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研究领域与副词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一、言者视角

“视角”就是说话人对客观情状的观察角度，或者是对客观情状进行叙述的出发点（沈家煊2001:269）。 视角不同，事物或场景在大脑中的成像也就不同。 对“视角”在语法和语义结构中的作用研究最为广泛而深入的要数Langacker，在他的认知语法体系中，视角包括:图形/背景组合（figure/groundalignment）、观察点（viewpoint）、指示（deixis）、主/客观性（subjective/objective）。

关于观察点和“视角”的主/客观性的关系问题，我们已讨论过，而指示主要涉及语言的整个指示系统。 这里主要看“观察点”和“图形/背景组合”两个方面。

语言中“观察点”表达的主观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观察点”本身的位置；二是对参照物的选择。 前者主要体现在语言的时空范畴、指示系统及言者在表达中对事件及场景在线性序列中的排列方式（此处似乎可以理解成衔接和连贯方式）；后者是指说话人在认识或观察某一事物时，总是以一事物来确定另一事物，如时间参照、空间参照、性状参照等等，语言中量度或量级的表达就是言者视角在语言中的体现。

在具体语言运用中，“视角”位置的安排和参照物的选择往往交织在一起，以语言中“量度”的表达为例。 一般来说语言中的“量”可以分为:空间量、时间量和性状量；这三种量分别与名词及名词性成分，动词及动词性成分和形容词及形容词性成分相关；而语言中的副词则具有对这些量进行“量度”或“量化”的功能，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跨语言的证明[1]具体说来，副词中能对这三种量进行“量度”或者“量化”的分别是范围副词、时间副词和程度副词。 而这三种副词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都与言者的“视角”有关。

“图形/背景组合”在语言中可以体现为前景信息（foreground）和背景信息（background）的关系。 而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的关系又体现言者对篇章的组织，比如，在一个叙事语篇中，前景信息是事件叙述的主线，用来直接描述事件的进展；而背景信息则围绕事件的主干进行铺排、衬托或评价，涉及事件的场景及相关因素等等。 在叙述中，言者可以根据具体表达的需要，在篇章中将前景信息背景化，或背景信息前景化。 例如:

（14）张全义不再多说，垂手肃立。杨妈和金秀也都站着。金老爷子没让坐就谁也不敢坐。其实这是满族旗人的老规矩。金一趟是不是满族？ 没人考究过。但他的恩师确是旗人，还在大清帝国做过官儿，……。（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上述例（14）中，“其实”之前的语段是叙事的主线，而“其实”后面的部分则是事件的背景信息，在语篇叙述中，言者通过话语标记“其实”成功将背景信息前景化，从而也实现了“视角”的转换。

二、言者情感

关于语言的表情功能、指称功能和意动功能的区别早在Buhler（1934），Jakobson（1960），Halliday（1975/1994），Lyons（1977）等人的研究中就有所涉及。Ochs&Schieffelin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正式提出了语言的表情功能这一课题:“语言反应说话者传达和评估情感，情绪，性格和态度的基本需求。 这一需求就像它能描述事件一样至关重要。 听话人需要知道的不仅是言者正在陈述的具体内容，还需要知道言者对所述内容的情感定位。”（Ochs&Schieffelin 1989:9）

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不仅描述客观事物或陈述客观事实，同时也在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对话语而言，很难将他的表述命题内容的部分跟它表达感情的部分明确地区分开来。 这是因为，虽然语言中说话人“情感”的体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它既不像“言者视角”那样，可以引发语言表达/叙说方式的不同，也不像“言者认识”那样，是建立在一定推理机制之上的，因而，与说话人的“视角”与“认识”相比，说话人的“情感”的主观性程度更强，并且它通常与说话人的态度与立场交织在一起。

语言中的副词，特别是评注性副词或一些程度副词是表达言者“情感”的重要手段。[2]例如可以表达言者强烈情感的“简直”“太”“绝对”“并”等；表达言者意外态度的“偏”“偏偏”“反而”“倒是”等，表达言者领悟态度的“难怪”“原来”等；表达言者申辩立场的“分明”“何尝”等，表达言者劝解立场的“不妨”“千万”等。 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15）刘纪文渐渐全身都被陶醉，不——简直是羽化而登仙了！（《宋氏家族全传》）

（16）先天色盲的胎儿，出生之后，不管环境和教育如何影响他，这个儿童绝对不可能发展成为画家和需要辨别颜色的其他工作者。（当代\CWAC\AEB0001）

上述例（15）、例（16）中，“简直”“绝对”表达了说话人对夸张的语气和坚定而强烈的情感倾向。

（17）不过有趣的是，人们竟然从空姐的年龄差异上区分出“空姐”和“空嫂”，从而以“X嫂”作为一种模因现象广为传播。（当代\CWAC\ALJ0042）

（18）这样形成恶性循环，新手永远不上来，难怪他们粗制滥造，有恃无恐。（1994年《报刊精选》）

上述例（17）中的“竟然”体现了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惊讶之态，表明命题内容在说话人的预期之外。 例（18）“难怪”体现了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略感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领悟之态。

（19）我何尝不盼望晓宇上中专、考大学呢！ 我何尝不愿在你们身旁呢！ 可大康山上有20多个和咱们孩子一样的孩子……（1994年《报刊精选》）

（20）你不妨试一试，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当代\CWAC\ASB0100）

上述例（19）中的“何尝”体现了说话人的申辩立场，而例（20）“不妨”则体现了说话人的劝解立场。

三、言者认识

就语言的主观性而言，“认知情态”方面的研究最为深入。 因为不管是认知取向还是语用取向都将情态动词视作主观化和语法化的典型的、突出的代表。

Langacker的情态概念是将Talmy（1988），Sweetser（1990）和Johnson（1987）等人的“情态义力动态”（force-dynamic model of modal meanings）理论融合进他本人的认知语法框架，在此基础上构拟英语情态动词的发展演变过程，见表2-1。（转引自Narrog 2010:389）

表2-1 Langacker构拟的英语情态动词主观化演变

（续表）

他认为英语中的情态动词源于只具有纯粹客观意义的主要动词，由于力动态的观念而被指定了某种“力”（potency）。[3]情态义的发展过程也是“力”的来源和目标不断发散（diffuse）的过程。 首先，动词由原先表示各种主体（主语）的效力发展出具有道义意义（义务、许可）的过程也是一个“力”从物理力到社会力转变的过程。期间，力的来源不再与主语一致，而是一种隐性的主观识解，它可以是说话人或者语境中的某个个体，也可能是一般的社会权威。 接着，当“力”的来源和目标发散至最大程度时，就从道义情态发展出了认知情态，此时，力本身被重新概念化为“现实本身进化的动量，是说话人的评估。”Langacker认为英语中的情态动词还有第三个阶段，[4]发展成为述位性言语场景（grounding predications）。 在这个阶段，力失去了它的凸显地位，情态动词只是指定一个它认为必要（或可能）的过程；而主要动词到情态动词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动词补足结构所描述的动作是潜在的，而不是实际的；而句法主语角色的衰减/退隐（attenuation）是英语情态动词语义发展的重要方面。 尽管缺乏历时语料的支撑，但这一构拟是可行而且可信的。

与认知取向的共时构拟不同，语用取向对情态主观化的研究是历时的。 当然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在Traugott的框架下进行的。Traugott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法化的情态动词，在那些有情态动词的语言中，也并不是都有道义 认知多义的情态动词。 但是，如果一种语言中有情态动词，且恰好也有道义 认知多义现象，那么它们之间一定体现出如下关系:

情态意义是从道义情态发展到认知情态，即道义〉认知，而不是相反；

辖域从窄到宽，即窄辖域〉宽辖域，而不是相反；

根可能性/必要性情态到认知情态，即可能/必要〉认知，而不是相反；

上述演变中，语义主观化逐渐增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图2-7表示[5]。（转引自Traugott&Dasher 2002:148）

图2-7认知情态单向性发展路径

（其中D代表道义域内的用法，E代表认知域内的用法）

Traugott认为认知情态产生的首要机制是具体语境中的召请推理而不是隐喻（虽然隐喻机制可能在从特殊会话含义到一般会话含义的演变过程中可能会发挥作用。）情态动词的历时发展印证了:语义演变遵循的一个常规趋势是词语的无指称性（nonreferential）逐渐增强，同时言者取向（speaker-oriented）意义也逐渐增强，而不是相反。

另外，通过对英语中情态动词的考察，Traugott发现，动词情态意义的获得除了本身的概念性意义发生变化外，还涉及程序性意义的获得。Traugott的情态动词情态意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Cinque（1998）的跨语言调查得出的情态层级性的结论基本一致，并且在Cinque（1998）的基础上，Traugott&Dasher（2002:148）提出了如下情态意义单向性发展假设:

认知情态〉必要情态〉可能情态〉意愿情态〉义务情态〉能力/允许情态[6]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Traugott的研究框架内，情态动词的语义发展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前情态〉根情态/道义情态〉认知情态。Traugott所提出的从能力/允许情态到认知情态的发展及其语义辖域的扩展，与Langacker的句法主语意义的衰减/退隐，力情态的来源和目标的发散等理念也具有相通之处。 然而，在Traugott看来，情态动词从具体意义到情态语义的发展过程中，言者的介入及其情态意义的获取才是更关键的要素，而主语角色的退隐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除了专门的情态动词的研究以外，语义语用取向对“情态”主观性的研究还涉及情态副词的主观性演变。Traugott及其合作者们通过对英语中状语性成分的历时语义演变的研究，得出具有认知情态意义的副词或小品词都来源于相应的非认知情态词语或结构。 并且，它们都发展出了显示言者/作者的修辞策略或对所言内容的态度的元语意义。 其中一些可能发展出交互主观性意义，而交互主观性意义发展速度的快慢，与交互主观性标记在不同语体或风格中的凸显程度有关。 其发展的单项性路径，如图2-8所示。（转引自Traugott&Dasher 2002:187）

图2-8 话语标记单向性演变路径图

与对情态动词的研究一样，Traugott（2002:187）在Cinque（1998）提出的情态副词跨语言层级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情态副词语义演变层级假设:

模糊限制语〉话语标记〉言语行为副词〉评注性副词〉传信性副词〉认知情态副词〉过去时副词〉将来时副词〉非现实情态副词〉必要情态副词〉可能情态副词〉意愿情态副词……[7]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会像上述层级假设一样，让所有的位置被依次占用，但该发展顺序确是在跨语言事实基础上的一个有用的描述，并且它为语言中情态副词的跨时空研究提供了可验证性的框架。

与情态动词的演变相似，由语义 语用动因引发的情态副词的语义演变倾向是:副词的主观性意义逐渐增强，所在结构越来越大，语义辖域越来越宽。 同样的，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支持不同种类的副词的进一步发展，但这些不同种类的副词继续向前发展的路径具有单向性和规律性，从动词修饰语到句子修饰语，从相对具体的意义到相对抽象和无指称的意义，从内容意义到程序意义。

[1] 参见本书第50页，表3-1。

[2] 当然，汉语中能表达言者“情感”的语言手段很有很多，比如“子、头、儿”等类词缀，形容词的重叠形式等等。

[3] Langacker将这种效力解释为“一种物理或精神的力，一旦释放就引发情态意义的发生。”（Langacker1990：333）

[4] Langaker（1990/1991）曾认为情态动词情态意义的发展有三个阶段，但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只是将情态动词现在的使用状态和它们的源动词的用法进行了比较，并没有具体说明各个发展阶段。

[5] Traugott的“认知情态单向性”中“道义情态〉认知情态”的发展路径受到不少挑战，比Narrog （2005/2010）。

[6] Modepistemic-Modnecessity-Modpossibility-Modvolition-Modobligation-Modability/permission （Traugott&Dasher2002：148）

[7] ModDMhedge-ModDM-Modspeech act-Modevaluative-Modevidential-Modepistemic-Tpast-Tfuture-Modirrealis-Modnecessity-Modpossibility-Modvolitional，etc.（Traugott&Dasher 2002：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