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与上海

随着世博会于2010年10月落下帷幕，后世博时代的到来，“世博会给予了上海什么”成为全社会关心和热议的焦点。比照世博会历史可知，世博会对于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发展，既有申办时的先发拉动效应，又有筹办时的直接拉动和间接拉动效应，更有结束后较长一段时期的持续后发效应。而后续效应往往是世博会之于主办城市的最深远影响所在。比如，1889年法国巴黎世博会建造的埃菲尔铁塔，如今已成为法国和巴黎的象征；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后形成了“关西经济带”，如今成为日本重要的经贸中心，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2000年的德国汉诺威世博会，最终确立了汉诺威作为全球会展业龙头城市的地位1。那么，2010年世博会，又为上海留下了什么呢？

一、一个新的发展理念

一个新的发展理念集中体现在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之中。众所周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世博会主题孕育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什么样的生活观念和实践让城市更美好？什么样的城市发展模式让地球家园更美好？这一主题将“城市”与“生活”并列，将“城市发展”的落脚点放在“更美好的生活”之上，体现的不仅仅是人类追求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一共同愿望，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可谓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城市化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种“生活政治”方略。

“生活政治”范式见诸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系列著作中。吉登斯所说的生活政治是针对后传统社会中解放政治2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而言的。他把我们现今所处的社会称为后传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是个体之间的依赖度，还是个体与全球之间的联系，都比以往任何时候关联紧密。由此伴生的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加剧了我们所处时代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这种风险与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生活全面而深刻的变迁。社会生活的高度反思性所引发的制度层面、日常生活层面、乃至个体和自我层面的根本性变迁使得“我们如何生活”这一问题在后传统社会中日渐突显出来，并且成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议题。在这样的现状与背景之下，传统的解放政治显得力不从心，它非但无法指引人们走出后传统社会的种种困惑，甚至本身还成为了“制造自我压迫而不是自我实现的机制”3。也正是在现有的解放政治机制无法应对来自后传统社会日益增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无法解决“我们如何生活”这一重大议题，从而无法满足身处这一时代的人们根本需要的前提之下，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与方案——生活政治——应运而生。在吉登斯看来，生活政治就是要避免解放政治的宏大叙事，关注解放政治不曾关注甚至不屑关注的问题，把生态、自我认同、生活方式的选择等微观政治问题与国家权力、制度、阶级等宏观政治问题结合起来，最终将人从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压抑下解放出来4。

关于何为生活政治，其实质和关注的对象是什么，吉登斯指出，生活政治以“我们如何生活”作为问题的出发点，以生活方式的选择为手段，以重构我们时代的道德和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5；相对于解放政治将捍卫人们的生活机会视为根本目标而言，“生活政治不是属于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属于生活方式的政治”6。与此同时，吉登斯还强调，虽然生活方式是关于生活的选择与决定，但“这些决定几乎总是政治性的，并具有伦理或价值尺度”7。这是因为，后传统社会是一个全球社会，个人活动与全球问题紧密关联。因此，个人的生活方式已然不只是关乎自己的私人问题，个人的生活决策将超越局部的范围，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人乃至后代的利益。当“我们如何生活，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树立什么样的消费观念，培养什么样的消费习惯，拥有什么样的道德情怀，已远远不只是一些个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关涉他人及全球的问题”时8，以“我们怎样生活”为主要议题的生活政治更加显现出了无比重要的意义。总之，“生活政治”吸引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实践和个体的内在情感及心灵体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并探索新型生活方式与体验的可能路径。

如果说吉登斯的生活政治范式是着眼于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传统时代这一高度发达的社会而言的，那么以城市化、城市生活为关切点的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则可以说是针对目前全球，尤其是对于诸多处于大规模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的城市化困境（社会发展困境）而提出的一种政治方略。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世界人口的增长几乎都集中在城市。全球城市人口比重已从1950年的29％上升至2000年的46％。据估计，到2050年，这一比重将增至70％。届时，全球城市人口将达到60亿9。其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人口增长尤其迅猛。到2030年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占全球城市总人口的五分之四。在亚洲和非洲，人口增长模式将改变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模式，转而向城市化发展。在这个城市化进程成为全球化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物的时代，思考“城市究竟应该怎样发展，我们究竟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期待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这些问题显得迫在眉睫。诚如文化部长孙家正所言：“如果这些带有根本价值取向的发展理念没有搞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很可能都会南辕北辙。把这些问题想清楚、解决好，其意义将会远远超出世博会本身”10。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则定位于城市化时代，着眼于城市生活这一微观层面，思考城市生活方式这一关键性问题，并从科技、文化、环境、人际关系等各个维度探索城市如何和谐发展、城市如何让生活更加美好这一关切日常生活和平常人的普世性问题，可谓是由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另一种生活政治。作为一种生活政治，它至少涵盖了以下三个层面的要义。

1 . 以人为本，以生活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自城市化进程日渐加快以来，伴随各种城市病的爆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城市和城市生活。有学者曾对发达国家城市中人们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人认为城市生活是不令人满意的。只有1/5的美国人认为城市代表了最好的居住环境，另外30％的人喜欢郊区的环境，44％的人喜欢小城镇或乡村的环境。欧洲的调查也显示出类似的对城市充满反感的倾向11。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但越来越多的人却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在这样的悖论下，甚至有人将城市的发展视为一种“必要的罪恶”，而绝非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途径。可见，长久以来的城市化都忽视了作为其主体的“城市人”的切身感受，片面的城市经济发展都在某种程度上以牺牲“城市人”的生活质量为代价。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作为一种生活政治，要求摒弃以往“喧宾夺主”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着重关注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城市人”的内在需求，充分认识到“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从根本上说必须有利于‘城市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这一最为关键的问题。诚如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所言：“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身体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是城市发展的目标，更是上海世博会主题关注和努力的重点。

2 . 低碳、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

在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的中心之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对可持续发展显得至关重要。由于全球化将个人活动与全球问题紧密关联，个人的生活方式选择、生活决策的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个人和局部的范围，而是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人乃至子孙后代的生活方式和利益。高消耗、高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也不仅仅关系到个人本身，而是存在将危害遗留给他人乃至后代的危险，一些国家以保持他的高耗能、高物质生活方式作为发动战争的合法化依据就是明证12。与此同时，高耗能的生活方式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使得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生态危机一触即发。因此，我们如何生活，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树立什么样的消费观念，培养什么样的消费习惯，都已远远不只是一些个人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关涉他人及全球、事关后代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议题。

上海世博会不仅从理念层面倡导“低碳、节能、环保”的城市生活方式，更从行动层面践行了“低碳、节能、环保”这一办展理念。上海世博会的选址，从原来的郊区绿地改为黄浦江两岸的工业地带，通过世博园区的布置将原先受污染并布满工厂、仓库、码头的滨江工业地带转化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就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范例13，也是“低碳、节能、环保”的城市改造典范。此外，无论是场馆的设计、建设和后续利用，还是馆内建材、能源和经营方式，都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阐释。落实到“城市人”这一行为主体和具体的日常生活层面，其所倡导的“乐活”理念下的新型现代化生活方式将是未来“城市人”的生活主旋律。“乐活”宣言是对未来个人管理的全新挑战，它拒绝“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规避在人均排放上走先上升后下降的原始道路，而是倡导从始至终的“低炭型”个人生活方式。因此，更进一步讲，“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还是一种关切“城市生活方式”，从理念层面为健康的城市化发展指明可能路径的生活政治方略。

3 . 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行动方案

上海世博会不仅提高了公众面对“城市时代”中各种挑战的忧患意识，也试图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诚如上海世博局前副局长黄耀诚所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将给世人展示一个直观的、具体的、而且可能是并不遥远的未来城市居民生活的样本，简言之，从小处说，是百姓的衣食住行，从大处论，则是人与城市乃至社会的和谐相处。”对此，上海世博会主题更是从各个细微层面做了阐释，通过寻求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方式、城市经济的合理发展模式、科技创新对于城市发展以及城市问题解决的推进、城市社区的重塑和城乡关系的协调，勾勒了“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的发展蓝图和实践途径。此外，在整个筹办世博会过程中形成的氛围，将对上海城市文明的程度和市民素质的提升产生深远影响，对于上海市民形成一种新的国际观和国际视野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更是一种影响市民的生活理念和视野，并从实践层面具体探索美好的城市生活“何以可能”的生活政治方略。

当一届世博会从单纯的展示和炫耀上升为一种智慧思考的时候，世博会才能真正做到成功、精彩、难忘，因为它拥有了灵魂的力量，而主题则是这种智慧思考的结晶。从这个层面来看，上海世博会成功地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直接影响着大约2/3世界人民的主题，开创了一次有关人类城市现状和前景的划时代的讨论，提出了一种关涉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政治方略。它通过对城市发展与城市人自我实现的思考、对城市生活方式选择的反思、对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的探索，诠释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城市化的生活政治方略，提出了一种落脚于“城市人和美好城市生活”这一关涉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发展理念。它所传达的理念和方略不仅会影响国际层面的活动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更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而令现实具有昭示未来的潜力。

二、一个新的城市中心

一个新的城市中心寓指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和后世博效应的持续延展，上海的城市中心可能再度发生转移，并促成上海都市文化的嬗变，进而不断丰富“上海”的内涵。

上海发生根本性改变始于19世纪中叶被迫开埠和设立租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在使封建中国走向没落的同时，却使上海得以发展成为一个与传统中国城厢有着截然不同韵味的城市，既被称为“近代中国的钥匙”“近代中国的熔炉”，又有着“东方巴黎”“西方纽约”的美誉。在城市空间上，城区疆域的扩大，大量西式建筑的出现、近代化道路的密布使上海逐渐形成了近代西式的都市风貌。而在城市文化上，则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海派”都市文化。

近现代上海的城市变迁过程同样伴生了其较为明显的城市中心转移过程。倘若梳理一下近现代上海的城市发展历程，可以比较明显地发现几个关键的时空节点，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上海不同时段城市中心的代表：开埠之前（即上海县城）——豫园、城隍庙地段；开埠后（租界发展）——外滩地段；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时期——江湾五角场（“大上海计划”中的新上海市市中心）；新中国成立至1990年代——人民广场；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外滩、陆家嘴中心商务区14。可以说这些曾经或当下的城市中心，基本勾画出了近现代上海城市格局的变迁过程和城市中心的转移轨迹。而从更深层次上来看，这种变迁和转移所隐含的则是多种不同文化的竞争和角力过程。

代表传统文化的豫园、城隍庙是开埠前行政统一的上海县城的象征。开埠前的上海社会已经具有五方杂处的特点，并呈现出商业文化的特征。相较于受中国正统文化制约较强的其他城市，当时的上海县城的文化特点可以概括为“边缘性、后起性、宽容性和开放性”15。豫园、城隍庙不仅在当时上海县城的地理空间中居于中心位置，而且在县城官民的信仰和社会政治空间中同样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旧上海的城隍庙是广大民众举行各种习俗仪典活动的庙园节场，在加强民众联系以及他们对城市传统生活和文化的认同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最终成为上海县城的城市和社会文化中心，实际上也是开埠前旧上海的传统封建生活和社会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集中体现。开埠和西方租界的设立几乎颠覆了上海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社会秩序，将其发展带向另一个方向，使其由一个传统市镇向近代化大都市迅速转型16。租界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使西方的文化观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一起而来，也使得外滩、南京路成为经济繁荣的大上海的象征。随着代表封建统治和传统文化的上海县城偏移至体现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的十里洋场中，受西方物质文明和制度影响而形成的中西兼容的新型都市文化逐渐成为上海文化的主体；传统文化悄悄退至边缘，变成了近代上海都市文明中的一个补充注脚17。虽然租界的发展使得上海城市空前繁荣，但它始终是一种丧权辱国的历史象征。随着满清政府的覆亡、中华民国的建立，收回租界成为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有力呼声，在这样的政治和民族形势下，江湾五角场成为当时的上海特别市市政当局试图实现市政空间转移与中国文化复兴的一种尝试。当局一方面希望通过建设新的市政中心以及推行新的上海建设规划，从而树立以国人为主导的上海都市空间新格局；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机重新书写上海的文化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上海空间和文化中心的第三次转移，作为资本主义腐朽生活象征地的跑马场成为了被称作人民广场的城市中心，上海的城市空间被政治主题所主导，城市建设和都市文化的发展也陷入了低迷。直到改革开放重新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上海才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随着外滩重新成为金融街以及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建设，上海的都市空间重新聚焦在跨黄浦江两岸的中心商务区，城市空间和文化建设重拾旧日辉煌。

上海近现代城市中心的转移、城市空间主导景观的流变，反映的实质上是城市文化主题的变迁，突显的是这样一些问题：究竟是谁主导着上海城市形态的发展？谁的空间形象代表着上海？在特定的历史沉浮中，哪里才是上海城市的重心所在？而在这一过程中，建筑物及相应的城市景观已然成为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在城市空间上的诠释。今天的上海，以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城市的最大亮点。然而作为不同文化争夺场所的上海，经济的强大是否一定带来文化的繁盛和其文化身份的清晰？究竟什么样的空间景观及其所表征的文化形态，才应该是上海意象的主导？究竟怎样的都市空间和建筑风格呈现方式，才能代表上海崛起的都市经济和相应的都市文化？在走过传统的豫园、城隍庙，走过作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与先进市政发祥地、并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外滩，走过政治色彩浓厚的人民广场和作为经济崛起象征的浦东陆家嘴之后，世博会的召开以及世博园区的后续开发和利用为上海新城市中心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举办世博会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从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至今，世博会已经走过了150余年的历史。“世博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于文化而不是商业博览会，从一开始就确立起有别于其他任何博览会的文化性格”18，而这种文化性格无论是之于世博会本身，还是举办国和主办城市，都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推动力。曾如有关专家所言：“不管外形如何，世博会的核没有变……它打动人们内心的是一种极其朴素的价值观：寻找通向未来的方法。所以说，世博会的形式是展会，表现手段是科技，其背后支撑的则是文化”19。而这种文化动因一旦与城市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相结合，必将催生一个新的城市中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有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城市中，不论是综合型国际大都市还是专业性中心城市，高度繁荣的文化是这些城市极为重要的共同特征，具体表现为城市中有一流的文化机构、文化组织、文化设施，有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和集聚功能等20。作为在不平等条约之上从一个传统市镇迅速发展为远东乃至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的上海，曾经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作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经济中心，同时作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都市，上海形成了其“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特质和“精明干练、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应该说，上海的文化发展已然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效益，但与世界文化大都市相比，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世博会的举办无疑在促进了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设施体系建设的前提下，最终促成其文化发展格局的完善和提升。

同样，世博会的举办还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善提供了机会。上海世博会场规划地，位于黄浦江沿岸，卢浦大桥与南浦大桥之间的滨水区，地处上海城市中心，规划控制范围为5.4平方公里。世博会的主要展览场地、世博村和停车场设在浦东，用地面积为3.4平方公里。黄浦江西岸的2平方公里主要作为文化娱乐设施用地。上海世博会打破了历届世博会在居民稀少的空旷场地兴建园区的惯例，所选择的地区既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市中心最主要的污染源，也是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将要进行旧城改造的地区。这样的选址方案无疑是促进污染工厂搬迁和推进新一轮旧城改造的两全方案，也从实践层面呼应了世博会主题，体现了对更美好的城市和更美好的生活的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市总体规划将这一地区确定为在世博会结束后向市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活动设施和活动空间的场所。黄浦江两岸地区将开发大面积的生态绿地，规划建造一批现代化的大型文化展览设施：世博会中国政府馆将作为世博会展览馆向公众常年开放，使之成为上海著名的旅游景点；世博会展区的其他永久性场馆将结合周边的辅助设施，形成上海市的博物馆文化展览中心21。据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教授介绍，上海世博会落幕之后，围栏一拆，世博园区将融入上海大市政，扮演起上海商贸、展览、文化、会议中心区的角色。部分展馆和其他建筑将被保留并改造成旅馆和商业、文化、娱乐场所，或者改建为海洋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博物馆、办公楼或高科技孵化区；世博会议大厦和部分展馆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国际会展中心；综合体育馆可利用附近的多功能平台组织大型公共文化活动22。

不仅如此，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还在理念和行动层面深化了上海的再城市化发展，一种不同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那种硬质的城市化，而是一种软质的、以文化为主导的城市化23。在再城市化过程中，文化将被置于社会、经济及城市发展体系的重要地位，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和城市经济的组成部分。城市空间和城市产业将进行全面重组，文化事业将得到长足发展，并以此促进城市增长模式的转变，使城市的发展采取科学的增长方式，步入可持续的发展循环。

可见，世博会不仅仅有助于改善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空间布局，催生以文化主导城市化的方式，更会催生一个以曾经的世博园区为基点的新城市中心，并在促进上海都市文化建设和转型、重塑上海文化性格和形象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一个国际化的历史机遇

近代上海的崛起始于被迫开放和租界的发展，但这种扭曲的形式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短短几十年间，上海一跃成为国际大都市，并且在与西方物质文明和体制文明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发展成为联结中西方文化的纽带。在各种西方建筑改变着上海的城市空间，使上海呈现出一种“世界主义”的景观之际，一种新型的世界观念也由此伴生，使得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西化、最时尚的城市。在全球大都市的网络中，上海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有着古老东方的神韵，又有着近代西方的摩登。如果说一百多年前租界的发展曾是改变上海城市版图和城市意象的契机，那么在上海后来的城市发展历程中，恐怕只有浦江两岸的开发、尤其是浦东的崛起才给上海带来了可与百年前的机遇相媲美的发展。虽然曾经的南京国民政府也致力于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性的工商、金融城市和现代国际第一流大都市；虽然改革开放后政府也意欲通过对人民广场的改造和外滩金融中心的复归再度为上海提供一次改变城市版图和城市意象的机会，但这些努力相比于上海曾经的繁华都显得有些苍白。当中国出于一种“自主选择”而非压迫，再次向世界打开国门之际，如何创造性地为上海今天的崛起和成为世界级大都市寻找合适且有力的契机，成为了一个几代人不懈探寻的问题。

如果说19世纪上海崛起的推力来自被迫开埠和租界的发展，20世纪上海发展的动力来自浦东开发，那么世博会无疑是21世纪上海走向国际化的天赐良机。世博会自其诞生以来，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持续吸引力，显然不仅仅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它所传达的价值和理念促使人类对自身、对世界、对未来展开持续不断的思考和深层意义上的反思，以及举办世博会对于塑造和传播国家（城市）形象，推动其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巨大作用。举办过5次世博会的日本正是借这个平台重新融入了世界，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对日本国民素质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奥运和世博诞生的大批优秀企业，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主力军，大批日本品牌借这些盛会走向世界。世博会更成为日本经济的助推器、普及科学的播种机，并造就了影响几代日本人的世博文化，“讲究效率、崇尚创新、追求卓越”的特质深刻地融入其民族精神之中。对当时的日本而言，世博会对内教育了大众，启迪了心智，帮助整个民族重拾自信，对外则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成为日本战后崛起的重要标志24。法国巴黎同样是通过多次世博会的举办，成为世界文化传播的中心和时尚之都。而今，法国总人口不过6000万，但每年到法国游览的人次却有7000万，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每天都在举办世博会，巴黎也因此成为世界城市新潮文化、科技文明的引领者25。那么，世博会给上海带来的又是一个怎样的国际化机遇呢？

世博会有力地提升了上海的国际知名度。上海世博会吸引了189个国家、57个国际组织参展，其中还包括22个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参加上海世博会的副总统以上政要达102批；有数十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重要贵宾出席了开幕式；参与本届世博会报道的中外媒体记者达1.4万人，其中境外媒体人员超过3400人；184天的展期吸引了海内外超过7000万人次前来参观26。前所未有的参展规模和国内外政要、媒体有形和无形地宣传都有力地提升了上海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世博会促进了上海与世界的交流，具体表现在贸易、科技、文化等多个方面。在经济贸易方面，世博会这一平台一方面为国外企业了解上海提供了良好机遇，大力宣传了中国的民族品牌，从而有利于扩大出口；另一方面也为国内企业了解国外发展动态提供了渠道，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外商进行经济贸易合作。在科技与文化方面，世博会可谓各国绚烂文化与先进技术的大展示。以各国通过展馆设计对世博主题的演绎为例：俄罗斯展馆以“新俄罗斯：城市与人”为主题，以童话般的构思演绎主题，展馆塔楼的图案与色彩都充满着浓郁的俄罗斯传统文化色彩；印度展馆以“和谐城市”为主题，宫殿、寺庙、佛塔的设计洋溢着印度文化色彩；韩国展馆以“和谐城市，多彩生活”为主题，韩文字母外形的设计、首都首尔微缩景观的陈列、韩国生活场景的展示等，都充满着韩国文化意味；泰国展馆以“泰国特色：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为主题，塔状泰国式建筑的外形、泰国早期生活方式的呈现、傍水生息的传统理念等，呈现出鲜明的泰国文化色彩27。与此同时，各国场馆在新能源、生态环保、建筑节能、智能化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和新材料运用等方面，都有着诸多创新之处。这些有形物质成果、无形文化内涵以及高度创造力的展现，为上海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科技和理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会。

世博会有利于提升上海乃至中国的国际形象。举办世博会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城市营销手段。在这个营销过程中，上海的城市建设得以快速展开，城市功能得以迅速完善，并且有利于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促进上海熟悉国际惯例，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与此同时，通过举办世博会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上海作为国际交流中心城市的形象，加快上海建设成为世界级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步伐28，从而进一步提升上海的城市品牌和国际地位，推进上海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此外，国际上有关上海世博会的报道也有利于“上海形象”和“中国形象”的传播。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后，路透社曾发文称，“世界的目光将再次聚焦中国，上海世博会将为中国带来‘很多积极影响’。因此，对于日益关注其国际形象的中国来说，世博会意义非凡。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领域，中国都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而世博会也将成为一个让世界改变对中国印象的良机”29。

世博会为中国搭建了开展文化外交的极佳平台，提升了中国从事文化外交的能力，对于未来中国与世界更为深入地良性互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30。世博文化外交作为一次史无前例的与国际社会的文化对话实践，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让国民更为充分地理解到人类文化差异性的存在，更为实现全球化共治提供了宝贵经验。由于世博会的参展主体突破了国家和政府，包括了企业、街道、社团甚至普通公民，因此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社会、大规模、全方位、零距离拥抱国际社会的契机。为期半年的世博会运营和管理，则是我国作为组织者与各参展国就世博大业实现“全球共治”的一种尝试。世博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文化说明，实现共治就要突破传统外交的博弈论定式，转向各参与主体就最高利益形成协商机制和妥协的氛围31。而世博会的成功不仅说明了中国具备运营国际盛会的能力，更展现了一种包容与合理妥协的大国情怀，从而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总之，世博会带给上海的将是一个可与历史的曾经相媲美的国际化机遇；这个基于“自主的选择”和几经争取得来机会，铸就的将是一个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超级大都市。

世博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举办世博会的精神遗产大过物质遗产。作为一个预示人类未来发展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展览，它是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指引，是人类关乎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讨，而上海世博会则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的凝集中，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创造性开发，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的质朴精神和理念。而上海在为举办世博会、演绎好世博主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市政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设施配套、城市功能和环境提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等——都将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催生一个新兴的城市中心。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得以提升，文化理念和文明得以传播之际，上海作为曾经的远东大都市，迎来的将是又一次国际化的历史契机。

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上海历来就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与活力的城市。作为一个港埠城市，她曾是最先接触与引进外国文化与技术的地方，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诚如1934年有人撰文所写的那样：“上海是中国‘外国化’到最极度的地方，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虽然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1926年国民革命发难于广东，可是上海仍是中国工、商、经济、文化、出版界的中心。从物质文化方面看，从非物质文化方面看，上海都是中国的头脑”32。而今，当她再度借着世博之机，以开放、创新的姿态面向世界时，世博会之于她的将是又一次文化理念创新、城市空间发展以及领引国际潮流的传奇。

注释

1 洪浩、肖林《世博会对上海城市的深远影响》，《上海教育》，2010（2），4

2 吉登斯所说的解放政治具体可归纳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从传统习俗、宗教和自然中解放出来，二是从人对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最终使人成为支配自然与社会的主人。解放政治的目的有二：其一，就是要冲破传统、宗教与自然对人的普遍奴役和束缚；其二，就是要减少不平等，消灭剥削与压迫，获得自由、平等与正义，最终把处于阶级和社会不利地位中的个人或群体从他们不幸的社会处境中解脱出来。吉登斯认为，由于受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的左右，解放政治把不平等仅仅指涉为外在物质方面和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而没有或较少考虑到个体自我的内在情操、心里体验等精神层面的不平等。因此，在解决不平等问题方面，只注重消除政治、经济、物质层面的不平等，而没有顾及发生在微观层面，尤其是情感领域中的不平等现象。

3 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6

4 胡颖峰《论吉登斯的生活政治观》，《社会科学辑刊》，2009（4），1

5 许丽萍《吉登斯生活政治范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99

6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

7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15

8 许丽萍《吉登斯生活政治范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153

9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大海的激荡人类的追求——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55

10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大海的激荡人类的追求——世界百位名人谈上海世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419

11 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196

12 许丽萍《吉登斯生活政治范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153

13 郑时龄《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启示》，《时代建筑》，2011（1），42

14 张晓春《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前言

15 《上海通史》编委会《上海通史》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引言

16 张晓春《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15

17 张晓春《文化适应与中心转移——近现代上海空间变迁的都市人类学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41

18 吴建中《世博会主题演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5

19 胡劲军《人类的沟通盛会，文化的传播平台——浅析世博会的跨文化传播效应》，《新闻记者》，2007（11），12

20 钱泽红《2010世博会对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文化艺术研究》，2008（2），27

21 钱泽红《2010世博会对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文化艺术研究》，2008（2），28

22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报告》第1卷， 2002，152

23 郑时龄《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启示》，《时代建筑》，2011（1），42

24 胡劲军《人类的沟通盛会，文化的传播平台——浅析世博会的跨文化传播效应》，《新闻记者》，2007（11），13

25 胡劲军《人类的沟通盛会，文化的传播平台——浅析世博会的跨文化传播效应》，《新闻记者》，2007（11），13

26 《上海世博会参展规模创历史记录》，中国新闻网，2010（1），22

27 《世博会效应与上海转型发展——杨剑龙教授在上师大演讲》，《解放日报》， 2010.12.12

28 钱泽红《2010世博会对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文化艺术研究》，2008（2），27

29 《外媒看世博亮出最友好面孔，开一场“交际派对”》，《人民网》，2010.4.30

30 徐波《上海世博文化外交探析》，《国际展望》，2011（2），73

31 徐波《上海世博文化外交探析》，《国际展望》，2011（2），73

32 《世博会效应与上海转型发展——杨剑龙教授在上师大演讲》，《解放日报》， 201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