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平原民俗解读

张祖群

内容提要：借鉴动物民俗学相关理论，人与动物（特别是牲畜）之间的关系成为衡量一个区域民俗的重要指标。在关中人心目中，猪狗牛驴等不是普通的牲畜，而是这片土地的另外一种“生活人群”。人不是动物的对立面，也不是动物的单纯主人，而是对等的“共生”关系。要理解这片土地，需要抱有朴实的情感，俯下身子亲吻泥土。

关键词：动物民俗；关中平原；猪狗牛驴

一、研究综述

韩民青（1997）提出“人：动物＋文化”是一个关于人的新定义^[212]。人是动物与文化的统一，体现动物性和文化性兼具的双重特性^[213]。“人是动物”的隐喻命题作为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是在人们长期与动物的互动交往中建构的一种特有文化模式。人与动物的隐喻借助成语、歇后语、江湖行话、特定区域民俗、区域民众惯习等沉淀为一种特殊文化认知与文化特质^[214]。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光直先生引入神圣动物作为萨满教巫师的助手，巫师借助亲密的“动物伙伴”（familiar animal）登天通神（参见他的著作《中国青铜时代》）；萧兵（2006）则认为这种挪用萨满巫术凭借另外的“动物助手”以升天通神的泛萨满理论，解释不了饕餮吃人等图像的本质意义^[215]。刘研（2009）论述生肖动物鼠词语，深入探析隐含在词语中的文化意义^[216]。以我国当代的动物题材的小说作品为例，其中相当一部分其实并不属于狭义的动物题材小说，应该称之为“类人动物小说”，小说往往拔高、夸大、修饰动物的生物性，赋予人性拟态，生动刻画和表现出主题先行的特质^[217]。李志慧（2013）著《关中文化概论》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全面、深入论析关中文化的专著，同时也可作为地域文化专题课的教材^[218]。

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中虽然没有专门阐述动物民俗学，但是在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章节中涉及动物。乌丙安先生在《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自然生态民俗”一章中专门阐述有关动物生态利用、生态传承的民俗。民间动物造型不仅是一种民间美术源泉，更是根植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土壤的一种民间文化现象^[219]。以民俗动物作为原型，各地形成了丰富多彩、差异明显的民俗活动，如福建梅州地区青溪仔狮灯^[220]、新疆的维吾尔人动物装扮表演^[221]、蒙古族“那达慕”盛会的动物元素^[222]、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民将“动物”拖鞋当作馈赠礼品^[223]等。跳出国内视野，从全球视野来看，不同动物的形象所附带的文化信息在跨文化对话中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大多数表现为相似或共同文化内涵^[224]。2015年7月4－5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中，人和动物之间的民俗学解读成为一个热点，例如赵李娜（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副教授）分享了《环境、信仰、文艺与生活：人地关系视野下的国家级非遗叶榭舞草龙研究》，孟令法（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讲师）分享了《“动物保护”视域下的“非遗传承”——来自“狗肉”“猴戏”与“点翠”的法律思考》，王悦（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分享了《“非遗”项目“蒙古马耐力赛”与蒙古族马文化的时代意义》。著名民俗学者巴莫曲布嫫解读了彝族火把节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失败案例中关于“animal fighting”的巨大争议，这种中、西跨文化对彝族“animal fighting”的不同解读，实际上为我们理解人和动物的民俗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中国作为一个有大一统政治传统与农耕主流习俗的国家，历史悠久，在人与动物关系上从来不是对立的。人与动物（特别是牲畜）之间的关系成为衡量一个区域民俗的重要指标。

二、关中人心目中的猪狗牛驴

人不是动物的对立面，也不是动物的单纯主人。基于人和动物的共生，关中平原有四种动物尤其值得解读。

第一是关中黑猪。

关中人养猪至少有两用：首先是积肥，其次才是吃肉。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人凭粮食，地凭粪。人养地，地才养人。要想富，多养猪。教子读书，种地养猪。富不离猪，穷不离猪。养猪积肥，已经成为关中人的习惯。有钱难买猪屎泥（猪屎尿和经过猪践踏过的土壤），这是庄稼最好的有机肥料。有经验的农民会给猪圈垫土积肥，开始时垫纯土，逐步增加糠秕与麦草等，使猪圈内保持干燥，吸收猪的屎尿，每隔十天左右将这些猪屎泥清理出圈，放置于高处，堆积成一个小粪堆，上面覆盖一层细黄土，进行沤制发酵^[225]；然后再将第二次清理出圈的猪屎泥覆盖第二层，又覆盖一层细黄土；依次下去，这样一个变废为宝的有机肥料库就建成了！

张国文等（2013）对陕西某出土墓地人和动物骨骼同位素分析，认为关中地区汉族和北方部分游牧民族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食物结构和生计模式，北方部分游牧民族明显受到了农耕汉族的影响从而发生了转变，逐渐“汉化”^[226]。地处农牧交错带（典型的是陕北）南部的关中地区，这些汉人是带有游牧民族文化成分的汉族。近年来，农业科技工作者以甘肃泾川八眉黑猪、四川内江黑猪和巴克夏黑猪进行二元或三元杂交，在关中地区培育了一种优秀“瘦肉型”人工品种猪，进入农业部第一批地理标志产品名录。关中黑猪主要在咸阳—宝鸡之间的农村饲养，有很多生物学上优良特点^[227]。关中黑猪作为肉脂兼用型猪品种，获得农业部首批地理标志产品称号^[228]。关中黑猪虽然生长缓慢，出肉率不高，但是肉质鲜嫩，肉价是普通猪肉的2～3倍。以前主要是供应政府机关与高档饭店，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关中地区普通人也吃得起“黑猪”肉了。如果用普通猪肉做的肉夹馍是5元一个，那么用“黑猪”肉做的肉夹馍则是15元一个，而且还卖得不错。过年杀猪是以前关中人最向往的日子，如果过年杀黑猪，就得放鞭炮庆祝了。关中西府（笔者按：西府是宝鸡的别称。该地区为秦腔发源地，至今以陕西西府方言为代表的宝鸡话保留有很多古老的发音，是最接近于周礼之雅言、国语的语言）的民众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搭棚子请厨子做“秦八碗”。如果是以“黑猪”肉作为基础原料，那么这主人家家底就是十分殷实的了，而且相当好客。

第二是细狗。

我国文化地理环境分异，产生南北不同的文化事项。所谓南船北马、南稻北麦，中国南北民俗差异极大。北方草原地带流行赛马，南方湖湘地区则流行赛龙舟。然而在北方的河北、山东、陕西（关中平原地区）等却流行细狗撵兔。细狗是一种源自古埃及的优良犬种，两耳间宽阔，肌肉健壮，背部结实，胸腔宽大厚实。它奔跑有力，矫健凶狠，奔跑速度比普通狗快三四倍，是最快的犬类，最高时速可达64公里。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地中海、中东、中亚，最后传入我国。细狗最开始是作为猎犬从古埃及传入中国的，逐渐开始中国化的过程。很快，古代关中地区闲暇活动中细狗就成为一种剧烈运动的主角，并且形成诸多关于细狗的民俗，例如二郎神的哮天犬就是以细狗为原型的。判断好细狗的标准是“头如梭，腰如弓，尾似箭，四个蹄子一盘蒜”。也就是说善于奔跑的狗的标准体型是头小、腰细、尾巴直、蹄子紧。当然除了“关中细狗”，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还引进了希腊灵提，奔跑速度可达时速63公里，可连续跑5～10分钟，在速度和耐力上和细狗不相上下。两种狗迅速在关中地区普及^[229]。细狗的转弯能力差，不适用于山地水乡，所以只在关中平原地区才有细狗。

从西周开始，陕西常受到西北黄土高原游牧民族的威胁，久而久之，各民族文化随之入侵，这里成为受游牧民族文化影响最剧烈的区域，也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大融合的舞台。关中地区长期受游牧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狩猎文化）影响，逐渐演化出细狗撵兔这项独特的民间运动。陕北因长期的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结合，从而拥有深厚的狩猎文化和农耕文化杂糅之背景。从西周到隋唐时期，陕北黄土高原护卫关中平原，长安长期成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所在。周秦汉唐的宫廷游猎行为深刻印记到民间体育活动中^[230]。今天古风犹存，除了城里人和稍微富有的农民，关中平原有些县市每逢腊月十三，各村人把细狗往黄河滩地、渭河边一块撵，养狗的人没养狗的人都去凑热闹，形成“千人会河滩”，何止千人，几万人都有^[231]。从几岁娃娃到七八十岁的老爷爷，三教九流，都在冬天下雪盖地后、春暖花开、秋田收割之后，一起带狗四处疯跑撵兔。1958年“大跃进”的“打狗运动”盛行，家家户户齐上阵，工作队员掂着棍子到处追，用下了砒霜的白馍、裹着铁钉的肉引狗，最后各种狗几近绝迹。1996年收缴民间猎枪后，细狗的地位骤然凸显。每条成年细狗从3000到10万元不等，养一条细狗成为一种有钱有闲人的时尚，成为一种彰显地位的文化符号。这些年随着国家封山禁牧政策的实施，野兔失去天敌，迅速繁殖，最高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40只。野兔危害林木和庄稼，人们打着清除害兽的名义，用细狗撵兔，同时也得到一些野兔作为猎物肉食，人们在这种活动中得到情感交流，修身养性，自得其乐。

第三是秦川牛。

商代已有用牛耕田的文献记载。秦代商鞅变法，奖励农耕。西汉赵过在畎田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轮作法，即“代田”。同时西汉农民按一定距离开沟挖穴，播入种子，形成“区种”。许倬云在《汉代农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中曾经精辟分析“代田”法与“区种”法的基本差异，归结为整地、种子、种植、改良土壤条件、土地利用、农具六个方面，特别是“使用畜力，以代替人力”较之以前农业有很大进步，效率提高很多。农民不再直接背负犁头，而是改用农耕，人们开始役使耕牛，而解放了自己。可以这么理解，从汉代开始，牛与人开始形成一个紧密的共生关系，牛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牛，双方相得益彰。君不见，今天关中地区的农民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给牛吃饱喝足了，自己才睡得踏实。冬天时候起床上厕所，都要习惯性去牛棚看一下，给它垫垫草，照看一下。牛生病了，农民自己也吃不下饭。母牛生小牛了，赶紧在给它下的草料里添加几个鸡蛋补充营养。春节到亲戚家拜年，问候完长辈等之后，总要再问问牛怎样、是否安顺。拜完年临走前，亲戚总要用个手提袋放些剩余的馍、菜等，带回来不是给人吃，而是给牛吃。还有诸多细节，恕我不能完全列举。总之，牛几乎成为关中农民家庭的成员之一，几乎具有和人一样的地位。因为历史的因袭，牛在今天的关中地区被人格化、平等化，人牛一体。

古关中人崇尚驶马，志在千里，威在海内，今关中人却喜黄牛，忍辱负重，厮守农舍，来回田头。关中地区养牛主要养秦川老黄牛。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人们对于财富最朴实的形容只有三种：房屋老宅、天地、黄牛。看过小说《白鹿原》的朋友一定还记得，白嘉轩屡次教训乡民“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房要小地要少买个黄牛慢慢搞”。你看，“房”“地”“黄牛”就超越了本身的指称，成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甚至连民众最喜爱的关中皮影制作，也需要选择上好的秦川老黄牛牛皮。根据老艺人的口述史，有的认为9～10岁的黑牛皮（公牛）最好，黑牛皮比黄牛皮透明、白亮；有的则认为3岁左右的黄牛皮最好。到底是黄牛皮好，还是黑牛皮好，可能因人而异，但是都是秦川牛皮。经过泡皮、刮皮、绷晾、打磨、选料、画图、焖皮、雕镂、推实、上色、熨平、连缀成型等20多道程序，皮影道具就做成了^[232]。前台师傅一边唱着，一边双手灵活地舞着皮影，跟着剧情里的人物同悲同喜；后台师傅兼吹、打、拉、弹、唱于一身。幕前的观众则是笑声一片，沉浸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剧情中。秦川老黄牛至死，也用牛皮给关中人带来欢声笑语。正是基于老黄牛精神，千百年以来，关中农民信奉节制欲望、稳扎稳打、绝不张狂的民间法则。

更绝的是，关中大户人家门口都有拴马桩石雕。拴马桩作为民俗“小艺术”品类，主要是拴马、牛、驴、骡等家畜，为了能够抵御住这些牲畜的牵拉、挣扎，实用是第一位的，在以实用功能为基础的整体设计、材料选择等方面又表现出独特的美感^[233]。这些石雕分植物类、动物类、人物类三种，动物类题材不只是马，而是有狮、猴、鹰、象、牛等动物形象及人骑牛、人驭狮等组合图案。但是关中人仍然质朴地将人骑牛等叫作拴马桩。这实际上凝聚着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深度融合史。

秦川牛到底有怎样的生理优点？昝林森（2006）等通过对秦川牛在不同立地条件下生长发育及肉用生产性能的比较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秦川牛在陕西关中、陕北、陕南、西北、西南、东北6个地区的繁殖和发病情况无大差异，说明秦川牛有良好的生态环境适应性。秦川牛是我国著名的役肉兼用的优良地方黄牛品种，它具有毛色紫红、体躯高大、役用能力强、肉用性能良好、遗传性能稳定等优良特点^[234]。但秦川牛产肉性能尚不太理想，要继续加大秦川牛选育和改良的步伐^[235]。基于现时期秦川牛肉用选育方向的紧迫性和严峻性，陈宏（2002）提出秦川牛选育的主要目标和采取的技术措施，包括选择和建立核心群、建立健全秦川牛的选育体系、建立选育协作组、开展联合育种、导入适当外血和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加快秦川肉牛的分子育种等，以早日培育出秦川肉牛新品系，在秦川牛现有经济类型的基础上得到提升与改造，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促进肉牛产业化发展^[236]。秦川牛在引进到新疆喀什地区饲养5年时间里，生长发育良好，繁殖正常，但是在体型外貌、生长发育上存在某些缺点，陕西畜牧工作者引进苏格兰东北部的亚伯丁安格斯牛（Aberdeen Angus）与之杂交，以期改良^[237]。例如邱怀（1999）针对目前秦川牛的生理缺陷，导入1／4外血，提高其肉用性能，有效改良使其成为国际上一流的肉牛品种^[238]。

近年来统计数据显示：陕西省秦川牛蓄栏数大约100万头，仅占陕西全省黄牛存栏数的45%，而陕西省黄牛存栏数处于全国中游水平，秦川牛的品种优势没有形成产业优势。为此，张志恒（2004）建议采取原产地标记注册保护、推广小区标准化饲养技术等相关改进措施^[239]。今天，作为中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作为西部唯一一所农业类的“985”高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取得了优良畜牧品种生物技术、优质高效高产规模化示范养殖技术等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为解决当前秦川牛养殖效益低下、品种退化、数量难以发展的问题，应该将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相关科研成果有效进行转化，产学研结合，建立秦川牛优质高效高产规模化示范园养殖技术，改进和推广整套先进的饲养模式，切实提高秦川牛的经济效益^[240]。

第四是关中驴。

关中驴是天下名驴，体型高大匀称，胸宽额高，眼大有神，体态优美；除少数为栗色毛和青色毛外，大多数毛色纯黑色；平均体高1.4米以上，身长1.5米左右，体重可达300公斤，体质健壮结实，蹄小而坚实，抗病能力强，遗传性良好，持久能力强。关中驴的毛色以黑色为主，但眼圈、鼻、嘴及下腹多呈白色或灰白色，因此被称为“粉鼻、亮眼、白肚皮”。从西汉以来，驴一直是该地区重要的役畜，拉车、驮人、驮重物均可。著名摄影与民俗学家胡武功在1992年拍摄一组“民工在渭河挖沙”的照片，当时民众为致富，在渭河里淘沙，用关中驴拉到河岸，最后卖给建房的人、修建铁路隧道的工程队。关中驴在那一组历史照片中特别显眼^[241]。在以前经济不太富裕的时代，普通人家以驴代车，直接骑驴，有钱的人家才骑骡马。驴食量不大又耐劳，深得民众喜爱。在民间，有“张果老倒骑驴”之传说；新媳妇回娘家，骑毛驴，也是一景。随着汽车时代、铁路时代、高铁时代、飞机时代的来临，关中驴的交通工具役用地位明显降低，一改以前那种“人生如同驴推磨”“毛驴儿推磨——原地打转”“毛驴儿推磨——兜圈子”形象。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骑驴觅诗，“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成就千古名言。“苦吟派”诗人贾岛在驴背上推敲“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撞上了京兆尹韩愈，两人结为知交；同样，贾岛为“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又冲撞了京兆尹刘栖楚的车仗，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被抓进衙门关了一夜。骑驴觅诗经过诗人、文人、画家等不断渲染，进入诸多文艺作品中，最终成为一个经典文化意象^[242]。孟浩然、贾岛所骑之驴，应该都是关中驴吧。看来关中驴不仅仅有实用功能，在文人眼里，甚至成为一种诗情画意的催生剂。

关中驴作为中国出口活体牲畜之一，在世界畜牧界久负盛名，曾输出到东亚地区的朝鲜、越南和泰国等地，深得该国民众喜爱^[243]。20世纪80年代统计全国曾有20几个省来陕引种关中驴，很受各地饲养户欢迎^[244]。20世纪90年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陕西省引进关中驴，与当地驴进行杂交利用，畜牧工作者通过统计对比发现：陕西关中驴与新疆驴杂交效果明显，屠前活重、胴体重、屠宰率、净肉重、净肉率、眼肌面积各项指标均提高^[245]。但关中驴也对新疆驴品种资源构成了威胁^[246]。目前，关中驴品种面临着种质资源逐步退化等严峻问题，科技界应该高度重视关中驴种质资源保护与新品种开发^[247]。

三、结语

前几年，在某一项政府扶贫工程中，从澳大利亚引进原种波尔山羊、亚努比亚黑山羊、奶牛、肉牛等，最后因这些洋动物在关中西部水土不服、人们的饲养习惯等诸多原因，引种均以失败而告终。对于动物的饲养，一定要从流传千百年的本土知识与地方智慧中吸取营养，而不是盲目地“化洋为中”“食洋不化”。饲养动物，本身也是在“饲养”与传承着一种地方性的文化。

关中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不仅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而且滋养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理解这片土地，需要抱有朴实的情感。在关中人心目中，猪狗牛驴等不是普通的牲畜，而是这片土地的另外一种“生活人群”。人与动物在这里和谐“共生”，传承千年，当是一种历史奇迹。

今天，生物科技日新月异，基因工程、遗传改良、克隆工程等，都对地方性物种产生剧烈冲击。这些本土物种或历史上改良后流传了千年的物种，虽然产量不高，抑或有些其他缺点，但是他们生于斯千年，早已适应了此地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仍然具有重要的生物学价值。在关中猪狗牛驴等本土物种中保存纯正的基因，慎重改良基因，也是在保存与传承文化本身。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