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才
内容提要：苏轼在定州任职期间，曾为河北地域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产生过积极影响。其中官品文化、治军文化、兴业文化、爱民文化、育人文化、善艺文化、风物文化尤为鲜明，至今被人所称道，已成为该地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苏轼；河北地域；文化；贡献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贡献，则是指对国家或公众做出的有益的事情。按照这个定义来衡量，文化巨人苏轼，于元祐八年（1093）十月至元祐九年（1094）闰四月到河北定州任职，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多月的时间，但其对河北地域文化做出的贡献则几乎是全方位的，犹如一座应有尽有的宝库。特别是他的官品文化、治军文化、兴业文化、爱民文化、育人文化、善艺文化、风物文化尤为鲜明，至今被人称道，亦对河北地域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该地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官品文化
在北宋中期之后，统治阶级内部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之争一直没有停歇。苏轼属于旧党，其官职也不断随党争而起伏。元祐八年（1093）九月，亲近新党的宋哲宗开始亲自主政，时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的苏轼被冷落，他知趣赶紧要求下派。宋哲宗便乘机把他打发到了当时处于边地的定州。
北宋时的定州有定州路和定州两种建制：定州路属军事机构，统辖8个州（军）的军事防务，包括定州、保州、深州、祁州、广信、安肃、顺安和永宁；定州属行政区划，管辖7个县，包括安喜、曲阳、唐县、望都、北平、无极、新乐。路、州两种建制共辖今河北省24个县市，可见其涉及河北地域面积不小。苏轼这次下派，在保留“双学士”的基础上，宋哲宗又新任了他两个职务：一是军事职务“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二是行政职务“知定州军州事及管内劝农事”，相当于今天的市长。所以，本文中所提到的定州，包括宋时的定州路和定州。
苏轼此次下派定州赴任军地两职，虽然百感交集，心情复杂，但他到了新的任所之后，仍然坚守了自己一贯的为官信条和做法，体现了他的官品文化。
首先是忘身忧国。苏轼向定州出发时，曾说“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125]。但是，他深知自己所去之地是“沿边重地，此为首冠”[126]，作为朝廷命官，自己理当心怀国家，以事业为重。启程前连夜写了《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以老师的口吻对新皇帝今后的执政治国，诚恳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表达了自己强烈的“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127]。在去定州的路上，又给宋哲宗写表状表示：要“强力安邦，当思所报”[128]。到定州后，又立即写了《定州谢到任表》，表示：“兵民重寄……臣敢不勤恤民劳，密修边备。苟无大过，以及期年。”[129]还说：“坐食何功，扪心知愧。”[130]一定要干一番事业。后来又说：“我亦旗鼓严中军，国恩未报敢不勤。”[131]
其次是敢于担当。他到定州后经过调查了解，发现由于其前任的不负责任，造成当地“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132]。军内盗窃、酗酒、赌博、贪污比比皆是，“事不可悉数”[133]。针对这一现状，苏轼敢于担当，果断法办了有勒索军人行为的云翼指挥使孙贵，又发配了有监守自盗行为的军队管库员田平和张全。对于不听指挥装病不参加检阅的副总管王光祖，当即让秘书写了罢免他的奏折，王光祖赶紧“惧而出”[134]，并严刹了军人参与赌博的歪风，定州军政机关风气大变。
再次是团结同僚。工作时，苏轼积极发挥各班子成员的作用，点检营房，调查案件，修理营舍，施工备料，都放手让大家去干。就连到各庙宇给百姓祷雨祈福都要带上班子成员大家一起去。如：“苏轼祷雨岳庙，同李之仪、李士龙、鄗长卿、孙敏行、□□（笔者注：当为管勾刘焘）、贾温之。”[135]除此之外，闲暇时，他就与班子成员们一起切磋书画、吟诗作文。有时还互相馈赠酬答，例如书画、器玩、土特产、一首好诗，在情不在物，很有文人文化气息。班子成员们团结的就像一个大家庭，苏轼就像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家长。
还有，始终保持廉洁从政。苏轼的廉洁是有名的。到定州后，他仍然坚守“应笑来时无一物，手携拄杖却空回”[136]的廉洁信念，把为官清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表现了他“廉者为我廉，我以此名为”[137]的决心。他不仅不贪不占不盘剥百姓，还拿出俸禄帮助和施舍给百姓，导致他家生活常常出现困难。这一点是苏轼最无懈可击的，他的政敌多次往死里整他，都是从其他问题入手，从没能以腐败为理由。
这些官品文化，常被当地历代官员所赞颂，成为定州官员的楷模，对定州历代官员勤政爱民，廉洁自律，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二、治军文化
围绕打仗带兵，从严训练军队，提高战斗力。此时的北宋已经“承平百年烽燧冷”[138]。苏轼到定州后，看到这里“边政颓坏，不堪开眼”[139]，“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他甚至发现，这里的军队“骄惰即久，胆力耗惫，虽近戎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湍汗”[140]。为此他忧虑：“居安思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141]苏轼知道要改变这一现状，必然颇费锄治，难度不小。但他还是下定了决心，不做太平官。采取了整顿军队、严明纪律、检阅部队、布勒战法等一系列措施，很快使定州禁军面貌焕然一新。定州百姓看到检阅时部队整齐的步伐，惊赞“不见此礼至今矣”[142]。
恩威并重，关心士卒。苏轼治军并不是一味采用严刑峻法，他也有温情的一面。视察中他看到定州禁军“营房大段损坏，不庇风雨……诸营军号，例皆暗敝，妻子冻馁，十有五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143]，“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冻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144]。苏轼立即写了《乞降度牒定州禁军营房状》，向皇帝报告了整个部队需要修缮的房屋间数，要来了所需的款项，及时改善了禁军和家属的住房和生存条件，大大鼓舞了士气。
发展民兵组织“弓箭社”，提倡寓兵于民。苏轼知道，保卫边疆的安全，光靠军队不行，一有情况，军队根本顾不过来，必须动员当地百姓，主动参与进来。他发现当地民间早有一种叫“弓箭社”的民兵组织，这种组织在保护家园和财产方面曾发挥过很好作用，很受百姓欢迎。经他了解，这种组织在定州沿边588个村中有651个，涉成员31411人[145]。但是，这种组织由于和王安石变法时制定的《保甲法》存在冲突，熙宁年间曾被北宋政府宣布为非法。苏轼便冒着反对变法的危险，连上两个奏折，强烈要求恢复这一组织，说：“臣再三思虑，唯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张皇，其实可用，若早获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励，其人决可使，北贼望风知畏，不敢于地分内作过。”[146]奏折中还申请皇帝拨款支持这一组织。因这事涉及国家安全，苏轼又说得有理有据，宋哲宗不好不答应，便诏谕准奏，连申请的支持经费也批下来了。弓箭社合法了，人们又可以合法地保卫家园了，百姓欢呼雀跃。
弓箭社的合法化，大大鼓舞了定州一带民间的尚武之风，历代战争中河北民兵积极参战，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近代抗日战争中，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雁翎队等都是河北民兵参战的杰作。定州曾涌现出著名民兵战斗英雄“三山”（郝庆山、甄凤山、杨银山），其中郝庆山于1950年被选为全国民兵战斗英雄，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三、兴业文化
苏轼非常重视定州一带经济事业的振兴、发展和推广，他尤其注意在开发本地资源方面着力，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他为此作出努力的同时，还常常让具体的经济活动体现出他特有的文化色彩。
北宋时，定州一带松树茂盛，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木材，还提供了全国最好的松膏（松香，也叫松脂）。苏轼一生爱松，对松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苏轼对定州一带的松树评价极高，说这里的松树“其木理坚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凛然孤清，不能无生。生此伟奇，北方之精。霜中之英，以洗我瘴”[147]。
如此好的树木，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在来定州的路上，夜渡漳河时，见兵士燃松明照路，如此“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148]，像人才一样被浪费，觉得太可惜了，遂有了用松树给当地经济做些贡献的想法。
到定州后，他亲自试吃这里的松膏，据说此物可以治各类皮肤病，聪耳明目，壮腰补肾，轻身健体。“余为中山守，始食北岳松膏，为天下冠”[149]，他还研究出了一套服食松脂的方法，并将自己发明的这方法向人推广：“细布袋清水为沸汤煮，浮水面者，以新罩篱掠取置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制，但削去皮，捣罗拌匀，每日早取三钱匕着口中。用少熟水搅漱，仍以脂如常法揩齿。毕，更啜少熟水咽之，仍漱吐如法。能坚牢齿、驻颜、乌髭也。”[150]
在向世人宣传当地松膏药用价值的同时，苏轼还想用松树给当地生产一种新酒。他自己研究采取“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151]的方法，即将松节（松树的结节）煎熬取得油液，再将黍子和小麦与此油液一起酿造。酒制造成功后取名“中山松醪”。为了扩大知名度，他专门写了《中山松醪赋》，到处给朋友们抄录，还将此酒作为礼品赠送外地朋友和京城高官，并介绍它的诸多功效。经过他的这番努力，从此定州又多了一种远近闻名的酒产品。
苏轼当年酿造的中山松醪酒，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定州名酒。它以“一口品三酒（白酒、米酒、药酒），五味（醇、香、蜜、酸、苦）归一盅”的特点，蜚声国内外，1915年曾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国际酒赛，与茅台酒一道获金奖，之后又多次荣膺国内外大奖。
另外，定州是宋代五大名窑——定窑所在地，是当时定州经济的一大支柱。苏轼对定州的陶瓷也注意做宣传推介。过去曾有“定州花瓷琢红玉”[152]的评价，到定州后，他常把定瓷产品作为礼物赠送亲友，赠送时还要作诗进行宣传一番。例如，他曾给弟弟苏辙寄去定瓷礼品并写诗说：“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寄君东阁闲蒸栗……约束家童好收拾。”[153]是说这瓷器如何有用，一定嘱咐家人好好保存。
应该说，定州瓷器的名气因苏轼而更有增益。现在，定窑遗址在保定的曲阳县，定瓷产品至今生产不衰。以制作技艺精湛，造型精巧，瓷质莹润，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著称，产品畅销国内外。
四、爱民文化
作为一州之首长，苏轼还把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到定州后他通过视察发现，元祐八年（1093）定州水灾严重，减产五成。过年后定州部分县便出现春荒，多数百姓断粮。在宋朝，地方遇灾荒给皇帝写奏折请求救济，是地方官救灾方式之一。年前，苏轼刚为修营房和恢复弓箭社写了两次奏折要款，以苏轼当前的政治处境，是不宜反复给皇帝找麻烦的。何况在救济百姓方面他过去曾吃过亏，朝中的政治对立面曾以他向朝廷要钱“妄赈饥民”为由，多次弹劾过他。现在正是这些对立面得势掌权，宋哲宗又对他没有好感，在这个档口再写奏折要款风险极大。
可是，苏轼最见不得百姓受苦，他决心将政治风险置之度外，便毫不犹豫地又写了《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上书皇帝用低价出售国库粮办法救济灾民。因没花国家的钱，哲宗准奏。可是落实中苏轼发现，这些灾民因实在太穷根本无钱购买这些减价粮食，此法失败。望着饥饿的百姓，苏轼不顾个人安危，赶紧又想了个把已快损坏的军粮让富户担保，先借给饥民度荒秋后再还的办法，又给皇帝写了《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的奏折。
其实，反复给皇帝写奏折找麻烦，苏轼也知道容易出事给自己找麻烦。一次他给朝中的同事写信说起过这事，说自己“频渎朝听，悚息待罪”[154]，意思是为了定州的事这样频繁干扰亵渎朝廷，自己也是每日恐惧地屏息等待，不知是否又会被问罪。可见他也知道，为了定州，为了百姓，在自己政治处境十分不妙的情况下，还反复为百姓写奏折，这是一种冒险之举。
救灾正在进行中，定州又遇到了严重春旱。在那个时代，由于生产力、思想认识和科技知识水平的局限，一遇天灾，地方官们除去申请皇帝救济，其他就是逢旱祷雨，遇雨祈晴。求神禳灾是那时官员们的一个重要职责。对此今天我们应该理解。苏轼也不例外，他先是在定州城内各庙宇祈求神灵，然后他又三次去五十里外的曲阳县北岳庙进香祈祷。在定州期间，他写的谒庙和祈雨悼文就有十一篇。
苏轼经常微服出巡，深入民间，与百姓建立了很深的感情。隆冬季节，苏轼去望都县视察，途中见一衣衫褴褛少儿上前哭诉自首。原来此儿名刘丑斯，自幼丧母，与病父讨饭为生，夜宿破窑。一日，有二歹徒入窑强将父亲身上的一件棉衣抢走，致病父冻死。某日夜，刘丑斯潜入二歹徒家，趁二歹徒熟睡将其杀死。苏轼顺便把孩子带回衙门，又询问核对了情况，恻隐之心顿生，当即决定，给此儿救济两万钱，并留州衙做了一名小吏，让他认字习武，希望他将来成才。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苏轼还专为这孩子写了一首长达四十行的五言诗《刘丑斯诗》。在诗的最后，苏轼语重心长地对刘丑斯说：“笔砚耕学苑，弓矛战天骄。壮大随尔好，忠孝福可徼。相国有折胁，封侯有吹箫。人事岂易料，勿轻此僬侥。”[155]举国闻名的大文豪给一个农村孩子专写一首诗，可见苏轼对百姓的感情之深，这是他浓厚的爱民情愫的真情表露。
苏轼的爱民文化，给后世官员树立了楷模，其影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五、育人文化
定州禁军原来存在的赌博之风对民间影响很大。苏轼经过对军队赌博歪风强力整顿，军队赌博已经销声匿迹。但是社会上此风仍然存在，有的人包括外地人公开在定州大街上设“柜坊”（赌场），“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牓，召军民赌博”[156]。苏轼认为整顿世风、化民育人是自己的职责，必须倾力抓好。他立即对“开柜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陈首改业，其余并走出州界。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157]。定州民风迅速改观，百姓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定州古有尚学之风，曾有“教子向学，朝诵暮读”之景，只因这里政怠治散，使定州教育荒废多年。相传苏轼整顿军队和民间的赌博之风后，立即着手恢复学校。苏轼还亲自到学校具体指导，与学生见面交谈，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他的诗文中很难得地留下了一首《定州学生砚盖隐语》，保留了他恢复整顿学校的些许信息。一次，苏轼去学校视察，来到学生们中间，他高兴地以砚台的盖子为谜底，给孩子们出了一个谜语让大家猜：“碑石犹在，岘山已摧。姜女即去，孟子不来。”[158]意思是“碑”字去了“卑”，只剩了“石”，“岘”字去了“山”，只剩“见”，二字相合为“砚”。“姜”字下边去了“女”，“孟”字上面去了“子”，剩下的字相合为“盖”，这便是“砚盖”两字。可见当时学校形势不错。
苏轼在定州期间，除发展当地教育外，不忘亲自教授生徒，培育学子。他曾在这里收过一个门生王安中。王安中为农家子弟，一日从曲阳步行五六十里来州衙登门求见，执意要做苏轼的学生。当时国家形势复杂，苏轼政治处境也不明朗，况家庭经济也不富裕，实非收徒之时，家人便建议他婉拒。
可是苏轼历来喜欢提携晚生，诲人不倦，乐于助人，便没有当即回绝。又见眼前这后生五官清秀，举止稳重，性情淡定，面善谦卑，浑身透着英气，当下便有了几分好感。接着问过姓名、贯址、年甲，又问他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知识，王安中均能对答如流。苏轼惊讶不已，当即决定收留。对此，典籍有记载：“始，东坡帅定武，安中未弱冠，犹及师事焉。”[159]收徒之后，苏轼无所不教，王安中无所不学，因获真传，心慕手追，长进很快。王安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公亦自谓得师也”[160]。
可是不巧，到第二年（1094）闰四月，苏轼突然被贬谪南行。王安中“未卒业而坡去”[161]，求同行，苏轼突受打击，对未来心中无底，恐性命难保，不宜耽误安中前程，未允。无奈师徒分手。
毕竟王安中已在苏轼处得膏腴沾溉，打下了基础，继续努力，六年后即中进士。后历任大名主簿、秘书省著作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尚书右丞、转尚书左丞，官至副相。王安中擅长作诗和骈文，徽宗对其诗作曾“赏叹不已”，被时人誉为“南北宋间佳手”[162]。因其诗文成就斐然卓群，成为南北宋之交文坛上的苏门殿军。
定州尚文之风滥觞于宋代，自宋之后，府学、州学、县学历代一直不断，有“中山庙学甲天下”之美誉。此地至今教育发达，学风蔚然，人才辈出。这些，都能在苏轼那里找到源头。
六、善艺文化
苏轼在定州虽然只有六个多月时间，却写出了赋、诗、词、文达138篇，而且其中有许多名篇佳作。可惜书法绘画未见存，当也不在少数。其可见之作今已是定州文化的宝贵遗产。除去赋、诗、词、文之外，苏轼在定州还有许多其他艺术方面的贡献，例如音乐“秧歌”就是其中之一。
苏轼来定州后，就知道了安喜县北部有一片著名的黑龙泉湿地。一次视察来到这里，见村中的百姓们正在水田里弯腰插秧，个个满脸是汗，十分劳累。苏轼想给百姓做点事的念头又涌现了出来，他考虑百姓插秧时一声不响，闷头劳动会更累，何不边插秧边哼个曲调？回到州衙，他便参考四川老家眉州百姓唱的劳动曲子，以及江浙一带民间的小调，将其互相融合，创作了一首适合插秧时哼唱的曲子。他再次回到黑龙泉一带，将此曲子教唱给了当地百姓。
由于该曲子节奏与插秧的动作吻合，且调子不高，适合弯腰时唱。人们边插秧边唱，注意力转移了，大大缓解了劳累。从那以后，这《插秧歌》在安喜人中迅速唱开，不仅插秧的人唱，不插秧的人也唱，成了这一带百姓文化娱乐生活的一项内容。这首插秧歌经过历朝历代的丰富完善，后来竟演变成了一个地方剧种——“定州秧歌”。该剧种现流行于石家庄、定州、顺平县、唐县、望都县一带，2006年还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苏轼是一个兴趣爱好极其广泛的人，他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除去做好应做的官场之事外，他的业余爱好常常填充了他所有的余暇时间。到定州做了“军区司令员”和知州，这些兴趣也不减，给河北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比如，他还是一位赏石家。
一日听政之余，他到衙署后边的“中山后圃”逗留散步，忽然发现在一棵已枯的大榆树底下，堆着一堆过去打仗时当武器用的抛掷石头。苏轼用手搬动石块，忽然发现有一块石头很奇特，他用手擦去浮土，发现这块石头黑质白脉，光滑润泽，图案如江河奔流，又若平川飞雪浪，精致中透着雄伟。多美的石头啊！苏轼欣喜不已，遂喊来勤务兵，将石头抬到室内，经过刷洗，焕然一新，当即给它取名“雪浪石”。
后来，他还让人用曲阳白石做大盆一个盛之，并为此石专建雪浪斋，还邀同僚共同赏石赋诗。这期间苏轼以此为题写下了著名的《雪浪斋铭》和《次韵滕大夫三首》，将诗广寄友人，以求和诗。没想到这块石头竟然在北宋文坛引起不小轰动，文人墨客争相赋诗，当时，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许多名士都有和诗寄来，一时竟成为北宋文坛一件众人瞩目之事。
此石和石盆现定州有存，为定州八景之一，是游客必观之物。盆唇刻着《雪浪斋铭》：“尽水之变蜀两孙，与不传者归九原。异哉驳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飞空漱其根。东坡作铭岂多言，四月辛酉绍圣元。”[163]因这段铭文首尾相接没有标点，毛泽东主席1952年视察定州时，曾让陪同的省委书记和省政府副主席朗读，他俩因文化低都读不出。毛主席告诉他们哪里是头，哪里是尾，然后用湖南口音读给大家听，并叮嘱他们要注意多学习文化。
苏轼重视节庆文化。北宋时，汴京城元宵节盛行“鳌山灯”文化娱乐活动。“鳌山灯”就是用木料等物搭成一个大龟的形状，在龟身上再搭起一个隆起的山形，在龟身和山上放置灯碗。“山上”有山石、牌坊、宫阙，上面结彩悬花，灯碗有几百盏。为表现传说中的神仙及仙境，上摆设佛、仙、神的纸型，形如真人大小。山左右各设有一个露台，是乐师奏乐之处。这种文化活动一般在元宵节时举行。据《武林旧事》载：“时取旨起立鳌山，灯之品极多。……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164]苏轼为了给定州百姓节日期间增加一项文化娱乐内容，把在京城元宵节盛行的鳌山灯传到了定州，并曾经成功地举行了一次这样的活动。在他写的《上元夜》中曾提到：“这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165]鳌山灯是定州一带至今保存的节庆文化娱乐活动。
定州一带，后世文学、绘画、音乐、演艺人才群星灿烂，有的还享誉全国。这些，与苏轼的影响也是有关的。
七、风物文化
苏轼远祖是河北栾城人，他本人虽在南方出生，南方长大，但他和家人一直对河北怀有追远之情。苏轼的书画常常落款“赵郡苏轼”，弟弟苏辙的诗文集亦取名《栾城集》。据说栾城苏氏和眉山苏氏至宋时还有来往。所以苏轼来到河北，对这里的地理位置、山川草木、包括季节气候都特别欣赏，并觉得亲切，其间为此倾注了不少文字，抒发了自己对远祖地的深深情愫。
比如地理位置，他说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燕南垂，赵北际，期间不和大如砺。”[166]“燕南赵北，昔为百战之场；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167]“沿边重地，此为首冠。”[168]“中山保塞两穷边，卧治雍容已百年。”[169]“中山古战国，杀气浮高牙。”[170]
对山川草木，他说：“燕南异事真堪记。”[171]“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172]“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173]
季节气候，河北的环境气候与南方迥异，但他仍把他看作自己的家乡一样去观察、欣赏和描写。他写春天：“春工了不睡，连夜开此花。芳心谁剪裁，天质自清华。”[174]“西园牡龠夜沉沉，尚有游人卧柳阴。鹤睡觉时风露下，落花飞絮满衣襟。”[175]“郁郁苍髯真道友，丝丝红萼是乡人。何时翠竹乡村路，送我柴门月色新。”[176]
他写定州的冬天：“边城岁暮多风雪，强压春醪与君别。玉帐夜谈霜月苦，铁骑晓出冰河裂。断蓬飞叶卷黄沙，只有千林
松花。”[177]真是“燕南赵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178]，甚至对大风沙都怀了别样的感情。例如他这样写这里的风沙：“冲风振河朔，飞雾失太行。相逢不相识，下马须眉黄。洗眼忽惊笑，见此玉节郎。喜有贤主人，共此残烛光。”[179]在河北历史上，如此大量系统的描述、欣赏和讴歌这里的山川景物，苏轼是第一人。
他不仅对河北如此倾情，还在公事之余，在州衙内外及庙观场所亲自种松植槐，为装点这里贡献自己的力量。苏轼作为一个文人，以文入仕，以文而显，自然对孔子顶礼膜拜，他到定州后曾两次参拜定州著名的文庙，即孔庙。为了体现自己的虔诚，除去焚香叩头，祭供礼品，宣读祝文外，他还在庙中亲自动手栽下了两棵槐树。现在定州城内文庙院内的这两棵槐树，今人称之为“东坡双槐”。又因一棵树冠庞大，如飞舞之凤，一棵姿态挺拔，矫健如龙，人们又称之为“龙凤双槐”。现在两棵槐树历经千年风雨，仍郁郁葱葱，枝叶茂盛，生机盎然，成为定州的一道风景，也是游人来定州文庙必观赏凭吊之物。
岁月虽然远去近千年，燕南赵北之际，这里的山水风物依然美丽，且更加丰富多彩；地理地位更加重要，只是不再因是边关重地——“中山（今定州）保塞（今保定）两穷边”的境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当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宋朝定州所管辖地域之内，特别是其中的今保定市，正处于协同发展的核心区域，保定也已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更是疏解北京城市功能的承载之地，地位十分重要。由此可以告慰苏轼的是，他当年的为官之地，在这种地域地位的新的变化中，他对此地的诸多文化贡献必定会继续得到彰显，其文脉亦会源远流长，这里的明天会更好。
（作者单位：保定市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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