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诗歌文献中的成都城市

许　淼　卢　川

内容提要：岑参晚年在成都创作的诗歌，是成都城市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对成都自然风景、城市建筑都有较多的记载和描述。岑参在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忧国情思和故乡情怀，也代表了唐代宦游或旅居成都的文人的普遍家国情怀。关注岑参诗歌文献中的“文本城市”，从城市文化的角度研究诗歌文献，对发掘成都地域文化内容和特点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诗史互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岑参；诗歌；成都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至唐代宗时期，中国南方涌现出新型的三大都会，即建康（南京）、益州（成都）、江陵（荆州）。三国以后，成都就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的称号。唐代的成都更是“土地膏腴，物产繁富”（杜甫《为阆中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士子，多有入蜀避难者，间接地促进了成都城市文化的繁盛，使其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城市之冠首。宦游或旅居成都的唐代诗人在成都创作了大量诗歌，是了解古代成都城市面貌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诗歌中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成都“文本城市”^[45]，有待研究者认识和解读。

岑参（约715—770年），唐代江陵（今荆州市）人，永泰元年（765）任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其诗歌风格与高适相近，并称“高岑”。早期诗以写景、抒怀、赠答为主，其山水诗清丽俊逸、语奇体峻，边塞诗具有空前开阔和雄奇瑰丽的风格特征。岑参晚年在成都寓居，所创作的诗歌表现了感时和隐逸的思想。永泰元年，剑南西川兵马使崔旰占据成都，大历元年（766），杜鸿渐受代宗之旨，以使相出镇西川，平定崔乱，岑参即随其入蜀。大历四年（769），岑参卒于成都旅舍。《岑参集校注》辑录岑参400多首诗歌，在成都创作的诗歌共有30首。虽数量不多，但从诗歌与城市史的角度切入，了解荆楚诗人岑参诗歌中的唐代成都城市，对唐代成都城市研究以及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关系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台寒柏树绿，江暖柳条黄——唐代成都的自然风光

成都以“沃野千里，天府之国”而闻名，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西晋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了西晋时期成都城市的整体面貌：“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46]虽有略带夸张的文学色彩，但也写尽了当时成都的美景和繁华。岑参诗中所记录的成都城市，包括自然风景和城市人文风景。

成都位于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间，四周环山。要想进入成都，必经险峻高山。成都之山巍峨雄壮、蜀道艰难，是成都城市的自然风景。唐代诗人早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的感叹。大历元年，岑参得到杜鸿渐的举荐，由秦入蜀。蜀地的山道着实让岑参记忆深刻：

平旦驱驷马，旷然出五盘。江回两岸斗，日隐群峰攒。苍翠烟景曙，森沉云树寒。松疏露孤峰，花密藏回滩。栈道溪雨滑，畲田原草干。此行为知己，不觉行路难。（《早上五盘岭》）^[47]

不知造化初，此山谁开坼。双崖倚天立，万仞从地劈。云飞不到顶，鸟去难过壁。速驾畏岩倾，单行愁路窄。平明地仍黑，停午日暂赤。凛凛三伏寒，巉巉五丁迹。与时忽开闭，作固或顺逆。磅礴跨岷峨，巍蟠限蛮貊。星当觜参分，地处西南僻。（《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盼判官》）^[48]

诗作中“五盘岭”之曲折、“剑阁”之雄壮，是岑参对蜀地的第一印象。五盘岭是秦蜀的交界，自古以曲折难行著称。“剑阁”在唐代早就成为诗人描摹的对象，“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蜀道难》），雄奇的剑阁作为四川的北大门，在岑参看来是具有“双崖倚天立，万仞从地劈”的雄壮和瑰丽，对出生在江汉平原，后又多在关中平原生活的岑参而言，的确有着强烈视觉冲击和心理感受。

成都青城山是我国道教发祥地之一。此山面朝成都平原，西高东低，有三十六峰、八大洞、七十二小洞、一百单八景，不仅自然风光怡人，而且宗教人文气氛浓郁。东汉时，张陵就于此创建道教。“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49]，自后青城山的道教举世闻名。唐代李白于青城山隐读，更传为后世佳话。唐代的文人大多有道教情结，道教使诗人的诗具有仙风道骨的艺术特色。道教、道士在唐人诗作里有着丰富的记录：

五岳之丈人，西望青瞢瞢。云开露崖峤，百里见石棱。龙溪盘中峰，上有莲华僧。绝顶小兰若，四时岚气凝。（《寄青城龙溪奂道人》）^[50]

岑参与青城龙溪奂道人有交往，自有书信往来。诗中虽未能直接说明他到青城山游历的记载，但诗中“云开露崖峤，百里见石棱。龙溪盘中峰，上有莲华僧”，即是对青城山美景的描绘，“崖峤”、“石棱”、“龙溪”等，成为青城山美景的写照。

岷江是成都最为著名的河流，岷江两岸渡口商业繁荣、城市文化发达。自战国时期开始，“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51]，巴楚水上交通畅通。唐初王勃的名句“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即是描写唐代成都岷江渡口风物的。唐代岷江流域经济文化相当发达，是西蜀各类商品的集散地。岑参作为城市的“闲逛者”，更触发了他对故乡江陵的思念：

腊月江上暖，南桥新柳枝。春风触处到，忆得故园时。终日不如意，出门何所之。从人觅颜色，自笑弱男儿。（《江上春叹》）^[52]

玉垒天晴望，诸峰尽觉低。故园江树北，斜日岭云西。旷野看人小，长空共鸟齐。高山徒仰止，不得日攀跻。（《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垒山思故园见寄》）^[53]

《江上春叹》这首诗作于大历元年十二月，成都春早，虽在腊月，却已蕴含春天的气息。成都河流众多，有府河、南河、沙河、江安河四大水系。“盖水出于岷者，皆谓之江；出于江而别流，别而复合，皆谓之沱”^[54]，岑诗中所提“南桥”即处岷江内江上，诗人处于成都城市繁华地段，作为城市“闲逛者”，岑参当时已被罢嘉州刺史之职，感时伤乱，渐趋消沉，进而思及故乡江陵。玉垒山也处于岷江流域，玉垒山游人稀少，山林幽静。在成都的城市和山林，引起“闲逛者”思乡之情，这些情绪与成都城市相结合，成为成都城市文化记忆和符号。

二、车马隘百井，里闬盘二江——唐代成都的城市建筑

城市是人类聚落体系中的重要类型，更是人类最重要的居住场所^[55]。但从人类对城市的观照来看，最重要的还是城市建筑。对于历史悠久的城市而言，城市中的古迹则成为城市建筑中最具有历史意味的部分。

城市传统楼阁是历史城市的独特建筑类型。这类建筑不仅是建筑，因有文人登临并进行文学的创作，因而具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内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故事。与政治得意时不同，此时岑参内心对国家内乱而伤感，对自己身体状况也感到无比的烦忧。城市中的风景名胜，往往能为诗人内心提供片刻的舒缓。登楼俯瞰全城是排解心中忧愁的最好方法。唐代成都的张仪楼临剑南西山和岷江而建，清代荆楚地理学家杨守敬考证：“仪筑城，屡颓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遂得坚立，城西南楼，百有余尺，名张仪楼。”^[56]成都城市楼阁成为岑参最爱的去处：

常爱张仪楼，西山正相当。千峰带积雪，百里临城墙。烟氛扫晴空，草树映朝光。车马隘百井，里闬盘二江。亚相自登坛，时危安此方。威声振蛮貊，惠化钟华阳。旌节罗广庭，戈铤凛秋霜。阶下貔虎士，幕中鹓鹭行。今我忽登临，顾恩不望乡。知己犹未报，鬓毛飒已苍。时命难自知，功业岂暂忘。蝉鸣秋城夕，鸟去江天长。兵马休战争，风尘尚苍茫。谁当共携手，赖有冬官郎。（《陪狄员外早秋登府西楼因呈院中诸公》）^[57]

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曾闻昔时人，岁月不相待。（《张仪楼》）^[58]

作者多次到张仪楼观赏城市美景。诗成为记录成都城市的载体。诗作中“车马隘百井”反映了唐代成都城市的繁华和街道的“井”字布局，体现了成都历史城市的基本肌理。明代《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以及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年间的成都地方志，都对成都街巷有所描绘和记录。唐代诗歌作为一种文献的证据，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岑参此诗中“车马隘百井，里闬盘二江”^[59]就是重要的城市文献。诗作前句反映了唐代成都城市车水马龙的繁荣的城市面貌，展示了城市经济和交通的发达；“里闬”指唐代成都的城门，“外则轨躅八达，里闬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室”^[60]。共同反映了唐代成都城市的基本格局，即依山傍水，依水而建，城内道路纵横，民居相连，城市中的建筑密度比较大。另外，诗作还反映了成都城市营建与自然、河流的关系。

城市建筑中最普遍和重要的就是城市市民的居住建筑。建筑体现了市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艺术水平。成都作为唐代重要的西南部城市，城市建筑自然体现了当时中国城市建筑的最高营造水平。从住宅方面来说，高档住宅建筑已开始转向对住所整体环境的艺术追求。岑参在《过王判官西津所居》中对城市建筑有所描绘和记载：

胜迹不在远，爱君池馆幽。素怀岩中诺，宛得尘外游。何必到清溪，忽来见沧洲。潜移岷山石，暗引巴江流。树密昼先夜，竹深夏已秋。沙鸟上笔床，溪花彗帘钩。夫子贱簪冕，注心向林丘。落日出公堂，垂纶乘钓舟。赋诗忆楚老，载酒随江鸥。翛然一傲吏，独在西津头。（《过王判官西津所居》）^[61]

王判官的住所树木茂密，竹林幽静，鸟鸣声声，是成都城市士人的典型居住场所，是了解成都独特地域中城市建筑的一个窗口。首先。该诗点出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特点，“树密昼先夜，竹深夏已秋”，即密叶型树木、大量的竹林，其环境清幽、清凉，王判官的居所建于山林之中，可汲取自然之气；其次，诗句还体现了建筑的规划理念，即“池馆幽”，不管是建筑的阴“池”还是阳“馆”，都能体现了古典建筑“幽”的特点。既注重建筑选址、还注重建筑与其周围环境的阴阳和谐；建筑临水，“沙鸟上笔床，溪花彗帘钩”，注重山水相宜的整体布局。市民居住建筑的营建水平与成都的历史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经济环境是分不开的。

成都城市中的交通建筑和水利建筑也独具特色。成都城市的交通建筑，多为历史悠久的古桥和古工程，因而具有成都地域文化的特点，“万里桥架大江（即流江）水，在（成都）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62]岑参至此，作诗感叹：“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万里桥》）^[63]在此不仅怀古怀思，更由“万里”之行程，勾起自己作为楚客的思楚之情。

都江堰是成都的水利建筑，也是重要的城市文化元素。“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64]诗人岑参描写了壮阔的工程：“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石犀》），^[65]他认为，没有修都江堰的时候，蜀地基本上都是泽国，蜀地的百姓也没有地方居住，所以连治水的大禹都比不上李冰的功劳。

岑参诗歌文献还特别描写和关注了成都城市中的汉代古迹。汉代成都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积淀了大量丰富的汉代文化。岑参诗歌对唐代成都历史遗迹的记录，反映了成都自汉代到唐代城市文化的延续，也反映了唐代成都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岑参诗歌文献中汉代古迹主要有琴台、升迁桥、文公讲堂、杨雄草玄台及先主武侯庙。

升迁桥与琴台与成都地域名人司马相如有关系。当年相如初次由此桥去长安，“题其门云‘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66]。岑参对升迁桥有“长桥题注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升迁桥》）^[67]的记录。司马相如的旧宅基址在益州西四里，而琴台就在司马相如宅中。岑参诗歌对司马相如的琴台流露出了无尽感慨：“相如琴台古，人去台亦空。台上寒萧条，至今多悲风。荒台汉时月，色与旧时同。”（《司马相如台》）^[68]。

文公讲堂，则与西汉文翁有关。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太守，有仁爱之心，喜好感化教育百姓，且“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69]，《元和郡县志》载“南外城中有文翁学堂”，岑参对此就有“文公不可见，空使蜀人传。讲席何时散，高堂岂复全。丰碑文字灭，冥寞不知年”（《文公讲堂》）^[70]的感叹。他对前贤文翁的事迹深感怀念，虽历史漫灭，石碑不存，却令人感叹和怀念。

草玄台是西汉扬雄在成都的宅邸。当年扬雄在此宅起草《太玄经》，即有此名。“子云宅在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71]，岑参在此写下了“吾悲子云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犹照草玄处。精怪喜无人，睢盱藏古树”（《杨雄草玄台》）^[72]的诗句，写出了草玄台萧瑟荒凉和历史沧桑之感。

武侯庙是纪念先主刘备与诸葛亮的重要祭祀场所。岑参描写道：“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先主武侯庙》）^[73]歌颂了先主刘备和诸葛亮深厚的君臣情谊，这种情谊就如同鱼和水一样，虽然当下只剩先主与武侯的庙宇，但这种深厚的情谊却流传千古，令诗人敬仰。

建筑是城市的重要内容，建筑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是其内在灵魂。岑参诗歌文献对成都城市建筑的描写以及对其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和记录，是唐代成都城市的重要内容，对唐代成都城市的研究而言，不可忽视。

三、翛然一傲吏，独在西津头——岑参晚年的成都生活

城市作为居住其中的城市人的栖居之所，承载了城市人的喜怒哀乐。岑参诗歌文献记载了他晚年在成都生活的情感，是很重要的人文精神载体。作为千千万万宦游成都的诗人之一员，作为唐代“城市人”，岑参所具有的强烈家国情怀，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慷慨为国、死而后已的士子的普遍家国情怀。

在成都与同僚出游，能让作为“城市人”的岑参暂时忘却忧愁和痛苦。大历二年（767），岑参与崔宁共为杜鸿渐幕僚，两人共往浣花溪宴饮：“旌节临溪口，寒郊陡觉暄。红亭移酒席，画舸逗江村。云带歌声飏，风飘舞袖翻。花间催秉烛，川上欲黄昏。”（《早春陪崔中丞泛浣花溪宴》）^[74]诗作中对浣花溪适合文人宴饮聚会的场所特征作出整体的描绘，此处有“红亭”、“画舸”，地处江村，幽静偏远，反映了唐代成都士子和官宦优雅的生活形态。即使如此，也不能让岑参聊以自慰，其内心仍处于精神的巨大压力之中。

晚年的岑参处处流露对故乡江陵的思念之情。初到蜀地，他便开始思念起故乡江陵来：“腊月江上暖，南桥新柳枝。春风触处到，忆得故园时。终日不如意，出门何所之。从人觅颜色，自笑弱男儿。”（《江上春叹》）^[75]成都与江陵都为当时中国南方的大都市，成都城市的面貌也勾起了诗人对故乡江陵的思念和向往。在同僚离开成都进京之时，他也时常表达对国家和故乡的双重思念和感怀之情：“颜子人叹屈，宦游今未迟。伫闻明主用，岂负青云姿。江柳秋吐叶，山花寒满枝。知君客愁处，月满巴川时。”（《送颜评事入京》）^[76]虽写颜评事仕途不济，也从侧面流露了壮志未酬的无限愁绪；岑参在与好友杨炎会谈时，写下“雨滴芭蕉赤，霜催橘子黄。逢君开口笑，何处有他乡”（《寻杨七郎中宅即事》）^[77]，杨七郎即杨炎，《旧唐书·杜亚传》中载“永泰末，剑南叛乱，鸿渐以宰相出领山、剑副元帅，以亚及杨炎并为判官。使还，授吏部郎中、谏议大夫；炎为礼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78]，作为同僚、朋友，岑参从其宅内雨打芭蕉的场景和宅外橘子成熟的景致，勾起他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情感在岑参罢官东归未成以后更为显著：

三度为郎便白头，一从出守五经秋。莫言圣主长不用，其那苍生应未休。人间岁月如流水，客舍秋风今又起。不知心事向谁论，江上蝉鸣空满耳。（《客舍悲秋有怀两省旧游呈幕中诸公》）^[79]

此诗开头就写自己多次为官的经历，从出任嘉州刺史到罢官经历五年，感慨心事无人能诉，借悲凉的秋景写出内心的哀情。这种相思、感怀的情感表达在岑参所写的送别诗中多有体现，“相思江楼夕，愁见月澄霁”（《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80]、“惜别津亭暮，挥戈忆鲁阳”（《送裴侍御赴岁入京》）^[81]、“凭将两行泪，为访卲平园”（《送崔员外入奏因访故园》）^[82]，诗句中亦可体会岑参在成都生活的痛苦，其忧国忧民、思故怀乡之情怀便成为当时唐代士子家国情怀的典型范式。

总而言之，岑参旅居成都，是他政治生涯的结束，也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其间创作的诗歌构成其成都诗歌文献的主要内容。这些文献以成都城市的自然风景、人文风光为描写对象；对城市建筑中的亭台楼阁、居民建筑以及汉代的古迹遗址都有记录。同时，他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思乡、忧国的情绪，也成为唐代成都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代表了当时唐代生活在城市中士子的普通家国情思和故乡情怀。从诗歌文献和城市文化的角度关注诗歌的研究，由地域文化角度切入进行关照，对当下成都传统文化的挖掘与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参考意义。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文学院；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院、武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