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粉丝的后现代创造力

粉丝的文本再生产劳动中蕴含着生机勃勃的创意能量与文化精神。尤其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创造力研究的视野重心出现从创造主体向创造环境、从个体创造向团体智慧等方向转移之时，新媒体技术、个性化的粉丝情感、社群作用力等，都作为创造力的新兴驱动要素，重新诠释着创造力的主体形象、过程与环境、成果与意义等概念与范畴。

一、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创造力研究转向

“创造”与“创造力”是两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创造力研究亦是一个交织融合了心理学、组织行为学、教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当然，狭义的创造力研究侧重于“创造心理学”的范畴，这种秉承个体心理学传统的研究一般以J.P.Guilford于1950年发表著名的“创造力”演说为始创标志。^[1]将创造力视为一种体现人类智慧、灵感、意志的传奇而又复杂的心理现象，心理学家们形成了多样的定义描述、理解角度以及研究方法，在众说纷纭中较被公认的是四个“P”的创造力定义与研究框架：（1）创造性的个人（person），即注重创造者的研究，研究哪些人，什么样的人格特征有利于创造力的产生；（2）创造性的过程（process），即研究创造力产生的过程；（3）创造成果（product），注重创造成果的研究，根据成果判断创造力；（4）创造性的环境（environment或place），注重创造者所处环境的研究，研究创造力产生的有利与不利环境。^[2]

在这个框架中，传统的创造力研究侧重于认知层面而不是社会层面，例如，关注创造力个体的人格特征，关心的是识别出具有创造性的人物的特质，尤其是对天才、精英、自我实现者等杰出人物的研究；聚焦创造性的过程，识别出产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认知系统加工过程，如认知心理学中的“四阶段论”；定义创造成果的标准，将创造成果的新颖性、有用（实用价值）性、适当性（即中华文化术语中的“和”）等特征作为考量创造力的尺度；而在创造环境方面，注重探讨传统的学校、教师、家庭、家长等环境因素对创造力的激发或抑制等影响。^[3]总的来说，这种现代性背景下的传统创造力研究呈现出个人主义、精英主义、实证主义、生物主义等特征倾向。^[4]

因而，在后现代的“解构”与“颠覆”语境下，传统视野中的空白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创造力研究出现了一些后现代转向，例如，超越精英主义的视野，关注多样的、非主流的创造人群、多样的创造成果与创造力形态；突破个人主义的藩篱，重视合作者的作用和团体智慧的形成；跳出创造过程“阶段论”的线性思维与环境决定论思想，研究创造过程的多样性以及影响创造力产生的多重因素；在研究方法上，也从实证主义向现象学、诠释学等多元化后现代方法拓展。^[5]其中较为显著的变化是从认知心理学转向社会文化视野的创造力研究，从个体创造力转向合作创造力、集体智慧的研究。也就是说，跳出心理学的范围，采用更广泛的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创造力不仅是在人格差异与内部心理动机决定下的个体产物，而且是受到更复杂的外部环境、文化氛围、人际交流、社会因素等影响而形成的个体联合，是一个“创造力系统”。Csikszentmihalyi提出了“创造力系统观点”，认为在回答“创造力在何处”这一问题时，不能孤立地去考虑个人以及个人的工作，“个体问题解决这一孤独的骑兵已经死去”^[6]，更多的创造行为是发生在合作情景下，是社会、文化与个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现象，即将个人置入社会文化情景与团体背景中，将创造力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看待。“创造力并非在人的头脑中发生，而是在人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它不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全方位的现象……只有在一个系统的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观察到。”^[7]

本书所探讨的媒介粉丝在文本再造与传播中展现的创造力，正是上述后现代转向的创造力研究范畴的一个典型。对于粉丝而言，衍生文本的创造与表达、传播与共享过程，是获取独特的亚文化意义与审美愉悦，是自我的呈现与社群的认同，因而，粉丝的创造行为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劳动行为，而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粉丝创造力的重点不在于个体的杰出天赋与有用（价值）的创造成果，而是更多地与情感体验、过程意义、社群作用等产生关联。平民化、非主流化的创造主体，粉丝情感与社群动力共同激发的创造动机，在媒介技术、虚拟环境、人际交流、团队协作中孕育的创造过程，草根化、多样化的创造成果，乃至重过程而轻成果——粉丝们对于“创造力”的理解、表现、运用，无不呈现出异于传统创造力观念，而与后现代转向吻合的特征。同时，在这个伴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浪潮而兴起的新文化现象中，新媒体技术与粉丝情感是两个关键的驱动因素，激发着粉丝在个体与社群两个层面的创造力形成与表达。

二、两个驱动因素：“新媒体技术”与“粉丝”

首先，对于在新媒体空间中汇聚活动、展演呈现的粉丝来讲，媒介技术成为驱动其创造的一个重要外部环境。技术构筑的平台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空间结构和文化氛围形成了一个适合创造力生产的孵化场，重塑着个体创造者的形象，汇聚着集体智慧的能量。开放性的信息获取渠道、傻瓜化的编辑与制作技术、低门槛的传播发布平台，形成一种免费共享与自由表达的文化。首先，这是一种免费共享的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倡导开放源代码的“自由软件”运动起，提倡非独占性、开放共享成为互联网的一个基本精神，网络上的文化产品具有“世界性”和“全民性”，没有供应配额，不受数量的限制，也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论贫穷贵贱，不分男女老少，谁都可以尽情享受。其次，这是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信息传播的双向互动性、非线性等特征带来一种无中心或非中心的社会空间结构。在这个相对平等的“虚拟社会”中，文化权威开始消失，传统金字塔的知识等级结构土崩瓦解。巨型商业文化与微型亚文化之间的边界消融，互相的影响与渗透更为深刻，个体可以以更理想化的形象出现，个性化的观点与情感可以得到充分表达与尽情释放。正如美国一位电脑文化评论家所言：“个人化传播媒体不仅使各种模拟性的广播媒体（即大众传媒）面临消亡，而且将开始一种全新的文化，一种非大众化但每个人都有话可说、有所作为的个人化文化，一种抵制大路货又催生出大量精品的文化，一种‘人皆可成为尧舜’的没有精英的精英时代。”^[8]有学者比照人类学家米德所提出的三种文化形态——即前喻文化，后喻文化、互喻文化，称互联网文化标志着互喻文化的到来，因为网络文化的平等与共享，使文化的“互喻”真正成为可能。

换言之，新媒体技术作为激发粉丝创造力的外部环境因素，体现在“免费共享”与“自由表达”两个特征所带来的创造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体现在个体创造与智慧叠加两个方面，在个体层面，免费共享的智力资源和自由表达的低门槛平台，使得创造不再是精英分子的专利，普通人也可以获得创造者的身份，草根力量与平民创造力得到激发与表达。较高的自主性和相对开放的平台，使得个体追求理想与真实的自我，寻找自由与个性的自我。而这个寻找自我与自由表达的过程，是从被动的“ME”开始向主动的“I”转变的过程，亦是一个释放创造能量的过程。在集体层面，免费共享为自由表达提供知识资源、智力源泉，自由表达又反馈出更多的免费共享资源。在这个良性循环中，个体的智慧得到叠加、整合与放大，形成更大的集体创造能量。同时，智慧叠加不仅仅指由知识、信息等资源共享带来的创造力驱动，更是由互动与交流行为所激发的创造灵感与集体协作，即创造超越了个体行为，成为一个系统的、复杂的、融合性的社会文化现象。

由此，创造性的个体与叠加的智慧，构筑了新媒体空间的创造力形态。这是一种有别于精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创造力形态，与传统的精英权威垄断知识、智慧自上而下流动不同的是，数量庞大的草根平民作为创造性的个体，智慧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叠加性：知识权力的下移与分散使得这些新兴的创造者们释放出强大的文化创造热情，他们左右着信息的呈现，掌握着知识的界定，将藏于深山、埋于民间的隐性知识充分转化为显性知识，实现了智慧的民间生成与能量释放。同时，这又是一个刷新了传统知识概念的多元化智能网络。农业时代的自然知识是“经验”，是不离生命的个人知识；工业时代的社会知识是“知性”，是割裂生命来催发的对象化知识；信息时代（或称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网络知识是自然理性，是复归于生命、从而实现创新的智能。^[9]所谓“智能”，是具有生命性、整体性、能动性的，动态的与主体精神融为一体的知识，是麦克卢汉所言的超越分工个体的“生命智慧”——机械世界的特点是分工，生命世界的亮点在融合，分工时代的专有制度带来的是摩擦与效率，而网络时代的共享文化带来的是融合与创新。^[10]正是在这个以新兴媒介技术为物质基础的多元化网络中，人们抛弃个人英雄主义，不再各自为政，而是相互之间进行紧密真诚的协作配合，通过超越时空的互动，使信息汇集，使知识融合，最后升华到生命智能。

如果说，新媒体技术提供了普通人进行创造与表达的技术平台与智能环境，那么，再加上粉丝情感与社群力量的驱动，粉丝们则成为这种大众创造与民间智慧的一股主力军。也就说，媒介技术提供了催生创造的外部环境，情感因素与社群认同则是驱动创造的内在动力。在心理学中，动机是指“由一种目标或对象所引导、激发和维持的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或内在动力”^[11]。创造动机是个体激发和维持创造行为的内在动力，是社会性动机中最高层次的一种动机。根据动机的来源，可以分为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内部动机是个体为了寻求挑战和乐趣，满足好奇心而参与活动的倾向，它是指由个体内在需要引起的动机；而外部动机是个体为了活动本身之外的其他因素而参与活动的倾向，它是人在外界的要求与外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行为动机。^[12]相应的，着迷的情结与社群的认同正是驱动粉丝进行创造与表达的两个动机力量。

首先，着迷的情感力量是内部动机，创造的内部动机是指人们对活动本身感兴趣，活动过程能使人们获得满足感，从中得到乐趣、激动和刺激，并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奖励和报酬，无须外力的推动。尤其是当其所从事活动的挑战性与自身的技能水平相匹配时，能够达到高度内部驱动的状态，获得心理上无比愉悦的体验，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可以引起惊奇和好奇且难以解释的经历是世界上最美妙的经历。”^[13]也就说，内在动机驱动下的创造行为与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价值的体现，而不是手段。^[14]这就与粉丝在着迷的情感驱使下展开的创造劳动吻合，“成为某种粉丝”本身就是对于某种兴趣与爱好的沉迷与表达。在“些许迷狂”的情感状态下，粉丝们通过无功利的衍生创作，忘我、投入地宣泄情感，自由地、畅快地表达观点，呈现理想的、个性的自我，这个愉悦的体验过程正好与内驱状态下的创造过程重合。换言之，着迷的情感作为粉丝创造的内部动机，不在于催生多少创造的成果，而在于促成了粉丝对于创造行为本身的体验。粉丝们在情感表达与自我呈现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无意识地体验到了创造过程的愉悦与意义。这正是重体验轻成果的后现代创造观的思想体现：创造的意义不仅在于“成物”——“创造是赋予新而和的存在”，即注重产生出新颖独特、有用而具备适当性的创造成果；也不仅在于“成思”——“创造是对已知要素进行组合和选择的过程”，即强调创造过程的生成；而在于“成己”——“创造是只可在实践中体会的一，是不可言传的道”，即重视主体在创造行为中获得的自我实现与心流体验。^[15]

其次，社群的认同力量作为外部动机，驱动着粉丝的创造行为。从个体层面看，粉丝的情感表达与自我呈现过程是一个创造能量释放的过程，从社群层面看，粉丝的社群认同与互动交流也是一个灵感激发与智慧叠加的过程。将粉丝的创造行为置入社群活动的范畴，他人的注视目光与反馈意见、对于社群的共同感与同一性的追求与体验、社群奖惩机制的激励、成员的互动带来的责任动机（即由于合作各方遵守互惠原则，合作者之间出于对彼此的责任而产生的行动上的压力）^[16]等，作为外部的驱动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粉丝的创造需要，激发其新的、强度更大的创造动机，使得社群的互动过程成为一个合作创造的过程。同样，这种由他人的响应、移情和社会动力等动机驱动的合作创造，更多地强调过程本身而不仅仅是目标，更多地伴随着友谊而不总是任务，这是一个充满感情并具有个人价值的过程，关注参与互动的个体在合作中的发展，注重个体间的互动过程及效果，强调个体与他人的联结。粉丝创造者们在这个合作互动的过程中，体会到友谊和对彼此的爱，体验到能力互补带来的价值感，以及互相启发后的心理愉悦感等。^[17]

三、两种粉丝创造力：个体创造与集体智慧

新媒体技术提供了创造的平台与环境，粉丝情感与社群力量作为驱动创造的内外动机力量，两个方面因素形成合力，使得粉丝创造力在个体与社群层面都彰显出其特定的意义——在个体层面，主要指粉丝获得了“创造主体”的身份；在社群层面，则指能够激发个体创造力，并形成智慧叠加的社群力量。

在个体层面，粉丝一扫传统的被动、盲目、迷狂、病态的负面形象，重新以一种饱含参与热情与DIY自助精神的创造者形象出现，成为新媒体技术浪潮下涌现的草根创造力量的典型代表。成为在“些许迷狂”的粉丝情感激发下，以创造（文本生产）的方式获得忘我的自我实现体验的“主体”。大众化的粉丝成为创造主体，并拥有呈现与表达创造力的舞台，这就意味着普通人的创造力有机会被纳入产业与经济运作、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视野。大卫·赫斯蒙德夫借用了威廉斯的“符号创作者（symbolic creators）”一词，用它来代替艺术家，用符号创意（symbolic creativity）来代替艺术^[18]——这种称谓也许更准确地囊括了今日的科技与文化背景下，那些积极地、自发地诠释、编译或改写故事、歌曲和图像的人们。传统的艺术家形象被刷新，创意阶层的边界也在延伸，创造的门槛越来越低。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是生产者。当然，面对这些遍地开花的普通社会成员的智慧，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与汇聚，将其纳入产业的链条，形成社会的先进生活方式，或者文化的创新动力。

在产业经济政策、社会文化制度等宏观层面的响应之前，也许在粉丝亚文化内部，已经就上述“如何激发与汇聚”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生动具体的微观解答。在社群层面，粉丝的微型生产组织（三五成群的工作室）、主题社群（依据某个空间据点而建立虚拟社群），乃至一个个粉丝亚文化圈子，都在将粉丝的个体创造力进行叠加、整合、放大，在互动与合作中汇聚成集体智慧的不同形态。其中，在虚拟主题社群与更大范围的粉丝圈子层面，创造力更多地体现在知识共享、思维互涉、关系网络等广义的集体智慧层面，以及作为形成共享的审美规则与诠释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身份认同与社会实践的行为方式，因而创造力的形态较为泛化与模糊。而前者，即微型粉丝生产组织，笔者认为，由于作为网络粉丝衍生文本生产的一股主力军，其依托虚拟空间环境而生成的新型组织结构与创造力形态，微观而生动，颇值得关注。

在虚拟粉丝社群中，活跃着一类微型创作团体。这种小规模的生产组织少则由三五人，多则由数十人集结而成，他们以工作室或创作团队的名义（通常他们会起上一个响亮的团队名字，并创造出口号、logo等一系标志性的识别系统），选择某些喜爱的媒介文本主题，运用擅长的媒介表现方式，进行衍生文本的集体创造，并在特定的社群中进行发布与交流。一般根据成员的能力倾向与技术特长有着侧重的创作方向，如发挥声音优势的配音团队，基于媒介操作能力的P图、影视剪辑、动画创作、游戏视频制作、游戏程序开发的技术党，利用外语优势的海外剧集字幕组，由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小说改编团队，发挥美术能力的手绘组织，热爱动手的手工团体，热爱用身体形象进行角色扮演体验的Cosplay社团等，也有发展较大的综合性创作团队。这种虚拟空间的创作组织与传统的同人志（Dōjinshi）社群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又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同人志一词来自日文“どうじんし”，这种发端于日系动漫文化的小型创作团体，最初指一群漫迷同好走在一起，以日本流行漫画书中的角色为衍生创作蓝本，进行改编与绘制，并共同出资制作书籍或杂志等印刷物。这些自费的出版物并不用于规模化的商业用途，只在一些同人志即卖会中进行销售，以供同好交流与欣赏。随着动漫与游戏、影视等产业的融合发展，这种以非牟利、自负盈亏的出版方式进行创作与生产的同人志社群逐渐扩散到整个ACG文化，自创作品也从最初的“以单一作品为主题而画的改编连环漫画”等印刷物，而扩展到各种周边产品，如小卡、马克杯、海报，甚至是团体自己所推出的游戏等。^[19]

而活跃于虚拟社群空间的粉丝微型创作团体，俨然就是印刷出版时代的同人志在互动媒体空间的一个变身与翻版。同样的衍生创作，同样的非商业宗旨，同样的以同好交流为目的，也的确有许多现实中的同人志团体纷纷转战线上，在虚拟社群中寻求展现、合作、反馈。但是，相较于传统同人志组织的现实性、时空局限性、排外性等，这些依托虚拟社群空间存在的创作团体呈现出更开放包容、更灵活自由的组织特征与合作方式。例如，虚拟社群平台为创作团队在广泛的范围提供了获得优质成员的可能性，许多创作团队都会在社群中公开招募特长成员。成员来源的广泛性、跨空间性、身份背景的多样性也催生了更为松散的组织结构，以及更灵活的合作方式。一方面，依靠互动媒体作为交流工具与联系方式，许多成员也许在现实中彼此并不认识，不曾见面，但并不妨碍其在虚拟空间中展开亲密合作；另一方面，依靠虚拟身份与媒体中介维系的组织结构也更趋于流动性、扁平化，新旧成员迎来送往，成员的互动呈现出多向回路。而在最终实现环节，与传统同人志团体通过在会集上售卖自费出版物来获取同好反馈、实现创作价值不同的是，虚拟空间的创作团体通常采取更廉价、更便捷的发行方式，即网络发行与电子出版。他们或是以自创媒体为发布平台（如团队的博客、播客、微博、网站等），或者依托特定的粉丝社群（例如大型的粉丝网站、虚拟社区等），将自创作品以电子文本的形式在虚拟空间中流通与传播。当然，这种发行与出版并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也不受版权保护，反之，创作者还会鼓励同好们进行免费的获取、引用、转载、改编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百度贴吧的吧刊团队，吧刊是贴吧开发团队提供给各个贴吧定期发布重要资讯和精品内容的一个电子杂志平台，这种带有象征性的出版物，对内可以活跃吧内气氛，加强成员参与与互动，产生凝聚力，对外可以宣传推广，起到提高能见度、吸引新成员的作用。因而，但凡是有实力的贴吧都会创建自己的吧刊团队，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出版自己的吧刊。在吧刊创作的功能权限设置中，一个吧最多能任命3个吧刊主编，10个吧刊小编。^[20]虽然吧刊团队成员由吧主任命，一般与贴吧的管理团队成员有着重合，但通常贴吧会在社群中公开招募团队成员。通过贴吧的社群交流平台、私人交流工具以及吧刊编辑系统，吧刊团队可以展开人员协调、进度安排、创作分工，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特长选择创作内容、根据时间与空间的条件安排创作进度，这种组织管理与合作方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与机动性。而依托面向贴吧社群的发布渠道，吧刊在发布之后，会得到社群成员们与贴吧社区的反馈，如吧友们的点击、浏览、评论、意见，以及在百度首页的亮相、优秀吧刊的投票评选（在社区的管理性贴吧“吧刊吧”中，每月都会组织优秀吧刊的投票评选活动）等。

这种依托于虚拟社群的微型生产组织，将粉丝在着迷情感与社群认同因素下激发的个体创造体验集结、转化成了一种兼具组织生产性与后现代自主性的合作创造力。一方面，这是一种遵循一定的线性组织结构，受一定的目标与任务驱动，有明确分工协作的生产性创造力。由合作任务、完成作品的时间期限、反馈压力（例如吧刊的评选压力）等构成的责任动机，以及由合作行为本身产生的联合动机^[21]（即在合作过程中所建立的彼此关系，如友谊与爱、共享体验等所带来的无形契约与创作压力），使得粉丝个体的自由化的、宣泄式的创造过程转化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过程——即推动共同目标的达成并创造出产品。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彰显后现代组织精神的自主性创造力^[22]。自主意味着自律、自我管理和能独立行动，微型创作团体的自主性意味着能够“共同决定、设计、负责、监控与管理”^[23]，在虚拟媒介环境中展开的成员身份、组织结构、合作方式与发布渠道，使得这些微型组织与某种后现代的组织特征相呼应。后现代组织的特质是一种在弹性和不稳定的无固定形态状态下所形成的创造力组织结构，有别于现代主义时期的巨型垂直操控与线性创造的发展逻辑，这种由不同个别任务组成的混合多元的、动态弹性的、瞬息万变、模糊而暧昧的非线性组织，形成一张具有变通性与适应性、充满弹性与张力、无形而具有黏度的网，在突破与超越了组织，去除原组织的包袱后，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创造空间，创造思维、转变与突破的力量经由破坏而重建，得以再生。^[24]换言之，这种兼具现代组织与后现代结构特征的微型生产组织，既集中又分散，既严谨又松散，既重个体操作亦重团体合作精神，权威与解构并重，保持持续与灵活之间的生产观念，恰如一个来回的钟摆结构^[25]——这也许是一种最有利于创造力形成与成果孵化的组织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