中，女人有女人的勇气，男人有男人的酒量，“十八里红”便是女人的温柔和男人的粗放中酿就的，它是男人、女人们生命的组成部分，是他们的血液。高兴之时，男人与女人开怀痛饮，一醉方休；面对侵略者，“十八里红”又是捍卫民族尊严的武器，誓与敌人共存亡。尸横满地，鲜红的液体汇流成河，是血？是酒？谁也分不清！一曲《酒歌》在第一次出酒时唱：“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喝了咱的酒哇，上下通气不咳嗽，滋阴壮阳嘴不臭……”听来滑稽亲切，是一首热爱生活的小调，第二次在准备打鬼子时唱：“……喝了咱的酒哇，见了皇帝不磕头，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好酒，好酒，好酒！”听来悲壮感人，仿佛成了一首出征歌，令人为之击节。
他们确实算不上一般概念中的英雄，却敢死敢生，敢爱敢恨，光彩照人。那脉脉的黄土，养育了汉子们的身躯和胆量，也养育了女人们的柔媚与坚强。由于环境与文化的影响，他们身上也许还留有一些封建落后的印记，但我们却不能不被他们内蕴的崇高精神、人格、个性的力量所震惊与折服。
电影《红高粱》是作家莫言所著的两部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的结合体，它反映了一群生活在这块有着悠久历史的土地上的活生生的人的精神状态。它的前半部写的是庄稼汉的传奇式的爱情和奇特的生活，后半部写了一场殊死的抗日伏击战。两部分从宏观的角度落笔，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统一，最终成为导演借以用来表达其总立意的寓言载体。《红高粱》有着现代神话的韵味，但同时，它又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中。张艺谋曾宣称：“鼓要敲得像心脏跳动似的，唢呐要吹得像爷爷在高粱地里痛快地呐喊。”这些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场景，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使之形成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画面。导演的目的达到了，他丝毫不受狭隘理性的束缚，自由自在地从高粱地走向了世界。
影片结束时，九儿的鲜血把天地染得通红，高粱地也变得通红。红彤彤的世界上，高粱在风中摇拽、狂舞。“呜呜”地似在哀诉，似在怒吼。“奶奶之所以成为奶奶，爷爷之所以成为爷爷，完全是因为那片野生野长的红高粱。”此刻，那片野生野长的红高粱化成了怎样的精灵啊！
《红高粱》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震撼了观众的心。张艺谋新的尝试和探索，引发我们去思考类似于民族魂的那种东西，想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伟力。时至今日，我的耳畔仿佛还回响着从那红彤彤的世界里传来的超度先烈亡魂的童谣：
娘，娘，上西南，
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娘，娘，上西南，
溜溜的骏马，足足的盘缠。
娘，娘，上西南，
你甜处安身，你苦处化钱。
总32期（1988.4.7）第2版
多维沙龙之多维
了然
一、写在前面
于今年五月十一日开张的多维沙龙，曾在同济园中引起很大反响，然而本学期开学之余，同济园中却迟迟听不到它开张的锣声，为什么呢？
因为多维沙龙并非一个各方面关系都很谐调的实体，实际上它的内部潜藏着毁灭性的危机，让我们掀开这个多维实体垂下的帷幕，从“史蜀君青春三部曲研讨会”着手，来分析一下——
二、多维之困境
在上海市大学生第二届电影艺术节期间，应“学生经理再三邀请”，研讨会于4月26日晚在多维沙龙举行。当史蜀君在掌声中走进会场时，她打算和学生们说说自己的电影。“然而，”5月5日《文汇报》的专题报道这样描写，“她很快地发现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戏剧性场景，周围是一片‘嗡嗡’声和不时传来乐曲的演奏声。满脸歉意的会议主持者不无尴尬地告诉客人，这里是由学生承包经营的咖啡茶座……可是一晚上的经济损失毕竟又不是一个小数字，于是便出现了用屏风将大厅一隔为二的有趣场面。史蜀君不由地笑了。”“突然，一只茶杯摔进会场。”研讨会结束，“上车后，史蜀君仍为今夜的‘戏剧性’兴奋不已”。
同济出了洋相！这洋相不亚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标题为“高等学府的低水平”的照片！《文汇报》记者在电影艺术节期间来同济，毫无疑问他的采访对象是“研讨会”本身，可是通篇报道中并不见研讨的内容，成了名副其实的“记同济多维沙龙的一次活动”。或许是这“戏剧性场景”比“研讨会本身”更值得报道？文章中用了“戏剧性”“似乎”“有趣场面”等妙不可言的词句，是对这次研讨会的讽刺？不满？或是调侃？作为富于自尊心的同济人面对这样的报道除了“尴尬”外还能怎样？
原因何在？参加研讨会的同学大概都能归结出一句“文化与金钱的冲突”。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多维”经营管理体制导致了这种“戏剧性场景”的发生？
多维沙龙的场地和资金由学校提供，其经营管理也由学校承担。学生经理怀着“培养自己的商品经济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愿望走马上任，通过一、两个月的实践，感到自己的愿望有一半落空，因为没有参与经营管理权。据《同济大学生》：“每月底沙龙进行营业额结算，学生会提取总额的12%作为工作人员报酬和学生会经费。”多维沙龙开办后第一个月营业额达5606元，人均每晚4元，第二个月人均每晚3元。其他高校的咖啡厅工作人员人均每晚的收入均在6元以上。学生经营者认为，多维沙龙作为为同学办的一件实事，膳食科应该以不盈利或少盈利为原则，取之于学生还要用之于学生；作为沙龙不应该忽视其文化性，比如在举办“史蜀君青春三部曲研讨会”时完全可以停止营业，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学生没有经营自主权，并且作为学生经营人员，虽然了解学生的需要却无权对经营品种作适当的调整，也就无法把经营搞活。作为管理层次另一方面的膳食科也有苦衷：学生的精力、时间和经验妨碍了学生完成进货等事宜。
漫长的暑假掩盖了深藏在多维沙龙之后由经营管理体制所造成的危机，新学期一开始，这个危机又威胁着经营者，这可能就是多维沙龙迟迟不肯开张的原因。多维沙龙将走向何方？这个问题迫使我们进行——
三、“多维”之思考
“多维”还是办下去为好！多维沙龙开张后不久就吸引了众多的同学，是以说明多维的成功。在同学的心目中，多维沙龙已经成为校园中夜生活的热点；成为进行文化、思想交流的基地；成为勤工助学、扩大社交面的场所。君不闻，“何时再见多维”的呼声已见诸报端？
民族要生存，民族就要改革；“多维”要生存，也只有依赖改革！
事实上，不论是从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将多维沙龙的管理阶层分为学生一方和膳食科一方，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同是“多维”经营管理的参与者，应该结成一个整体，其中的个人应该互相谅解、互相协助、否则，这个一度生机勃勃的实体必将因承受不了内部矛盾冲突而匿迹于同济园！
使尽可能多的同学能有机会在多维沙龙中勤工助学，将会为沙龙赢得更多的支持者。让社交经验丰富的同学参与“多维”的经营与服务，还是让生活比较贫困的同学参与“多维”的经营与服务，这是一个问题，“多维”决策者应给予重视。
文化性为“多维”之魂。大学生办个咖啡厅，充其量不过是个咖啡厅，多维的参与者们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多维”就会因失去“沙龙味”而被广大同学唾弃。我们期待着富于文化思想性的“多维”！那垂下三月有余的帷幕再度拉开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怎样一个多维沙龙呢！
总38期（1988.10.26）第3版
心中的国土
——访陈从周教授
鲁育宗
此刻，摆在你眼前的，是我们献给共和国四十岁华诞的一份菲薄的礼物。
人们以钢铁、粮食，以其他种种物质文明的成果，博得母亲宽慰的笑容并对她由衷地感谢。那么，她的那些被称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那些被称作将来栋梁的莘莘学子，他们又是如何表达自己的一份深情呢？
他们的默默耕耘、默默奉献、默默努力正谱写成一首宏浩的歌声……
初睹他的风采，是在《帘青集》《山湖处处》等诗集上，那对祖国山河的种种挚情，读来令人感动至深。他就是我校建筑系教授陈从周。陈教授爱好广博，在文学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他的专著，不仅在建筑方面独树一帜，而且其图文并茂，更是令人叹服。近年来，他的专著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美国国家图书馆把他的《说园》等专著列入必读书目，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殊荣。陈教授五十年来参加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给国家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国庆节到来之际，笔者走访了他。
步入客厅，书香回壁，这是老人辛勤耕耘的痕迹。老人衣饰简朴，丝毫没有想象中的名人架子。我坐在他旁边，聆听他一番感人的教诲。
从国庆谈起，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节日，举国同庆，万民同欢，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一天。然而，现在人们对国庆淡漠了，许多人认为国家与我无关，这是错误的。一个人到了无家可归、但有国可居时，并非真正痛苦；只有到了有家无国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痛苦的时候了。对于我，最痛苦的事情是乘飞机眼看自己慢慢飞离国土的时候。现在有许多青年人，都渴望出国挣钱，这也是情有可原。我深信，挣钱是暂时的，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他对国土的感情是永远的。
数十载的风雨同舟，同济的一草一木他都怀有深厚的感情。陈教授告诉我：“我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同济执教。那时，同济还是荒地一片，现在，有目共睹的是满园苍翠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我的许多学生身居要职，这使我很欣慰。有些外国人问我，你为何不出国讲学，我说国内还有许多人更需要我，中国是哺育过我的地方，我不能离开她。同济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她的感情是你们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今天我对研究生讲，要爱同济，扎根同济，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同济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波浪式前进的，中国的发展也一样。每一个人都应当看到我们国家的希望，看到同济的希望，看到自己的希望。”
谈及不久前的那场风波，谈及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对大学生的评价，陈教授说：“同学们都是纯洁的，同学们靠引导，身为老师，要以身作则。我相信同学们都是爱国的，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祖国？但青年人身上也有一些缺点，有时血气方刚，对事情冷静思考不够，这也不只是一代人的问题。现在社会对大学生评价低，这不全是大学生本身的问题，是一些社会思潮的影响。你们不能自卑，国家图腾的希望还是（必定是）寄托在你们身上。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这一点不会变。”
是的，中国还很贫穷，很落后，在国外的学子到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大约一年前，他的儿子丧生于几个暴徒的枪下，倒在大西洋彼岸的血泊中，永远无法回到他身前的国土，而行凶者只判了六年徒刑。当时陈教授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告诉别人，这血的代价表明，大西洋彼岸并不是一个理想中的乐园，华夏民族不能再沉默了，几千年的文明史必须在我们手中发扬光大。如今，他心情平静地说：“我们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必须依靠自己。在外国人面前，我仍穿中山装。我是学者，赢得别人的尊重，也只有靠自己的学术著作，看得起、看不起要靠自己的内涵而不是外表，这一点很重要。”
陈教授动情了，神色变得严肃起来：“我关心教育问题，现在的学生知识面太窄。叶圣陶先生曾经这么形容过，解放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工业品，而不是农业品。现在大学里专业分得很细，工科不学语文这很不好。我看同济有个别老师写的论文题目都不通。这就像打坑，上围不宽，怎能打深呢？”
他的一番话，使我不由为之动容，冒出一句温州话来。
“你是温州人，我的老师夏承焘就是温州人。他是我国第一个词学家。嗨，温州人诗、词写得好！”感喟之余，陈教授和我谈起他在温州的情形，谈及江南才子孙仲容、数学家苏步青，他历历数数，我惊讶于他对温州的熟悉，往日的师生之情溢于言表，那种对先人对故土的怀恋，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读至酣处，陈教授步入书房，作书相赠：我是中国人。
总46期（1989.9.25）第2版
寻找民主真实的台阶
当我们重新回到现实，从昨天的挫折迈向今天的黎明，我们该钟情于沉默，还是对怀疑的事物发出响亮的责问？
今天，我们围坐在一起，平静地思考发生在我们身旁的一切，我们觉得有许多话需要交流和沟通。
对于民主，这个曾经成为无数人注目中心的话题，再次以我们的理解献给读者。
时间：一九八九年十月四日晚七时正
地点：民主楼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鲁育宗
主要参与者：张春雁、王恩强、谭斌、周艺、谢卫军、刘玉龙
民主是历史自身发展的一种选择
△民主是较高层次的需要
△民主是一种做人的资格
△先争取了面包，再争取民主
△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周艺：民主不是相对压力而言的，也不是针对奴役性而言，民主作为一种做人的资格，是参与的前提。民主是历史自身发展的一种选择。
谢卫军：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来说，人总是有一种实现自我满足的较高层次需要，当今社会，民主的渴望便成为其表现形式之一。今天来谈民主也许体会更深。
张春雁：推进民主进程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我们的共同愿望。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愿望终归是愿望，更重要的是如何选择我们的民主形式，即我们的民主化建设之路。有两点想法，供大家参考。首先，我们自古以来奉行“三纲五常”，推崇道德修养，形成了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参与社会的态度，一直影响至今。另外，对于民主选择的一个重要依据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民主生活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必然选择了社会主义民主道路，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选择。二次大战后，英、法、德选择了三条不同的道路，重要的根据是当时三个国家国情各不相同，不同的道路也带给了各民族不同的命运。而西德则情况更特殊：作为彻底崩溃的战败国，被溶入了西方阵营。五月份时一位老师曾给我讲了他的一位西德同事对中国学生在政治风波中“追求民主”的态度。他认为考虑民主问题千万别忘了肚子问题，中国四十年来解决了占人类近1/4人口的温饱问题，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而你们现在还没有面包，要知道，作为战后西德人，是丝毫谈不上民主的，我们就是一心拼命干，先争取了面包，然后才争取民主的。当然，我们的现状与战后西德截然不同，但我想毕竟民主是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如何推进，是不能不考虑自身物质基础的，应该将我们生产实践、社会关系等多种形式实践中所建筑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内涵视为既得历史前提与现实基础。国情就是我们要考虑的重要出发点之一，比如说吧，我们自身参与民主生活的能力和素质有时往往与实施这一手段的方式相移位，不知各位怎么看？
周艺：素质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否能先创造一种形式，不断实践，不断提高与完善，然后再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完善参与者自身的素质呢？
王恩强：那么，怎样选择合适的形式？或者说如何检验这种形式是否正确呢？
周艺：这就是我们大家今天所要讨论的内容了。
王恩强：不，问题不在这儿。不是说这就是大家要讨论的内容，而是论民主的形式与内容到底是什么决定的。是不是我们创造了一种形式，大家的素质就可以提高了？我觉得不是这回事。民主进程与人素质提高是一种历史决定因素，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它们受社会机制所制约，更严格地讲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制约。没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复杂化或者说生产关系未发展到一定程度，而想促成民主体制的完备是不可能的。单以提高人的素质或变换形式都不能达到目的。拿校园民主来说，一九八七年我在学生会做了试验，进行了一些学生会组织结构方面的尝试，结果是受制约的不想受制约，无法正常开展下去。再如这场风波中，有些人将募捐来的钱席卷而走，不了了之。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常识性问题，不能以意识的形式把社会结构中许多因素屏蔽起来，而应逻辑地、历史地去认识规律。民主问题，不管内容还是形式都是由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
当代民主误区
△对民主我们还是比较模糊的
△民主是不是只有一种
△立足于脚下的土地
刘玉龙：现在大家已经谈了这么多。而我觉得，对民主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比较模糊的。这在风波中也体现出来了。当时很多同学以为自己是在以民主的方式追求民主，事实证明恰恰相反。
张春雁：当时许多同学确实是怀着一种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热望而去的，但产生的结果却与自己愿望相悖。
刘玉龙：究竟是不是只有西方的民主才是人类的民主？我想不是，我并不赞成因为我们的现实而否认西方民主，但也不是说可以照搬照抄。五月份，很多同学对此缺乏思索，相对而言文化层次较高的大学生中，很多人却片面认为只有美国式民主才是美好的。中国社会发展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民主在中国也必然有自己的选择。
王恩强：对民主的认识，在我们周围还存在许多误区。现在，有些人认为美国式民主才是中国民主的鼻祖，一切全盘西化，白宫有几根柱子，中国也要有几根，这是一种忽视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盲目做法。须知，民主的每一进程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想拔苗助长是幼稚的，它只能导致中国社会动乱和倒退。中国民主道路只能是具有核心领导的逐步过程。
张春雁：我想，中国民主化道路必须由中国自己的社会进程决定，而且应该有秩序地逐步推进。这一过程中，我们还是应当立足于脚下的土地看问题。有一则伊索寓言，也许对我们会有启迪。古代有个天文学家，每晚都观察星相，一次不小心跌进了一口井里，向一个过路人求救，过路人对他说：“朋友，你是只看天上，而忘了脚下。”我们是否也要防一防“跌”进这口“井”里去呢？
民主的真实台阶
△我们该反思了
△把握民主的“度”
△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
谭斌：大学生认识心理过于理想化，使之对民主建设产生的偏激观点是必然的。风波之后，对不满的宣泄、对压抑情绪的转嫁和投影应该结束，对自身社会认识的片面性及自我意识模糊性，则应进行深刻的反思。
谢卫军：把握民主的“度”是十分重要的。什么是“度”？这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也就是一个分寸的问题。在民主“度”的问题上，我看有三种含义。首先，民主有阶级性。宣传超阶级的民主，美化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错误的。相信它，是幼稚的，会给我们的行动带来极大盲目性。民主的“度”含义之二是民主建设必须遵循法制轨道。民主与法制是相辅相承的，这不管在哪一个社会中都不例外。而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要同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前提和保证，否则极容易走上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度”的含义之三也即刚才张春雁所说，民主进程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对民主艰巨性复杂性作思想上的准备，不能太急躁。另外还要注意历史传统的惯性，历史也是一个“度”。
谭斌：回到校园来谈这个问题。面对当前形势，消沉、逃避、自我沉溺都没好处，应从迷惘中走出来，切切实实进行民主素质建设，从自己所处环境入手，塑造个性竞争意识。“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应在立足校园这一环境中塑造一种民主氛围，这是每个学生应做的。
张春雁：总之，我们应当重视自身社会的前提条件，重视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意识的结构，选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之路。
主持人的话：座谈会结束了，但关于民主的讨论并未结束。我们都年轻，年轻的我们拥有激情和勇气，我深信我们不是甘于寂寞的一代。
这次座谈会只是一个尝试，你有不同的观点，欢迎给我们来信。
总47期（1989.10.14）第3版
寻找大学梦
——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理性俯瞰
鲁育宗
起言：纷纷扬扬的玫瑰色地带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在大学校园里出现如此缤纷复杂的现象，它像一轮轮怪圈辐射出炫目的光影迷乱人们的眼睛。八十年代，在古老而新生的共和国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国人终于醒来，当国门终于缓缓打开，大学，这块荒凉了数载的玫瑰色地带终于纷纷扬扬起来。也就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当人们从大学的圣洁梦中醒来时，厌学风、经商风等一向被视为歧途的狂风肆虐于校园。
一切流于表面的哀叹都无济于事，让我们举起理性的火把，深入迷宫，作一番探索吧！
走出神农架
1966—1976年，它给一代人的命运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也使得一代人不得不痛苦地思索。他们从社会的陷阱中挣扎了出来，睁着痛苦迷惘的眼睛寻找失去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毕业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老三届”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自身的不幸经历与历史赋予这一代人的特殊使命决定了他们今后的群体形象，那对过去历史的痛苦回忆化为他们不懈的求知与向上，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日后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开端。
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塑造了这一批独特的大学生群体，并成为今后社会建设的精英，这是历史不幸之中的万幸。
之后几年，中国尘封已久的考场涌进一批又一批热血竞争者，一时间，考场成为万人争走的独木桥。从文化废墟上步过来的中国公民也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莘莘学子的身上。每年，考场外关切的目光与考场内的热血赛争者同样催人泪下。
在大学校园里，这些学子为前途为学业而整日行色匆匆，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现代文明大入侵
这种短暂而难忘的日子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当对知识的狂热过去，现代文明以其固有的形式不断渗入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当然大学校园是首当其冲。
自从打开国门，各种思潮也纷纷传入国内，在大学这块高层次的文化土壤上产生了不少震荡，他们拥挤在书亭面前，开始品味这种陌生的空气。
一九八七年，社会怪圈漫无边际的辐射，使这些不久前还为祖国为前途摇旗呐喊的莘莘学子开始迟疑了，这一年，官倒风、“一切向钱看”等历史渣滓又从河底浮起。这些热血者从此便消沉了，他们开始厌学，开始逃课，甚至他们也加入不久前还深恶痛绝的“经商风”“麻派”……在“海南热”“出国热”面前步履匆匆。新一代学子不再轻易喊出“学而优则仕”了。
现代文明就这样给我们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玩笑，到现在，好的成绩不如有个好爸爸，原子弹比不上茶叶蛋，可以说厌学是一种痛苦的无奈，是对现行社会的一种无声的抗议。
相当多的学子都在这一年体验了勤工俭学的滋味，卖报纸、明信片、出租小说、家教……校园内广告纷飞，同时义与利的争论，进取的渴望与现实的羁绊，商品意识和竞争机制，情感投入与痛苦的付出……褒贬不一，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与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终于打破沉默，两次报道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消息，开始肯定大学生勤工俭学的积极方向。
其实，大学生没有真正潇洒过，窗下十几年了，还得伸手向父母要钱，想想心里就过意不去。只要在这个时代当过一回学生，也许再也不会去责怪学生勤工俭学与经商了。
跨代前的驿动
一九八七年中国大学生的主脉是反思，过多情感上的冲动渐渐被深层的思考所取代。北京市大学生曾就学潮问题对中国农民发卷调查，400份抽样统计， 98%“坚决反对”，2%“不理解”。当时他们惊讶了，这些普通的中国农民竟如此反感学潮，什么也安慰不了自己走上街头时的初衷，只有沉入深思，沉入对国情的沉思；借助学潮唤醒民众搞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啊！
一九八八年，对于共和国确定是一场灾难：空难、3·24火车相撞、7·8杭州大台风、全国范围的干旱，改革就在祥龙的传说中步伐维艰。于是抢购风、官倒风此起彼伏，处于这个位置上的莘莘学子迷惑了，不知拿一张文凭能拥有什么？
大学生们把图腾的希望寄予那场在汉城举办的奥运会上，然而李宁连连失手，作为国人支柱之一的女排顾此失彼，终于丢掉了卫冕“六连冠”的梦想……
如今回想那风沙俱下的一瞬，我觉得大学生对于前途的向往太强了，经受挫折之后的大学生再也不能忍受失落了。
大学的深层矛盾
这一代大学生是站在十字路口上选择自己的路的，在这个十字路口，他们曾经是上一代大学生反思红灯前的虔诚的观众，而此刻，这个群体是那样的令人捉摸不透，他们让人由衷地赞许，又让人由衷地担忧，真是难以描绘的新家族，一方面他们慷慨激昂，一方面他们又在倾斜的象牙塔里扮演着自己所不耻的角色，大学及其文化的深层矛盾已日益突出。
文明的发展与人性的复苏使他们形成了独立的人格，十多年前，当中央人民广播台的播音员夏青带着无比哀伤的口音播出毛泽东逝世这一消息时，全国半数以上的人惊愕了，不知今后的路该跟着谁走了，而这样的历史，再不会被我们这一代人所重演了。但是这种历史的轻松感，却像断了线的风筝，总在空中找不到落脚点。因此，终因盲目而背负无奈的迷惘。
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这一代人如此热衷于逃课、消遣、厌学的背后，每一次新的学科、新探索的讲座课堂都是人满为患。每天早晨7：40，图书馆的门口总是拥攒着占位子的人头……他们到底厌什么？渴望的又是什么呢？每一个教育者应该对此肃然起敬。
九十年代，假若教育沉默
现在，九十年代离我们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国家的发展依靠科技力量与民众的素质，而它又是依赖于教育的。
使学生丧失信心的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在大学，每年国家的拨款仅仅达到教育所需经费的40%~70%。教育部门无法将精力集中在教学上，而此时的中国，是多么需要啊！
据有关资料：英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统治了全世界，但当新兴的美国成为最大的产业国以后就压倒了英国，分析其原因，当时的英国劳动力只有70%受过教育，而美国则达到90%，现在日本成了经济大国，分析其原因，1988年，美国的教育率不到80%，而日本则超过了95%。
放眼世界，我们的差距如此惊人，而现在改革刚刚起步，教育已陷入了困境。九十年代或更远的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第一生产力，确立知识分子的地位，使一代大学生树立进取心、强国心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已是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
设身处地地为国家想想，的确我们还很贫穷，但是决策是需要勇气的。一九六一年七月，北戴河的国防工业会议对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陈毅元帅说，哪怕裤子当了，也要搞中国的原子弹——这就是勇气。
九十年代，再也不能作教育沉默的假设了。
尾声：他们将是不久后历史的谱写者
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学校园是大时代的辉煌地带，尽管也因此涌动着不安的日子，但我坚信，那是时代奔向时代、岁月奔向岁月的有力见证。历史已把他们推上了当代改革的潮头，他们将与十一亿人民共同承受改革的阵痛与艰辛。错失了多次起飞机会的华夏古国，兴亡的重担已落在他们的肩膀上。
无论这是怎样一代人，怎样评价他们，他们将是不久后历史的谱写者，基于这个意义，九十年代的每一座里程碑，都是他们献给历史舞台的大合唱。
总49期（1989.11.29）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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