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治
内容提要：李调元的《雨村诗话》记载性灵派的诗歌最多，尤其是袁枚，不仅记载介绍袁枚其人，而且通过综合比较来评价袁枚的诗歌与诗学，还具体评价袁枚的诗歌与诗学，包括直接批评袁枚的诗歌与诗学，赞扬袁枚的《生女诗》《马嵬》等诗歌，可见他对袁枚其人其诗既有赞扬肯定，也有批评否定，具体评价则不甚高，二人的诗歌与诗学同中有异，异大于同，因此说他是性灵派信徒之说依据不够。
关键词：李调元；雨村诗话；袁枚；诗歌；诗学；评价
在性灵派三大家中，李调元所受袁枚的影响最大，十六卷本《雨村诗话》与四卷本《雨村诗话补遗》采录袁枚的诗歌最多，计有45处，118首或联，包括袁枚的长篇杂言《子才子歌》、七言长诗《为补山作平南歌》、长篇五言《送别诗》。今本十六卷本《雨村诗话》第一卷具有纲领的意思，第二条即提出他的诗歌三字诀，以作为评价的理论依据，第四、五、六条都采录评价袁枚的诗歌，第十一条则综合比较评价性灵派三大家，后面则重点评价蒋士铨与赵翼，三大家几占第一卷百分之八十的篇幅。下面拟依据现有文献简要论述李调元对袁枚及其诗歌与诗学的评价。
一、记载介绍袁枚其人其事
袁枚作为主宰乾隆一朝近半个世纪诗坛的诗人兼诗学家，其对士林的影响是巨大的，李调元少年时便读袁枚诗歌，青年时又研读之，对袁枚的生平、行事比较熟悉，十六卷本《雨村诗话》大量采录袁枚的诗歌，并介绍与诗歌有关的背景与故事，尤其对袁枚的风流逸事非常感兴趣，进而多有记录，下面拟择要介绍之。
（一）记录袁枚及随园
李调元说：
钱塘袁太史枚，字子才，荐博学鸿词，登乾隆己未庶吉士，散馆，以不娴国书，改沐阳令，调江宁，解组，遂不出。寓居金陵郭外，筑菟裘以老，名曰“随园”，四面无墙，每春秋佳日，任士女往来游观，不禁也。有绿净山房二十三间，非相识不能到。自题集唐句联云：“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又联云：“不做公卿非无福，命终缘懒难成仙。”既爱诗书，又好花。其园门李鹤峰先生赠一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人多传颂。园有二十四景……[36]
这是十六卷本《雨村诗话》第四条。这则诗话前面可称袁枚的小传，籍贯、姓字、科举、仕宦经历、隐居，甚至改任县令的原因是“不娴国书”等等都介绍得十分清楚。接着介绍描写随园：“四面无墙，每春秋佳日，任士女往来游观，不禁也。有绿净山房二十三间，非相识不能到。”随园景色的优美与自然，游观的自由，春秋佳日士女成群结队莺歌燕舞一派诗酒风流的江南名园景象，以及隐秘的房间等，都以简洁的文字描写得非常生动准确，可谓如诗如画，有声有色。接着以袁枚自题对联来表现景色特点与主人的志趣爱好，又以“既爱诗书，又好花”总结之，再以他人的对联来申说之。后面则列举了二十四景的名称，照录了袁枚的《答人问随园绝句》十八首，通过这些名称与诗歌来继续描写随园的景色特点，表现主人的情趣志向。综合而言，这则诗话确实是一则诗纪事性质的诗话，因为它主要采录了袁枚的绝句十八首，又记录了三副联语。但它又是一篇写景兼写人的妙文，尤其是上文所引的一段，既简介了袁枚的平生履历，又描写了随园，且描写角度不同：既有直接描写，又引用对联来间接描写。更为精彩的是它描写表现了看透官场、勘破世俗而又悠游于世俗之中的追求声色名誉的诗酒风流的江南大才子、大名士形象，他“解组，遂不出”，《雨村诗话》所载的对联“不做公卿非无福，命终缘懒难成仙”，意思是既不想做官，又不想成仙成佛，志趣在于追求世俗的自由与幸福。但该联对仗不工，《雨村诗话》记载采录有误，应该是“不做高官，非无福命只缘懒；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袁枚意思是我没有做上高官，不是因为没有福命，而是因为懒惰，或者说是懒于追求世俗的权势；反之，难以修炼成为仙佛，是因为我“爱读诗书又恋花”，追求的是高雅的世俗之乐。
所以袁枚筑园而名“随园”，“随园”者，“随缘”也，又“遂愿”也，其“随”表现为“四面无墙”，且任士女往来游观而不禁，其“既爱诗书，又好花”，其诗是写景抒情之诗，其文多是描写女性与鬼怪的小品，“花”则既指自然美景，又指如花的美女。李调元以优美的文笔、欣赏的心情来描写表现袁枚与随园，其中也暗寓了他自己的向往之情与仿效之志，他愤而隐居与袁枚相似，在家乡罗江建囦园、醒园，办戏班修改剧本，写《新搜神记》，在诗话中大量采录女性的诗歌，也与袁枚相似，所以吴寿庭的“西川江水六朝山，醒园随园差并偶”[37]是道出了李调元与袁枚的相似之处的，因为袁枚在前，李氏在后，所以李氏当是仿效袁枚。不过，李调元并未完全忘怀时事，在声色享乐上与袁枚的程度差别也不小。李调元还介绍袁枚的名声与生活，说：
袁子才住金陵六朝之地，为诗坛主，四方客至，坐花醉月，尊俎殆无虚日。一日大开东阁，客至五百人。赵云松方游栖霞，招之，竟不往，贻以诗云：“名纸填门奉坫坛，随园豪举欲留餐。灵山五百阿罗汉，一个观音请客难。”袁得诗大笑。[38]
以金陵为代表的江左地区自六朝以后就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自然也是富贵温柔之乡。袁氏选中此地，建随园以悠游终老，他自称“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39]，其实还好名、好客，好名而至成为诗坛盟主，随园有货、有味更有色，自然以文士为主的客人便不少，文中的“四方客至，坐花醉月，尊俎殆无虚日”是最简洁准确的描写，而一次“客至五百人”则为历代文人家少有，大约只有宋代的姜夔可勉强与之相比。诗坛盟主的这种诗酒花月并美的盛会，一般人自然不请自到，趋之若鹜，但也有少数不到者，这人便是赵翼。虽然袁枚与赵翼同为性灵派的主将，但二人的生活习性与价值观不一样，所以赵翼“竟不往”，还贻诗取笑。赵翼所谓“名纸填门奉坫坛”，说奉诗坛盟主之命来请他赴宴的书信与请柬很多，以至多到“填门”的程度了；次句承上，写填门之名纸都是一个内容：随园豪举欲留餐。宴会客至五百，自然是“豪举”，只有袁枚才有这等雅兴，才有这等号召力，才有这种财力。第三句以调笑的口吻，写袁枚这个诗坛盟主有似西方的佛祖，弟子众多，仰慕者不少，蹭饭者大概也不少，犹如佛祖手下有五百阿罗汉一样。末句说他自己虽然也属于佛教一脉，但却与独来独往的观音一样，不愿去奏这个热闹。诗歌调笑中暗寓得体的讽谏，大度的袁枚自然是“得诗大笑”。
（二）记录袁枚招收女弟子
李调元说：
墨庄弟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南游，谒袁简斋于随园，始知近日于西湖收女弟子甚众，皆能诗。袁日登坛讲诗，女弟子围侍，其善解悟者，袁乃抚摸而噢咻之，众女以为荣，女悉宦家良子也，因录其诗寄余。言庚戌春暮，袁子才回杭，拜祭先茔，寓西湖孙氏宝石山庄，女公子张秉彝、徐裕馨、汪妽等十三人以诗受业，大会于湖楼，子才以《随园雅集图》遍令题之。临行赋诗纪其事云：“红妆也爱鲁灵光，问字争来宝石庄。压倒三千桃杏树，星娥月姐在门墙。”……此公一生享诗之福，四方执贽请谒者，桃李盈门，而晚年并收及闺媛，奉杖屦者多至，有女如云，可谓乐事矣。以视毛西河收女弟子徐昭华，不得专美于前矣。[40]
这则诗话源自李墨庄的转述，说他癸丑南游在随园拜谒袁枚，见闻袁枚收授女弟子的佳话逸事：在杭州西湖举办女子诗会，弟子都是宦家良子，“袁日登坛讲诗，女弟子围侍，其善解悟者，袁乃抚摸而噢咻之，众女以为荣”。李墨庄还“录其诗寄余”，说袁枚回杭州拜祭先茔，寓西湖孙氏宝石山庄，于是有“女公子张秉彝、徐裕馨、汪妽等十三人以诗受业，大会于湖楼，子才以《随园雅集图》遍令题之”。袁枚庚戌年作《庚戌春暮寓西湖孙氏宝石山庄临行赋诗纪事》十二首之十一以记其事：“红妆也爱鲁灵光，问字争来宝石庄。压倒三千桃李树，星娥月姊在门墙。自注：女公子张秉彝、徐裕馨、汪妽等十三人以诗受业，大会于湖楼。”[41]诗歌与李调元所载略有不同。袁枚召开湖楼诗会无可非议，向女弟子授业也确有胆量，亦有一些反传统的意义，但“乃抚摸而噢咻之”确实近乎不雅。李调元并没有目睹这次盛会，但他在《雨村诗话》中详细记录这件事，采录了袁枚及女弟子的诗歌与书信，可补充研究袁枚史料的不足。后面他评述袁枚说：此公一生享诗之福。这个福既包括精神的，也当包括物质的。“四方执贽请谒者，桃李盈门”，收入不菲，礼节极隆，尊崇极高，名声极大，而“晚年并收及闺媛，奉杖屦者多至，有女如云”，则主要是精神幸福了。李氏总结说“可谓乐事矣”，露出了羡慕之情。清代文人中大概袁枚隐居后的日子过得最为舒心适意，有名、有钱，还有美女如云，他人羡慕也是人之常情。但当时确乎有“老树著花之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昔毛西河有女弟子徐昭华，为西河佳话。乾隆末年，袁简斋太史效之，刻十三女弟子诗，当时有议其非，然简斋年已八旬，尚不妨受老树著花之诮。近有士子自负才华，先后收得五十三女弟子诗，都为一集，其中有贵有贱，杂出不伦，或本人不能诗，为代作一二首以实之，以夸其桃李门墙之盛。此虽从事风流，而实有关名教。曩余在三松堂，客有艳称其事者，潘榕皋先生叹曰：‘此人死后必转轮女身，自亦工画能诗，千娇百媚，而长安游侠公子王孙为其所惑者，当十倍之，必得相于到五百三十人，方能抵其罪过。’余笑曰：‘公竟先为阎罗王定案耶。’”[42]
李调元又说：
袁子才除读书、种花外，百无所嗜，独喜近红裙，虽老犹然，盖其天性也。歌场酒席，每多题咏，尝于苏州题旧识任氏扇，诗云：“小市长陵路狭斜，当檐一树碧桃花。果然六十非虚度，半醉天台玉女霞。”其四妹亦以扇求题，云：“玉立长身窈窕姿，相逢从此惹相思。云翘更比云英弱，知是琼台第四枝。”后姐妹逢人即歌此曲。又四年。任氏卒，其姊翠筠见袁，出旧扇，纸已破矣，犹装裹护持，为袁唱曲，因有感，题二绝云：“四年前赠扇头诗，多谢佳人好护持。不是文君才绝世，相如琴曲有谁知。”“为侬重唱玉珑灵，呖呖莺声绕画屏。一曲清歌人一世，那堪头白客中听。”大有杜牧之风。[43]这则诗话介绍了袁枚的嗜好：除读书、种花外，百无所嗜，独喜近红裙，虽老犹然。李氏认为这是天性，说白了就是天生风流种子，因而处处留情，常见的方法便是“多题咏”。后面采录了袁枚给老相好任氏扇的题诗，进而又为其四妹题诗，诗歌因此成为二女自高身份的保留曲目，所谓“逢人即歌此曲”，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价增”[44]如出一辙。相隔千年的歌女所唱的都是情诗，不过此二女歌唱的是韵味悠长的短篇情诗，而唐代歌伎唱的是白居易蕴意深厚复杂的叙事兼抒情的长诗。又记载任氏死后，其姊翠筠见袁枚，“出旧扇，纸已破矣，犹装裹护持”，足见情感之深，然后“为袁唱曲”，袁枚因此再题二绝句。李调元认为袁枚“大有杜牧之风”。袁枚与杜牧确实有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在都纵情声色，处处留情，但亦有不同之处：一是杜牧处于唐末衰乱之世，眼见大厦将倾，不得已而纵情声色，麻醉自己，而袁枚则处在所谓康乾盛世，世事尚还可为，但袁枚却嗅出了盛世掩盖下的腐败气息，且生性好此，于是如此；二是杜牧虽然风流，但却颇有几分英雄气，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45]，洪亮吉说：“中唐以后，小杜才识，亦非人所及。文章则有经济，古今体诗则有气势。倘分其所长，亦足以了数子。宜其薄视元白诸人也。”[46]而袁枚则是地地道道的风流才子，是生性使然。
（三）记录袁枚好男色
李调元说：
江宁刘霞裳秀才，姿容绝世，望之如处女。学诗于袁子才，出笔敏捷，兼聪慧善体人意，袁深爱之，每出游必携与之俱，为小友，相与唱和。如天台山、仙霞、九华、黄山、武夷，远而东粤，近而西湖，无不从也。霞裳家贫，初受业时，严子进、陶怡园两公子代馈修贽，并牵羊引进。子才却曰：“如此好门生，为老人山水伴足矣。何必贽也！”即约为天台之游，赠诗云：“觥觥问字子云家，奕奕风神动绛纱。似汝琼枝来立雪，一时愁杀后堂花。”……次年霞裳方就婚汪氏，子才又约游黄山，而婚以五月尚不出。子才赋诗调之，兼呈新妇云……霞裳虽日从子才游，而少年性情不惯孤衾独枕，时有狭斜之行，子才亦听之不禁。在武夷时，霞裳随舆夫至屏风馆茶肆茆亭，有张氏女者，见而悦之，遂宿其家。其女怜其单寒，并代出缠头交阿母，临别泣下，霞裳亦为堕泪。子才作《屏风馆》七古吟其事，有“冶容易惹天花染，莫再他生作宋朝”之句。又在粤东时，有袁郎名师晋，年十七，明慧善歌，为吴明府司阍。乍见霞裳，推襟送抱，若不得沾接。再三，谋得私约。某日，两情可狎，忽主人奉大府檄，火速凿行，朗不得留。别时，泪如绠縻。子才以两雄相悦，数典殊希，作诗以补《国风》之变云：“珠江吹断少男风，珠泪离离堕水红。缘浅爱能生顷刻，情深谁复识雌雄？鄂君翠被床才迭，荀令香炉座忽空。我有青词诉真宰，散花折柳太匆匆。”亦善谑也。[47]
这则诗话很长，记载袁枚与姿容绝世的江宁秀才刘霞裳始交到终别之事，其中记载了袁枚赠刘霞裳及其新妇的诗歌绝句律诗十五首，刘霞裳的和诗四首，根据对事情的记载与采录的诗歌可以推演为一部小说或者戏剧来：袁枚深爱刘，“每出游必携与之俱，为小友，相与唱和”，且免其修贽而收为门生弟子，约为天台之游；刘结婚不满五月，袁枚即催其陪伴游黄山，还“赋诗调之，兼呈新妇”，刘有和诗四首。后刘有狭斜之行，风流之事，袁枚有《屏风馆》七古吟其事。再后，刘与吴明府司阍袁师晋两情相狎而不得，袁枚作诗相戏。最后袁枚又将其荐与九江观察福公，且有别诗。《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八首有《赠刘霞裳秀才约为天台之游》六首，即《雨村诗话》所引，其后有《戏霞裳》等，终于三十七卷之《谢霞裳寄药方兼讯病中光景》二首，共计十七题三十五首，可能不算袁枚诗集中赠酬怀念之最多者，但绝对是后期赠酬怀念最多者，且《小仓山房外集》有《刘霞裳试序》，《随园诗话》中也多次提到刘霞裳。《随园诗话》说：“余弟子刘霞裳有仲荣之姣，每游山，必载与俱。赵云松调之曰：‘白头人共泛清波，忽觉沿堤属目多。此老不知看卫阶，误夸看杀一东坡。’”[48]这则诗话所记载的故事实在不怎么光彩：风流名士袁枚不仅好女色，而且好男色，见江宁秀才刘霞裳姿容绝世，望之如处女，便免其修贽而收为弟子，且终日相随，远近游览“无不从也”；且刘婚后不满五月就催逼其相从，最终又将其荐赠给达官贵人，且多次作调笑之诗相赠。这里的袁枚实在出格，似乎好男色始终不懈，而且还将其赠送给权贵，这事放在古今中外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断不能以所谓反传统、反封建礼教来解释与赞扬。那位刘秀才既被身为大名士的老师玩弄，却又婚后不久即时有狎邪之行，以至干脆宿于茶馆女之家，甚至还好男色，自己被人调戏侮辱却又调戏侮辱人家，最终不免被赠送权贵，实在是既可悲又可恨。故事还告诉我们，当时即便是下笔敏捷的秀才，如果无钱无权且持身不正，便有既被名士玩弄，也被权贵玩弄的可能。故事还告诉我们，所谓康乾盛世，尤其是乾隆后期，社会道德沦丧，下层文人狎邪无耻，大名士无耻，如福公之类的权贵更无耻，社会焉得不乱？李调元津津有味地记载了这个故事，采录了这些调笑诗歌，肯定有欣赏的成分，他评论袁枚的这些诗歌是“亦善谑也”。袁枚之诗确实有“善谑”者，里面似乎也有“性灵”，但却不是袁诗中的佳作。李调元诗歌中也偶有调笑之作，如《宿赵家渡有馆人为子纳姻而欲易余榻戏答之》“老夫正要蟾宫住，玉杵今宵听捣霜”[49]，《童山诗话》卷六也有记载，可谓津津乐道，当不足为训。袁枚认为：“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50]诗歌的本质是抒情的说法固然不错，将情禁锢在儒家伦理道德上也失之偏颇，好诗确实应该动心、夺目、适口、悦耳，但如倒过来说凡动心、夺目、适口、悦耳的诗都是好诗则未必，因为写狭斜之情的诗歌也可能动心、夺目、适口、悦耳。
对于袁枚的“好味、好色、好货”，还有好名、好玩、好客等，一般人自然是羡慕的，也持赞扬态度。但当时即有不以为然者，据传赵翼便曾经戏为控词，说袁枚“园伦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觅温柔，不论是男是女”，并下了判决：“来世重则化蜂蝶以偿夙债，轻也要复猿猴本身逐回巢穴。”[51]同时的章学诚则对袁枚招收女弟子深恶痛绝，他在《丙辰札记》中指责道：“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秀多为所诱，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也。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52]清末的朱庭珍评述袁枚：“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豪雄，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53]章氏与朱氏的评论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分，且确实有卫道之嫌。近来不少论者则褒扬有加，认为袁枚是反封建礼教的勇士，袁枚招收女弟子讲授诗艺，编诗话广泛搜罗默默无闻的女子所作单篇只句，力予阐扬，重其声名，反映出他对女子异乎寻常的尊重。这在封建时代，是需要睿智和勇气的，他对女士怀着深切的同情，幻想着要改变她们的悲忧命运，“他生愿作司香尉，千万金铃护落花”[54]。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抚摸而噢咻之”确乎不雅，且他以要作司香尉而“千万金铃护落花”并非保护女性，而是说他要做个护花使者，一生都在花丛中穿行。在色的问题上，现在有人认为袁枚痛恨扼抑人性的理学腐谈，提倡追求自然、合理、欢乐的情感和爱情生活，虽也不免含有某些任意放纵享乐欲望之过，但绝不是煽扬轻浮放荡。不过袁枚好色是男女通吃：于女色则小妾成群，两个陶姬、方聪娘、陆姬、金姬……还有不计其数的女弟子，七十多岁时还有女色绯闻，于男色也绯闻不断，计有李郎、庆郎、桂郎、曹郎、吴郎、陆郎，与前面所说的吴秀才。这确实过了。
李调元记载了这些故事，采录了有关诗歌，对其行为与相关诗歌却不加评论，似乎含有默许的意思，又似乎含有不满，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李调元同时也记载袁枚的宁静与恬然。他说：“人当去官，多作不平语。袁子才《江宁罢官诗》独和平，诗云：‘曳紫拖青笑蛤鱼，年年户限最难居。未能闭阁常思过，且乞还山再读书。杨素无儿供洒扫，潘安有母奉花舆。一湾春水千竿竹，容得诗人住草庐。’颇得随遇而安之乐。”[55]
二、通过比较综合评价袁枚的诗歌与诗学
李调元说：“近时诗推袁、蒋、赵三家，然皆宗宋人。子才学杨诚斋，而能各开生面，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心余学山谷，而去其艰涩，出以响亮，亦由天人兼之。子才亦自言：‘余不喜山谷而喜诚斋，心余不喜诚斋而喜山谷。’云松立意学苏，专以新造为奇异，而稗家小说，拉杂皆来，视子才稍低一格，然视心余，则殆过者而无不及矣。”[56]这段话首先肯定当时排定的乾隆三大家，其实也就是性灵派三大家，三人是当时最杰出的诗人，然后追溯三人诗歌的渊源与创新，但“然皆宗宋人”却有批评之意，因为李氏尚唐抑宋的倾向一直很明显，不仅二卷本《雨村诗话》这种倾向十分明显，而且其他评论中也多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袁枚学杨万里，但“能各开生面”，就是有所创新，这种创新主要得自“天授”，即源自先天的个性气质与才华，这种观点与性灵说强调天才与性情相近。相比而言，蒋士铨学黄庭坚虽然也有特点与成就，但却是“天人兼之”，与主要是“天授”相比，就等而下之了。而赵翼的诗歌虽比蒋士铨好，但其优点与缺点都很突出，所以比袁枚也“稍低一格”。
李调元又说：“然平心而论，词曲，袁、赵俱不及蒋；诗，蒋俱不及袁、赵。而诗词俱兼者，断必推丹徒王梦楼先生。”[57]这段话比较评价性灵派三大家的成就及地位，认为综合而言，平心而论，蒋士铨更长于词曲，是乾隆时期最有成就与影响的戏曲家，但诗歌却不及袁枚、赵翼，诗歌成就的排行当是袁枚、赵翼、蒋士铨，综合文学成就则另当别论。李调元的这个比较评价当是较为准确的。
李调元晚年还持这种观点。《寄袁子才先生书》：“如先生之与蒋心余是已。然其间亦有高下焉。先生居金陵，心余居铅山，其地相去甚远也。而今称诗者，必曰袁、蒋。然蒋实不敌君也。蒋工于词曲，而诗则间出其奇，然微逃于释。先生工于诗律，而词则稍逊其长，然骈体皆精，故外之人多后蒋而先袁。”[58]文中袁、蒋并称，但认为二人有高下之分。总体而言，是蒋不如袁。具体而言，则蒋“工于词曲，而诗则间出其奇，然微逃于释”，即诗有奇横过度之弊，且还“微逃于释”而与儒家思想有龃龉冲突；袁枚则“工于诗律”，即诗歌艺术精湛，诗律精细，当然就长于律诗绝句了，而且还精于骈文，于是世人公论是“后蒋而先袁”。
他的《得赵云松前辈书寄怀四首》之四说：“赵袁媲唐白与刘，蒋于长庆仅元侔。自注：时有程秀才创为拜袁揖赵哭蒋三图。一生此论常偏袒，万口称诗让倚楼。”[59]此诗写于嘉庆七年壬戌（1801），袁枚、蒋士铨都已经逝世很久了。诗歌认为袁枚、赵翼与唐代的白居易、刘禹锡相似，袁枚近乎白居易，赵翼近乎刘禹锡，说明袁枚不仅学习宋代的杨万里，而且上溯而至白居易，既有杨万里那种活泼机灵之风，也有白居易闲适诗那种清新平易恬淡之风。而蒋士铨则与元稹有相似的地方，和元稹与白居易并列但成就及影响却稍逊于白一样，蒋士铨也稍逊于袁枚。
综合而言，袁枚诗歌学杨诚斋而参以白居易，其特点突出，顺应世风，所以风靡数十年，诗学观点鲜明，影响极大，作为性灵派领袖而兼风流才子的袁枚名声最大，赵翼学苏轼、陆游而参以吴梅村、查初白，优点与缺点都较突出，更以史学家著称，蒋士铨学黄山谷而参以韩愈、苏轼，有奇横之风，但更以戏曲及词取胜。李调元对三人的比较评价当是较为准确到位的。
三、具体评价袁枚的诗歌与诗学
（一）直接批评袁枚的诗歌与诗学
李调元对袁枚诗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雨村诗话》前二卷中，既评价具体的诗歌，也包含着对其诗学的评价。
首先是批评袁枚之诗“宗宋人”。他说：“近时诗推袁、蒋、赵三家，然皆宗宋人。子才学杨诚斋，而能各开生面，此殆天授，非人力也。”[60]宋代以后即有宗唐宗宋之争，说明宋诗自有特点与优势，可以与唐诗一争高下，但多数人主张宗唐，即便主张宗宋者也不敢菲薄唐诗。唐诗、宋诗的优劣此处不作评价，但单就成就与影响而言，应该说多数人的观点较为合理。性灵派三大家皆宗宋人，即李调元所说袁枚宗杨万里，蒋士铨宗黄庭坚，赵翼宗苏轼。对于宗宋，袁枚自己也认同，他说：“不甚喜宋人，双眸不盼两庑旁，惟有歌诗偶取将。”[61]李调元是典型的宗唐者，二卷本《雨村诗话》评论推崇唐诗的条目达三十五条之多，而评论宋诗者仅仅有十一条，且他评论宋诗的第一句话便是“余雅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足见其对宋诗的不满之情。这则诗话认为袁、蒋、赵三家是近时诗坛翘楚，但其后的断语是“然皆宗宋人”，不满之意溢于言表。他认为袁枚学杨万里，而又能有所创新，是准确的，且认为其原因主要是“天授”，即天生的性格才气相近，这种分析也是准确的。当时人认为袁枚的诗歌宗杨万里而上溯至白居易，李调元也同意这种看法，所以他对袁枚有近似白居易的评价。他说：“有问袁子才如何人，余诵白乐天句云：‘已为海内有名客，又占世间长命人。’此一联可以贻赠。”[62]这段话主要评价袁枚与晚年白居易的名声与命运相近，但也含有诗歌的内容与风格相似的意思。李调元对宋诗是“独爱东坡”，那么其不爱者就包括杨万里。他评价杨万里说：“杨诚斋理学经学俱不可及，而独于诗非所长。如《不寐》云：‘翻来覆去体都痛。’复成何语？至其用笔之妙，亦有不可及者，如‘忽有野香寻不得，兰于石背一花开’，又‘青天以水为铜镜，白鹭前身是钓翁’，皆有腕力。”[63]杨万里的诗歌特点十分鲜明，即多写景咏物，长于捕捉转瞬即逝变化无穷的景象，想象奇特，幽默风趣，语言通俗清新而又活泼流利，如弹丸脱手，号称“诚斋体”，但其也有凝重深沉的作品，如《初入淮河》。李调元认为杨万里“经学俱不可及，独于诗非所长”的评价不尽恰当，但他批评其“翻来覆去体都痛”之类率滑、俚俗的诗歌，其“忽有野香寻不得，兰于石背一花开”是正宗的诚斋体，“青天以水为铜镜，白鹭前身是钓翁”之类则含蕴较深而且有腕力，即有笔力，这却是较为准确的。古今之人多认为袁枚学杨万里而上溯至白居易，而李调元却“雅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杨万里就在其“不好”之列，还认为杨氏“于诗非所长”，言下之意是袁枚不仅取径较窄，而且效法其中便得其下了。简言之，对袁枚诗歌的总体评价不高，这可能有些偏颇，但确实有一定道理。考察袁枚全部诗歌，尤其是隐居之后的诗歌，不仅题材较为狭窄，而且风格少有发展变化，可读之作较多，但第一流的佳作大作却几乎没有，他的诗坛盟主的身份主要依靠其诗学观与综合名气而得。
其次是批评袁枚诗歌“好为大言”。他说：
袁子才诗好为大言，亦是一病。如五言云：“不敢吞云梦，休登黄鹤楼。”七言云：“仰天但见有日月，摇笔便知无古今。”未免太狂。又自作《子才子歌》云……此与英雄欺人之王弇州何异？[64]
这是《雨村诗话》第一卷第六条，第一句话便毫不客气地断定袁枚诗“好为大言，亦是一病”。所举的第一个例子“不敢吞云梦，休登黄鹤楼”写阔大高耸之景象而寓雄豪之情，似乎来自孟浩然的《临洞庭》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65]，但描写欠生动，语言较生硬，情景联系不紧密，形象板滞无神，寄寓的情怀便虚浮无根，与孟浩然的《临洞庭》和杜甫的《登岳阳楼》之“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66]相比，何啻天壤。
第二个例子“仰天但见有日月，摇笔便知无古今”语出《除夕读蒋苕生编修诗即仿其体奉题三首》之二，如果解作师法自然而重创新，则值得肯定，如果解作自己的诗歌超越古今则近乎大言炎炎。诗歌大约想学李白，表现一种超越时空且目空一切的狂豪之情，似乎想表现如杜甫“独立苍茫自咏诗”[67]一类的境界，但蕴意浅薄，形象僵而虚，狂则有之，豪却没有，只流于狂号。所以上述两例不仅仅是李调元所说的自视过高而“未免太狂”，而且更在于艺术表现的不成功。
第三个例子是袁枚的《子才子歌》，该诗作于隐居随园十一年之时，时年四十四岁，正是名声蒸蒸日上之时，诗歌叙述自己的经历生活，抒发情怀，诗题就有自命不凡之意，称自己为“子才子”，诗既是一首才子歌，更是一首狂士歌。诗歌开始一段云：“子才子，颀而长，梦束笔万枝，为桴浮大江，从此文思日汪洋。十二举茂才，二十试明光，廿三登乡荐，廿四贡玉堂。尔时意气凌八表，海水未许人窥量。自期必管乐，致主必尧汤。”诗歌表现的思想感情颇有些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前一部分，又有些像《壮游》前几句，整首诗的风格则明显地效法李白的歌行体，如《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不过其以时为序炫耀科举功名则显得非常俗气，而“自期必管乐，致主必尧汤”则将诸葛亮的自比管乐[68]与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69]结合，自诩能文能武，有治国平天下的雄略高才，这就太过了，因此可以说古代敢于大言炎炎的文士无过于袁枚了。后面诗中又有“骈文追六朝，散文绝三唐”之类的自我评价，最后说：“就使仲尼来东鲁，大禹出西羌，必不呼子才子为今之狂。既自歌，还自赠，终不知千秋万世后，与李杜韩苏谁颉颃？大书一纸问蒙庄。”言下之意是他可以立德超越孔子，立功超过大禹，立言超越李杜韩苏，狂诞自在又超越庄子，这种“英雄欺人”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弇州岂敢望其项背！
综上可知，李调元所说的袁枚“好大言”一指其喜欢描写阔大的景象，以表现豪放的情怀，二指目空一切说大话。目空一切，狂放不羁是诗人的本性，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就更应该如此，前代的庄子、屈原、李白、苏轼、辛弃疾，也包括青年杜甫，都有这种情怀与表现这种情怀的诗歌。自宋代以后，浪漫主义诗人少了，狂放不羁的诗人及诗歌就更少了，袁枚敢于表现阔大的景象，雄放的情怀，有狂气，本身就是一件迥乎时流的好事。遗憾的是袁枚在思想胸怀情感个性与上述诸人有质的差别，笔力的差距也不小，于是他的诗歌中所表现的大象与大言就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宜乎被人批评与嘲笑。
第三是批评袁枚诗歌不学前人之说。他说：
袁子才曾有句云：“若问随园诗学某，二唐二宋是谁应？”亦英雄欺人语，集中不尽然也。……大抵句法无有不学前人者，所谓幼而习之、壮而行之也，虽前人亦然。……辗转相学，亦不足为病也。[70]
性灵派重视性灵，其性灵包括性情、灵气、灵巧与灵感，其中性情是本，诗歌表现性情之说来自儒家诗学，只不过儒家的性情首重社会关怀，次重个人关怀，当然也包括爱情，主张“情志一体”，但又认为表现爱情应该有节制，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71]。倡导以抒情为本，因为情感人人不同，且时时不同，所以写真情就意味着创新。至于作者主体的灵气、写作时的灵感，与表现出来的灵巧等都指向创新，所以说袁枚的性灵说主张创新，而反对效法古人、堆垛典故是准确的。他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72]又说：“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73]问题是学问与堆垛虽有联系，但却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仿古效古与学习前人也是两回事。换言之，创新并不是不读书学习，也不是不需要学问，其他人如此，袁枚亦如此。
袁枚的“若问随园诗学某，二唐二宋是谁应”是说他谁也不学，这就偏颇片面了。一则从理论上看，创新与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创新离不开学习继承，学习继承是创新的基础；二则从实践上看，学习模仿是必然的，生下来就创新且全部创新的人是没有的。但是学习与法古效古有本质的区别，即学习继承是手段，而创新才是最终目的，仿效古人不过是学习的手段而已，所以以效法古人为学习的目的是本末倒置，南辕北辙。青少年时期通过仿效古人来学习提高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学习的同时也要追求创新，此后更要时时刻刻追求创新，并且从理论上倡导创新。因此如果袁枚说他成年成名之后不学唐宋，这是可以的，如说他一生都不学唐宋则不可以。且从事实上看，古今都一致认为袁枚学杨诚斋，进而上溯到后期的白居易，从题材、内蕴、风格、语言等方面都有近似之处，袁枚的成功处在于学杨万里与白居易“而能各开生面”，李调元认为这种学习而重创新，最终形成独特风格的原因是“殆天授，非人力也”，即他所谓“渊明清远闲放，是其本色，而其中有一段深古朴茂不可及处。或谓唐王、孟、韦、柳学焉，而得其性情之所近”[74]。因为袁枚的自许既不合理，又不合事实，于是便被李调元逮住痛脚，断言其“亦英雄欺人语”，再举出其学习仿效的实例以证明之。举例之后李调元有一段论述：“大抵句法无有不学前人者，所谓幼而习之、壮而行之也，虽前人亦然。”意思是学习是可以的，具体而言有学有不学，艺术表现手法、风格个性、精神内蕴等是不可学的，其实也是学不到的，而诗歌的句法、格律等是可学的，且“幼而习之、壮而行之”，自然融合到创作中了，这符合文学创作有法而无定法之俗话，因此即便是“辗转相学，亦不足为病”。李调元的这种观点，比袁枚自许谁也不学、什么都不学的说法通达实际，也证明了历代巴蜀学者都具有不走极端的学风。
第四是批评袁枚的恶人敏捷为诗。他说：
诗有捷才，殆天赋也。古有七步八叉，本朝自宫詹张南华鹏翀而外，指不多屈，目见者唯广汉玉溪一人而已。乃袁子才最不喜人敏捷，曾有《箴作诗》句云：“物须见少方为贵，诗到能迟转是才。”此余所不解也。[75]
李调元是才子便当然有才，尤其是有捷才，这是当时文人所公认的，所以李调元对捷才评价颇高。这则诗话认为捷才是天赋之能，古代有曹植七步成诗、温庭筠八叉成诗之美谈，而后世不多见。他对袁枚不喜欢捷才，有“物须见少方为贵，诗到能迟转是才”之说感到不解。袁枚之诗为《箴作诗者》：“倚马休夸速藻佳，相如终竟压邹枚。物须见少方为贵，诗到能迟转是才。清角声高非易奏，优昙花好不轻开。须知极乐神仙境，修炼多从苦处来。”[76]袁枚此诗首联认为倚马可待，下笔千言不值得夸耀，文思迟缓的司马相如作品胜过邹阳、枚乘便是证明。其实这只是一方面，捷才而提笔立就者亦有不少佳作，如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便是即席而就的千古名篇，曹植七步成诗、温庭筠八叉成诗更是捷才成诗的佳话。颔联前一句以物以稀为贵说明诗歌当独创而具特异性，特异者即稀有者，有一定道理；后一句认为诗歌创作“能迟方是才”则未必，因为只要能创作出好诗便是有才，而不论其迟速。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看，才思与写作的迟速是相对的，迟缓者有快速时，即便是迟缓者，如积累深厚又触景生情而灵感突来，也可以顷刻可成佳作；反之快速者亦有迟缓时，如情景不谐而灵感不生，则下笔艰涩，难以成文。颈联转写优秀作品之不易与稀少。尾联说最高境界多从勤苦修炼而来，这话有理，但文学创作的成功因素很多，苦练只是其中一个必要条件，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必要条件是天资，而天资与创作迟缓或迅速虽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成正比例。
（二）直接赞扬袁枚的诗歌
一是赞扬袁枚之诗曲尽人情。李调元说：
袁子才《生女诗》云：“堕地无人贺，遥知瓦在床。为谁添健妇，懒去报高堂。妄想能招弟，佯欢且为娘。江干有黄竹，惯作女儿箱。”若不经意，而曲尽人情。[77]
袁枚论诗重性灵，性灵的基本要素就是性情，所以袁枚主张诗歌要抒发性情。袁枚说：“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78]又说：“品画先神韵，论诗重性情。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79]提出只要写真情实感，诗歌便有生气。他说：“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我道：景虽好，一过目而已忘；情果真时，往来于心而不释。孔子所云‘兴观群怨’四字，惟言情者居其三，若写景，则不过可以观一句而已。”[80]认为诗应以言情为主，只有真情才易动人而且经久不忘。理论上如此，诗歌创作实践中自然也比较重视性情的抒发，即李调元所说的“曲尽人情”。情有种种，大而言之有偏于社会关怀者，如忧国忧民之情，有偏于个人关怀者，如爱情、亲情、友情。综合而言，袁枚虽然不仅有妻，有小妾若干，还有不少颇为暧昧的女弟子，但因其生性风流，处处留情，所以就没有留下多少表现男女真情的佳作，如上文所引他赠给刘霞裳的诗歌，就是李调元所谓“善谑”，说不上真情流露。相比而言，他很重视友情，对性灵派的赵翼、蒋士铨等人的情谊非常重视，相互诗文中表现较深的情感，对其他文士及弟子也如此，其友沈凤司死后，因无后嗣，袁枚每年为他祭坟，三十年未曾间断，对友人的情意深重，令人感动。他似乎更重视亲情，其妹袁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袁枚八年后写成的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李调元所采录评论的《生女诗》也是表现亲情的佳作。
袁枚的《生女诗》首联写女儿降生后贺客冷清、父母冷淡的情景，所谓“遥知瓦在床”，写他连去看新生女儿一眼的心情都没有。颔联承上，写女儿不能接续香火，支撑门庭，今后只能嫁与他人之家作一个操劳家务、侍奉公婆的健妇，所以令人心灰意懒而不去报告父母亲。颈联转写他希望生此后能生儿子，于是便给女儿取名为招弟，还佯装高兴，以安慰高堂老母。尾联写出了他对女儿的不屑：权且将她养大吧，反正也费不了多少钱财，江边的黄竹将来就可以做她的嫁箱。诗歌不是表现对女儿的深情，也不是表现女儿出生时的欣喜之情，而是表现他又生女儿的厌烦不屑之情，立意不足取，但却表现了当时如他一样未能免俗的渴望苦望生儿子的父亲的情感与心理，非常真实，也非常典型，而语言却非常平易，表现得非常自然，所以李调元评其“若不经意，而曲尽人情”。“若不经意，而曲尽人情”应该是很高的艺术境界，甚至是最高的艺术境界，历代诗歌之典范者如汉末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陶渊明的诗歌，遗憾的是袁枚这类诗歌并不多，尤其是爱情诗歌。
二是赞扬袁枚之诗“论古最为敦厚”。李调元说：
温柔敦厚，诗之教也，余最不喜尖新。在浙时，有人遗《商氏家集》，有孝廉商和《新丰》云：“行人树里见新丰，鸡犬归来万户同。为问安居诸父老，可知叱咤欲烹翁。”太尖新矣。尝读袁子才《玉环》云：“可惜云容出地迟，不将谰语诉人知。《唐书》新旧分明在，那有金钱洗禄儿。”论古最为敦厚。[81]
沈德潜等格调派标举儒家的“温柔敦厚”。袁枚反对之，他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82]他又说：“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我道景虽好，一过目已忘；情果真时，往来于心而不释。孔子所云‘兴观群怨’四字，惟言情者居其三，若写景，则不过可以观一句而已。”[83]所谓“兴观群怨”指表现对象或者客体，也指诗歌表现的功能，袁枚认为其中三者都是情，只有一者是景，况且景主要用来寓情，因此儒家诗学是主情的，而“温柔敦厚”则是后世儒家提出的抒情规范，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即抒情要止于“温柔敦厚”，或者说追求“温柔敦厚”，因此“温柔敦厚”又是儒家追求中和之美在诗学领域的表现。袁枚论诗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就与表现有所限制而追求“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有一定冲突，不过却并没有本质的矛盾。通观袁枚之诗，真正出格的作品极少，即便是表现爱情或者暧昧之情的诗歌，比起《诗经》的郑卫之风来也含蓄得多，当然统治严密、文禁森严的乾隆朝，也不允许有真正出格的作品。袁枚的所谓出格也不过是耍小性子，讨小妾，亲近女弟子，喝花酒，有时写写个人性灵，做个盛世陪衬而已。追求“真、新、活”，过度了便缺乏深厚的意蕴与深长的韵味，也就是李调元所不满的尖新，也就是朱庭珍所批评的“尖酸佻巧为聪明”[84]。
商和的《新丰》前二句写新丰今日安居祥和的景象，所谓“鸡犬归来万户同”；后二句转而追溯历史，问而今安居的父老可曾知道当年“叱咤欲烹翁”之事？诗歌的前三句都很平实厚道，但尾句之问出乎意外，确乎十分新奇，但是也过于尖酸刻薄，所以李调元认为“太尖新矣”。李调元接着引用袁枚的《玉环》诗，认为古今传说的杨玉环作风不正，“金钱洗禄儿”等都属于子虚乌有，因为新旧《唐书》有明确的记载。李调元认为袁枚“论古最为敦厚”。其实袁枚的怀古诗不多，在诗歌史上也不著名，因为他本质上是一风流才子，缺乏赵翼那样的史学精神与见识，但他对唐代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及悲剧却很感兴趣，写下几首有关的怀古诗歌。按理，风流才子的袁枚对李杨艳情及悲剧肯定会附和传闻，大写其艳情秘史，发尖新之论，但袁枚却非常厚道地为之辩护，大概是所谓为尊者讳吧。
袁枚的另一首《马嵬》还立意甚高。李调元评论说：“马嵬诗古今赋者甚众，至本朝袁子才而绝，句叹观止矣。近日见川东观察、丹徒严筠亭士
七律诗尤出其上，诗云：‘弄权不似韦皇后，窃国宁同武则天。若得函关严锁钥，肯教蜀道走烽烟。将军龙武威何在，天子蛾眉葬可怜。漫把蒙尘罪妃子，开元谏草隔多年。’起二句何等议论，何等笔力。”[85]袁枚写于早年的《马嵬》四首之四云：“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86]诗歌将帝王贵妃的悲剧同石壕村百姓的苦难作对比，说明人间普通夫妻离别的痛苦更值得人们的同情，是袁枚少量同情百姓疾苦的作品之一，以至被多种选本选入。这首诗便不仅“论古最为敦厚”，而且立意甚为高远深刻，表现出袁枚的另一面。李调元所录严筠亭的诗歌应该更具史识，诗歌首联以对句起，认为杨贵妃既不弄权，又没有窃国，因而值得同情。颔联认为安史叛军攻入长安，祸及黄河流域，唐玄宗逃亡入四川，几乎亡国的原因是朝廷军事不修、军队战斗力不强。颈联转写龙武将军陈玄礼发兵诛除奸佞，其威风体现在逼迫天子令绝世美人杨贵妃自尽，杨贵妃自尽后安葬马嵬，确实可怜。尾联认为天子蒙尘、国家残破的罪责不在杨贵妃，而在玄宗昏庸，没有继续开元广纳忠言良策的好风气。这首诗歌确实不错，不仅仅“起二句何等议论，何等笔力”，全诗亦如此。袁枚的《马嵬》之四亦如此，诗歌使用对比方法，帝王贵妃与百姓对比，从广阔的时空来审视，立意高远深刻，笔力可称入木三分。
余 论
从上面的论列可以看出，李调元对袁枚的评价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介绍袁枚一生的立身行事，包括记录袁枚及其随园，介绍袁枚的名声与生活，记录袁枚招收女弟子的情况，以及袁枚好男色的情况，其中既包含着几分羡慕，也含有一些不以为然。其次通过对性灵派三大家的比较来综合评价袁枚的诗歌与诗学，指出三人的异同，排定三人的座次，所谓“近时诗推袁、蒋、赵三家，然皆宗宋人。子才学杨诚斋，而能各开生面，此殆天授，非人力也。心余学山谷，而去其艰涩，出以响亮，亦由天人兼之”。再次是具体评价袁枚的诗歌与诗学，对袁枚之诗“宗宋人”“好为大言”、否定学习前人、恶人敏捷为诗等持批评态度，评点袁枚的部分诗歌，赞赏其《生女诗》曲尽人情，《马嵬》立意甚高，议论中肯有力，而对袁枚的其他诗歌，包括送往迎来、伤离悼亡、写景咏物、风情寻春等类诗歌则不加评论，不置可否，足见李调元对袁枚其人其诗既有赞扬肯定，也有批评否定，具体评价则不甚高，因此说他是性灵派信徒之说依据不够，尽管他中年视学广东时编有《袁诗选》，以教诸生，《雨村诗话》记录袁枚诗歌很多，还在《寄袁子才八十用尚书毕秋帆沅前韵兼以奉怀》中说过“夙仰奇文万丈光，君于李杜别生芒”[87]，在挽袁枚诗中也有“六朝风月教谁管，万里云天失所宗”，“瓣香遥奉是吾师，望断龙门百尺枝”[88]，而袁枚《奉和李雨村观察见寄原韵》也有“《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为海内宗”，“醒园篇什随园句，兰臭同心更有谁”[89]之说。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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