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苏轼蜀道诗

伍联群

内容提要：苏轼的蜀道诗虽然并不能如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的诗歌能体现其鲜明的艺术成就，但依然反映出诗人在诗歌创作上逐渐变化、成熟的过程。从嘉州出蜀的浩荡志气，到褒斜道上的积极用世；从与文同洋州唱和的苦闷，到此后赠别诗中的旷达乐观，既展现出苏轼思想精神在儒道之间游弋，也显示出其诗歌日渐具有的独特面貌。

关键词：苏轼；蜀道诗；雅正清劲

苏轼出蜀或入蜀，皆是走夔门长江水路，而并非如其他多数文人选择走剑门蜀道陆路。因此，苏轼的蜀道诗，除嘉祐八年（1063）官于凤翔，因久旱祷雨太白山，行走褒斜道途中所作五首外，其余多是与蜀道地域文人的唱酬之作。

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轼同其父其弟自眉州入嘉陵江，舟行适楚，经嘉州、犍为，有《初发嘉州》^[115]《郭纶》《犍为王氏书楼》等诗。在《初发嘉州》诗中，首写朝发之景象：“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在凛冽西风之中，画旗飞扬，鼓声咚咚，诗人在鼓声西风之中，既有远离故乡的轻愁，也有前途无限的壮志豪情：“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所以，诗人说，锦江之水虽然已经看不见了，但蛮江之水却更加清澈鲜亮，奔腾浩荡。在这首诗里，诗人表现的是一种对前程的信心和豪情，充满着一种意兴飞扬的姿态。这种生命的活力，也体现在《郭纶》诗中。郭纶本是河西猛士，屡战有功，但却沉沦不遇，而今只能在嘉州做监税：“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落魄潦倒如此，但诗人却充满激情地说：“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射蛮毡。”可见此时诗人胸中满腔济世之热情。行至犍为，望见江边王氏书楼，不仅顿生人事变换之感：“云是昔人藏书处，磊落万卷今生尘”，“借问主人今何在，被甲远戍长苦辛”。所以诗人感叹道：“古人不见悲世俗，回首苍山空白云。”古人已逝，世俗已变，唯有苍山白云依旧。与前两首诗相比，此诗之情调稍显低沉。这三首诗，无论是技巧还是气势，虽然并无后来诗之奇恣横绝，但却是一次有希望的水路旅行，“有兴致，有热情，有前途，有信心”，反映出苏轼出蜀时的精神与心理状态。

嘉祐八年（1063）七月，苏轼官凤翔，因久不雨，于是出祷磻溪，而至斜谷。一路行程，皆有诗记之。七月二十五日晚，诗人自虢县渡渭，宿于僧舍曾阁，见壁上前县令赵荐留名，于是有感而作。诗人留宿僧舍辗转无眠，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听着风声夜响看着明月照床：“深谷留风终夜响，乱山衔月半床明。”见其姓名而起思念之情：“故人渐远无消息，古寺空来有姓名。”也许是久不雨的焦虑，也许是故人长久无消息的担忧，诗人整夜都听见仆夫在报时：“欲向磻溪问姜叟，仆夫屡报斗杓倾。”（《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是日宿虢县二十五日晚自虢县渡渭宿于僧舍曾阁阁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见壁有前县令赵荐留名有怀其人》）深谷乱山，风响月明，仆夫屡报，都可见诗人心情之不平静。诗人二十六日五更天即起，行至磻溪，天尚未明。山头的孤月静照，石上的寒波喧腾，夜行照明的火炬，惊动了栖息树上的猿猴。即便如此清冷，诗人所想确是：“安得梦随霹雳驾，马上倾倒天瓢翻。”（《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诗人希望上天马上能降大雨，以解旱情。因为此行是为祷雨，所以诗人急迫之心情由此可见。磻溪祷雨之后，诗人将往阳平而暂憩于青峰寺的下院翠麓亭。此亭景色清幽：“谷映朱栏秀，山含古木尊。”但诗人似乎无意欣赏此景，而是希望能有倾盆之雨令山下的稻谷得到生机：“安得云如盖，能令雨泻盆。共看山下稻，凉叶晚翻翻。”（《是日自磻溪将往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二十七日到斜谷，宿于蟠龙寺。夜晚的南山谷，听得见流水的轰响，看得见山岭上稀疏明亮的星星，而蟠龙寺藏在千仞高峰的山底，路经绕着山腰上曲曲折折，有三百道的弯折。行路已经如此艰难，尚有饥虎咆哮“风生饥虎啸空林”，想必行人听闻此声也如惊麇般“窜修竹”了吧。正当心惊胆寒之际，佛寺突现眼前：“入门突兀见深殿，照佛青荧有残烛。”残烛的幽光想必此时也让人感到心安了。经过如此惊险的一段行程，诗人无法安眠，随着木鱼之声而早起：“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天明后的山路与月黑之夜的景象大为不同：“起观万瓦郁参差，目乱千岩散红绿。门前商贾负椒荈，山后咫尺连巴蜀。”寺院参差，千峰红绿相杂，山后就是通往巴蜀之路，商贾来来往往，负货奔走其上。诗人眼望如此景象，不仅顿生归耕田园之想：“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鹄。”（《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诗人在此诗中，对夜行南山疏星明熠、山路曲折、虎啸惊麇、旅枕惊眠的描写，真切如在眼前。也许正是经历如此之险，诗人才会在天明之后而有了归耕田园之念头。诗人到了下马碛，休憩北山僧舍，面临诸葛孔明出师之地的斜谷与五丈原，不仅有怀而生感叹：“有怀诸葛公，万骑出汉巴。吏士寂如水，萧萧闻马挝。公才与曹丕，岂止十倍加。顾瞻三辅间，势若风卷沙。一朝长星坠，竟使蜀妇髽。”（《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诸葛亮一旦死去，将士溃败，而蜀妇也髽发为其服丧。然而山僧对此无所感知，往事也随白云散去，山河依旧。面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与往事如浮云的沉寂与消灭，诗人空怀吊古之情而“清泪落悲笳”，空洒其伤感清泪了。

这五首诗，犹如一篇纪行散文，既写下了夜行深谷乱山的幽深景象，也描绘出庙宇亭院古木参天秀郁翠绿的美景；既有久旱不雨的焦虑，也有旅店怀友的思念；既有听闻虎啸的惊惧，也有天明思归的意兴；既缅怀诸葛亮之事功，也兴万事如浮云之感伤。如此种种，可见诗人一路之上复杂之思绪。这些诗歌，写景抒怀，而以叙事为主，其间既有济世悯怀之心，也有出世归田之想，反映出青年诗人思想中儒道交织的精神状态。不仅如此，诗人将其触目所见、所感写入诗中，思绪与情感的跳跃较大，实际上，这已经体现出诗人“行云流水”般的写作特点，也即情之所感、思之所及则笔之所到，意尽笔止。

熙宁九年（1076），苏轼在密州任，接到洋州文同所写《洋州园池杂题》诗三十首。苏轼本“奋厉有当世志”，但在政治改革中与王安石“议论素异”而受到排挤出京，初被任命为杭州通判，后又转密州知州。其间，诗人遭受种种诬陷，感受到政坛的险恶。正是在此心境之下，苏轼对文同三十首诗一一唱和，既反映出他自身的思想情感，也表现了对洋州园池风景的想象。

苏轼写文同在洋州的生活状态，一是白葛乌纱拄杖而行，游览湖光胜景。既在沉迷于翠红冰雪的秋冬美景：“贪看翠盖拥红妆，不觉湖边一夜霜”（《横湖》），且不畏寒冷池边行看：“不嫌冰雪绕池看，谁似诗人巧耐寒”（《冰池》）；又在燕舞莺啼的春日赏花听乐：“烟红露绿晓风香，燕舞莺啼春日长。谁道使君贫且老，绣屏锦帐咽笙簧”（《披锦亭》）；既曲池清游：“曲池流水细粼粼，高会传觞似洛滨。红粉翠蛾应不要，画船来往胜于人”（《褉亭》），又荻浦停舟：“月明小艇湖边宿，便是江南鹦鹉洲”（《荻浦》）。在洋州的湖光池亭、秋风春晖之间，文同既坐卧忘归，沉醉其乐，又写成新诗答谢造物之赐：“卷却天机云锦段，从教匹练写秋光”（《横湖》），“溪光自古无人画，凭仗新诗与写成”（《溪光亭》）。二是书轩读书，与竹相亲：“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书轩》），“晚节先生道转孤，岁寒惟有竹相娱”（《竹坞》），文同不仅与修竹相亲，日游其间，而且也挥墨为其写真：“寄语庵前抱节君，与君到处合相亲。写真虽是文夫子，我亦真堂作记人。”（《此君庵》）不仅文同爱竹，诗人自己也对竹甚为喜爱，呼竹为“抱节君”。三是劝民农桑：“不种夭桃与绿杨，使君应欲候农桑。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垄风来饼饵香。”（《南园》）文同不仅仅只是烂醉云烟、眠卧北牖之下，他还勤于政务，关怀民生，而有济民之志。对于文同生活情状的描绘，毫无疑问，是苏轼据文同之诗而作的想象。这种想象，不仅切合文同自身之性情，也强烈折射出苏轼本身在密州的生活情态。虽然游览四时风光胜景，与书与竹相伴，赏繁花燕舞，听笙簧歌吹，看白花黄叶，晚香消歇，在看似闲暇度日的游赏乐事中，却蕴含着士人一腔入世热情。

苏轼写了文同优游从容的生活，同时也在园池亭台、秋月春风之间，表达他对人生的失望，退守佛家虚空之境的心态。他在阴晴朝暮的时空变换中，以“出本无心归亦好”的白云自拟，他说：“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望云楼》）阴晴朝暮，既是自然界的气候变换，也是政治气候的翻覆改变，同时也含蕴着诗人人生遭际的起伏变化，在这样的变幻无常中，诗人惟有在虚空中求其此身之安。他从“水轩花榭两争妍，秋月春风各自偏”的自然物候的消歇现象领悟到惟有虚空方可坐观万景而得全身性命：“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涵虚亭》）这种认识和观念，明显体现出苏轼受到庄子道家影响的思想痕迹。不仅如此，他也于佛教中寻求此身万全的法门：“殷勤稽首维摩诘，敢问如何是法门。弹指未终千偈了，向人还道本无言。”（《无言亭》）无言，亦即沉默少语，方是立身之本。苏轼正性心直，常常直言惹祸，故在此以“无言”自警。苏轼对文同身心皆空、一念清净的修为甚为佩服，并愿放下自身妄见而皈依佛教：“此间真趣岂容谈，二乐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烦诃妄见，坐令鲁叟作瞿昙。”（《二乐榭》）因此，诗人由少年时对青山的厌倦而变为现在对青山的留恋：“少年辛苦事犁锄，刚厌青山绕故居。老觉华堂无意味，却须时到野人庐。”（《野人庐》）这种变化，正是诗人经历人生磨折之后心境的改变所致。虽然诗人要将此身付与虚空，要心无一物容纳万景，要以“无言”而自戒，但他却在凛凛霜意面前依然要保持“岁寒姿”（《霜筠亭》），在“纵横忧患满人间”的社会现实面前，也无法做到心如止水：“颇怪先生日日闲。”（《吏隐亭》）看到飘零之花、秋霜中的寒蝶，诗人都要生发出无尽的愁情，正如他看见湖波的动荡，也认为水波尚且有情一样。在诗人眼里，万物皆有情生。对于这样多情的诗人，怎么能做到不问事不吟诗呢！诗人在苦闷之中，也不乏幽默之感：“汉水巴山乐有余，一麾从此首归涂。北园草木凭君问，许我他年作主无。”（《北园》）汉水巴山有如此之乐，请问北园草木可否答应我以后来此作主人呢？想来读到《筼筜谷》而喷饭的文同，读到此诗也必当莞尔。

苏轼唱和文同《洋州园池杂题》的三十首诗，既是对文同生活的写照，也是自身密州思想情感的反映。既有忧愁苦闷，又有乐观豁达；既优游林泉，又心系苍生；既作虚空自戒之语，也含深情慈悲之言；既有戏谑之语，也含幽默之情，虽为唱和，实写己怀，展现出苏轼复杂的思想与丰富的情感。此组诗虽然是诗人密州时期的创作，但因为涉及蜀道上的洋州风物，故也可看作是蜀道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也标志着苏轼蜀道诗的最高成就。

此外，苏轼还有一些寄赠任职蜀道之人的诗作。文同出守陵州，苏轼作《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称许文同高洁的情操与洒脱的情怀：“而况我友似君者，素节凛凛欺霜秋。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黎知眉州，苏轼有《寄黎眉州》诗，诗中既写西川之名山胜境：“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又写黎不为世人所赏：“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最后诗人说将归去眉州与黎诗酒从游：“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黎因为治《春秋》为欧阳修所喜，但却为王安石所斥，故虽能文守道，不苟随世，只能出守偏远的眉州。此时外放密州的苏轼对黎的不遇当也感同身受，故寄安慰之语。戴蒙赴成都，苏轼作诗送之：“百岁风狂定何有，羡君今作峨眉叟。”并说自己有兴之时将会去寻访：“会待子猷清兴发，还须雪夜去寻君。”（《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将老焉》）宋构知彭州，苏轼写其入蜀为其父之荣耀：“使君负弩为前驱，蜀人不复谈相如。”为政之简宽：“老幼化服一事无，有鞭不施安用蒲。”（《送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亲》）全诗充满夸赞，应酬性较强。周表臣、周正孺叔侄因极论蜀茶入官之害而被罢职汉州、东川，苏轼以诗送之，并在诗中表赞其功：“茶为西南病，岷俗记二李。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送周朝议守汉州》）周表臣虽然流落出守汉州，但苏轼却以江汉间疮痍未平民尚困苦而需贤守治理，并以汉代能吏龚遂而激励之：“吾闻江汉间，疮痏有未起。莫轻龚遂老，君王付尺棰。”周正孺知东川，可谓荣归：“得郡书生荣，还家昔人重。而况东西川，千骑许上冢。”并以何武司马相如拟之：“端如何武贤，不事长卿宠。”（《送周正孺知东川》）蜀人也安其政：“蜀人安使君，所至野不耸。竹马迎细侯，大钱送刘宠。遥知句溪路，老稚相扶拥。”（《次前韵再送周正孺》）吕昌朝知嘉州，诗人描绘其观览嘉州名胜的诗酒生活：“卧看古佛凌云阁，敕赐诗人明月湖。得句会应缘竹鹤，思归宁复为莼鲈。”（《送吕昌朝知嘉州》）朱世昌入蜀，苏轼在诗中反复用青城云、峨眉月的意象写其思归念乡之情：“蔼蔼青城云，娟娟峨眉月。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岷峨天一方，云月在我侧。谓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送运判朱朝奉入蜀》）云月相随，相望不隔，在梦中似乎已经听闻嘉陵江奔腾水声：“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似闻嘉陵江，跳波吹锦屏。”诗人在诗中尽情抒发他对故乡山水的思念与热爱。他对朱朝奉说，蜀中有清江，可饮君马；有穿过慈竹林的道路，父老将相携拜迎于马下，又对家乡父老说：“不用惊走藏，使者我友生。听讼如家人，细说为汝评。”既是赞扬朱朝奉，也是勉励朱朝奉，当作故乡的父母官。在《送司勋子才丈赴梓州》诗中则表达对人生聚散无常的感慨：“人生初甚乐，譬若枰上棋。纵横听汝手，聚散岂吾知。”追述子才丈人年轻时的经历：“初为成都掾，治狱官苦卑。髙才绝伦辈，邦伯忘等夷。是时最少年，白皙未有髭。”丈人虽然风流敏捷、贤于政事，但却长期滞留远地：“至今三十年，父老犹嗟咨。”而今又移任东川，相别在即，相见无期：“别日已苦迫，见日未可期。”细思昔日宾友，尚有谁还在呢？“或终卧茅屋，或去悬金龟。或已登鬼籍，墓木如门楣”，都如风流云散了，思及于此，诗人不觉感到时光短暂匆匆：“感时何倏忽，抚旧应涕洟。”因此，诗人在分别之际劝慰道：“逢人可与乐，慎勿苦相思。”旷达乐天之言，正是苏轼自身性格的表现。

苏轼这类赠送之作，或美其人，或描其景，或抒其情，既有对友人沉沦不遇的同情，也有对友人济世为民的积极勉励。从此类诗中，既可见苏轼对友人的深厚情谊，也可见其对家乡的思念和热爱。这些诗，既有沉郁之声，也有旷达之调，充满着真挚的情感，显示出诗人在种种人生境遇中的情怀与精神。

综观苏轼的蜀道诗，虽然并不能如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的诗歌更能体现其鲜明的艺术成就，但依然反映出诗人在诗歌创作上逐渐变化、成熟的过程。从嘉州出蜀的浩荡志气，到褒斜道上的积极用世；从与文同洋州唱和的苦闷，到此后赠别诗中的旷达乐观，既展现出苏轼思想精神在儒道之间游弋，也显示出其诗歌日渐具有的独特面目。从形式上而言，有人在旅途的行役之诗，有日常雅化生活的题咏园亭之诗，有亲朋交往见证的送行之诗；从内容情感而言，有对人生前景的憧憬，有关怀民生疾苦的悯时之心，有逃离世俗烦恼的虚空与达观，有远离故乡的忧愁与思念，有亲朋离别的真挚关怀。在风格上，苏轼的蜀道诗缺乏惯有的雄放浩荡之气，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雅正清劲之风。正如苏轼在送家安国归成都的诗中所言：“吾道虽艰难，斯文终典刑。”（《送家安国教授归成都》）道的坚持与实践虽然艰难，但终究还是有希望的，也终有实现的一天的。正是这种信念，使苏轼在人生的挫折与困境之中，始终可以保持一种积极旷达乐观，一种对人间的热情与喜爱。于是，从诗中，可以见到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一个积极用世、关怀民生的官吏，一个情感真挚的朋友，一个性格诙谐的乐天派。苏轼为人之真诚，其诗情感之丰富，因此，无论是其人还是其诗，都赢得了千万人的喜爱和尊崇，而具有了永恒的魅力和光华。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