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英
内容摘要：论文通过对四川省建川博物馆藏侵华日军家书的话语分析，提出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民众的个体主体性已经被民族国家（天皇），以及体现民族国家（天皇）诉求的“圣战”所遮蔽，民族国家（天皇）和“圣战”的诉求在侵蚀着日本民众的情感、意志和欲望的同时，也成了支配那一时期日本民众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侵华日军家书；话语；主体性
随着20世纪以来存在论哲学的发展，主客二元对立的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世界是人存在于其中的世界，而人是存在于世界中的人。因而人眼中的世界就与人认识世界的参照框架紧密相关。面对同一个现实，有不同参照框架的人体验到的世界是有差异的。侵华时期日军家书就用话语给我们建构了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战争，正如巴赫金所言：“话语最敏感地反映着社会存在最细微的运动。”[273]因而我们通过对侵华时期日军家书的话语分析，可以管窥侵华时期日军家书建构的是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战争之间具有怎样的勾连关系？
一
由四川建川博物馆提供的侵华时期日军家书来看，书信涉及的话语主体和对话者涵盖了所有的人伦关系——夫妻、父子（父女）、叔侄、战友等。在这些人伦关系中，人伦亲情的价值和意义已经紧紧地嫁接在民族国家——也就是天皇，以及体现了民族国家（天皇）诉求的“圣战”上。在道本三男写给道本秋三的信中就写道：“我将不负大家的期望，不惜粉身碎骨以报效祖国。”[274]在阪本英文的书信中写道：“我发誓：一定专心完成自己的使命，粉身碎骨、精忠报国，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今后还望大家多多指教和鞭策。”[275]在渡边喜队给荻野行的书信中也写道：“这次奔赴前线，我一定以粉身碎骨、精忠报国之心作为第一己任，绝不辜负您的期望，今后还望多多指教和鞭策。”[276]在秋雄写给父母大人和家人的信件中就写道：“我誓必为了祖国的人民，为了名誉，在战场上誓死为国，翘首以盼着胜利的到来。”[277]在这些话语中，“我”与“我们”的价值观念完全叠合在一起，在书信中涌动着极强的，同时也是一致的群体心理，个人的情感体验完全被群体心理所掩盖。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言：“在群体心理中，原本是突出的才智被削弱了，导致了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个性也被削弱了。表现出差别的异质化被同质化吞没了。”[278]所以虽然家书涉及的话语主体与受话者涵盖了所有的人伦关系，但是在这些由不同的话语主体写给不同的受话者的信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大体相同甚至是一致的情感体验。个人的情感完全被视为“应该”具有的对国家、民族也就是天皇的情感所掩盖和侵蚀。在一种以群体心理的面貌出现的对国家、民族也就是天皇的情感和意识中，个人被彻底阉割掉了。因而个人的意义、个人的情感指向只有以民族、国家也就是天皇作为载体，这样的感受才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并且这样的体验方式也成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感受和体验世界和人生的方式。中支派遣军筱原部队平木部队樱井队的作田宗弘写给村井伊之助的信件中就有：“能成为皇军的一员，为祖国而战，我感到无上光荣。”[279]在池田善丰的书信中有：“以后我也会好好保重，持有一死报国的决心，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以后也还要请你们多多督促。”[280]竹内盛男的信件中写道：“今后我也会真心诚意地为国家服务，来报答您的恩情。”[281]虽然从直观上看，个人是自己意识内容的所有者，自己思想的作者，也是自己思想和愿望的负责人，但是正如巴赫金所言：“个体是纯粹的社会意识现象。所以‘个体的’心理内容按照其属性就和意识形态一样，是社会的。”[282]可以说，在那一时期的日本，体现了国家、民族也就是天皇诉求的意识形态已经转化为群体的心理，而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流动性的群体心理又彻底地转化为个体心理，或者说扭曲和异化了个体的情感、意志，甚至是欲望。
在这一语境下，由于人力资源是影响战争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因而身体的重要性必然被无限地扩大。在村田八郎写的系列信件中就写道：“那天正值周一，与战友们一起分享这些美味的食品。对于这份情谊除了感谢以外，难以言表，只有以健康的身体，更加努力地工作来回报。天气越来越寒冷，注意不要感冒，保重身体。”[283]“你的体格强健，相信一定会取得甲等合格。”[284]“现在作为一个为国服务的士兵，必须参加定期合格检查，因此，我希望早日出院，回归部队，加强锻炼，争取早日通过检查。”[285]可以说，对身体的强调是整个侵华时期日军家书的极为显明的一个特征，在荻野藤江的信件中就写道：“我身体强健，一切安好，为军队效力，感到光荣，请你们放心。”[286]佐佐木永四写给哥哥的信中就有：“今后天气一定会更加寒冷，请务必保重身体。我等待着你凯旋。”[287]冈次郎写给正子小组的信中有：“虽然春天已经到来，但是祖国依然寒冷，请你爱惜身体。”[288]可以说，在众多对“身体健康”“保重身体”的祝福语背后，是具有个体性或作为个人的身体的缺失，身体仅仅成了实现天皇和国家需要的一个载体、一个环节。应该说，这种主体性缺失的身体是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出现之前的身体的。在西方个人主义出现之前，人和人的身体是合二为一的，身体就是宇宙的缩影。勒布雷东在《人类身体和现代性》中就指出：由土、水、气、木、火这五个词根构成的解剖学词汇就体现了身体与宇宙之间的对应关系[289]。在中国文化中，也有头圆像天，足方像地，天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骨节的关于身体与宇宙之间对应关系的描述。应该说，当人还没有从宇宙这个整体中独立出来时，“身体是一台耦合装置，将人与集体、世界通过对应体系融合在一起”[290]。可以说，正因为身体与宇宙之间的象征意义，那么身体的存在样态以及对身体的损毁都要求具有某种仪式性，也就是要体现出身体的神圣性以及与此相关的象征意义，这一点在日本武士的破腹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德川家康的儿子德川信康剖腹而死，在使者向德川家康禀报这一事件时，就说道：少主自己完成了剖腹，没有人帮助，并且剖得很干净。这在日本人看来就是死得其所，没有可以遗憾的了。应该说人的主体性的逐渐形成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与人，身体与宇宙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勒布雷东在《人类身体和现代性》中认为，维塞留斯的《人体构造》宣布“身体”这个观念诞生了，“维塞留斯在触动肉体，分离出身体，并将其与人区分开来的同时渐渐远离了传统。但他始终徘徊在个人主义的边缘，驻足在先哥白尼时代的世界里。尽管如此，维塞留斯所作出的尝试仍至关重要，人类从此将学会放弃宇宙和集体，并发现自己被纳入‘我思’的体系”[291]。到了笛卡尔，在他的笔下身体就被比作机械，也就是说当人获得独立性和自主性时，身体就与人分离了，或者反过来说，身体与人的分离是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获得的一个标志。
那么从日军书信来看，在日本侵华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体对日本人来说，脱离了人的工具意义已经凸显，但是却并没有形成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正如诺曼在《日本的士兵与农民中》中所言：“自己被征兵入伍的作为非自由主体的一般日本人，无意识地成了把他国国民拷上奴隶枷锁的代理人。”诺曼进而又解释说：“要将他人奴隶化，使用纯粹自由的人是办不到的。相反最残忍无耻的奴隶，将成为他人自由的最狠毒最有力的掠夺者。”[292]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身体”在从宇宙的关联性中释放出来的同时，却并没有就此确立人的主体性。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与勒布雷东宣称的——身体与人的分离是现代意义上人的诞生的标志——的抵牾呢？当勒布雷东认为，当人类学会放弃宇宙和集体，并把自己纳入“我思”的体系时，个人主义阵营就得到了巩固。在我看来，勒布雷东忘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思”得以实现的前提。因为“我思”是难以在真空状态下完成的，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的基本观点就是，理解是以前理解作为基础的。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以“圣战”面目出现的侵略意识成为日本军人和民众感知世界的前置装置。在这一语境下，一方面是脱离了人的身体，进而身体的神圣性削弱了，工具性增强了，因此大面积大规模的身体死亡就是可以接受的了。另一方面，身体在摆脱了与宇宙的象征关系之后，却进入了身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象征陷阱，因而在作为工具的身体在可以大面积的无意义死亡的同时，又给这种死亡裹上了天皇的、国家的、民族的，也是个体的价值面纱。
这样一来，可以说拥有健康身体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就是可以为国效力，怎样来报答亲人的爱，唯一的办法也是，以强健的身体来为国效力和为国牺牲。在村田八郎的信中就写道：“那天正值周一，与战友们分享这些美味的食品。对于这份情谊除了感谢之外，难以言表，只有以健康的身体，更加努力地工作来回报。”[293]在荻野重藏的信件中也写道：“小生托后方人们的福，以强健的体魄，夜以继日地投入军务当中，请放心。”[294]进而甚至生育和孩子的教养都是以国家民族或者是天皇的诉求为指归。在荻野藤江的信件中就有：“为了响应国家鼓励生孩子的政策，繁衍后代，好像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都举行了结婚仪式吧？听说八郎也结婚了，还有国井义雄君也与伊都结了婚，是吧？”[295]小畠和写给原治郎先生和母亲大人的信中就写道：“听说小荻野很好，每天都高高兴兴去上学，十分的努力。希望她健康地成长，成为优秀的日本人。”[296]“优秀的日本人”而不是优秀的小荻成了“我”养育孩子的理想目标。民族国家或者是“天皇”的诉求已经成为那一时期日本人的个人意志、情感和欲望的绝对主体，或者说无孔不入地支配着那一时期日本人的人生体验和人生感受。
二
应该说，那一时期民族国家或者是“天皇”的诉求在侵蚀着日本民众的情感、意志和欲望的同时，也支配着那一时期日本民众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因而对战争的意识也表现出一种极强的一致性。在一封未注明收信人和寄信人的信件中就写道：“此次被奉命以重任，出发之时，承蒙大家的深情厚谊，人们挥舞着太阳旗，前来欢送。我们的船只，在一片‘万岁’的呼喊声中，扬帆起航。此情此景，铭刻在我心里，使我更加坚定了精忠报国，扬我威武的决心。”[297]可以说，那一时期日本民众眼中的战争，眼中的日本和中国，都是在这一认知的前置装置下形成的“幻象”。并且把由这种歪曲性的前置装置所引发的幻觉与真实的事实混为一谈。因而侵略性的战争转化为为了“和平”的战争，合乎“民意”的战争，进而战争被神圣化了——成了“圣战”。荻原常□（此字不清，笔者注）写给久保宿的信中就写道：“我是为了大东亚的和平而来，我一定会努力的。”[298]吉田秀惠写给江向善义先生的信中就写道：“皇军的战斗不会擅自开始，一般是要顺民意，今年将要决定大东亚战争，所以请加倍的努力打理家业。”[299]甚至进而认为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应该对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充满感激和感恩。在今井喜义写给今井藤五郎的信中就有：“最近我们收到很多朝鲜的小学生、中学生寄来的慰问信，他们对皇军的感激之情似乎超过了支那人。”[300]
由于侵华时期的日军书信涉及的话语主体和受话人涵盖面极其广阔，因而书信本身就极其真实地彰显了那一时期日本普遍的意识形态氛围，或者说是群体的心理，而书信中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内容或者叫群体心理的一致性，就使本来是非正义的战争“正义化”了。在今井喜义写给今井由朗的信中就写道：“我们日本军队最近和支那军队打仗，杀了很多支那士兵。我们把坏的支那人杀掉，和好的支那人成为朋友。”[301]在这样的话语中，杀人就已经具有了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重要理由就是犹太人属于劣等民族。而所谓的“坏的支那人”和“好的支那人”不过是其意识形态框架下产生出来的必然结果。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言：“数量就是真理——当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人融入其中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天然正确与合法，并意识到这种群体的绝对数量赋予他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立即会让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数量同时还赋予她一种正义的错觉，在杀人劫掠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心中反而为一种悲怆的情绪所笼罩。”[302]在这一语境下，完全丧失了自我的反思能力、对自我认知方式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丧失了对天皇的神圣性进行质疑的任何可能，进而以神圣天皇名义发动的战争就具有了不可置疑的无上的“荣光”，能否为“圣战”服务和奉献就成了衡量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家庭的价值和意义都唯一参照。高石昭二郎写给家人的信中就写道：“我从十二月一日起奉命转为二等兵……接受了□□航空司令官朝融殿下（我想您应该知道，他是当今皇后陛下的哥哥）。我是怀着作为天皇臣子的荣誉和喜悦之情告诉您这件事的。”[303]丸山政夫写给松田正隆的信中写道：“得知你出征□□之地两个月以来身体健康、勇敢奋斗，作为一名男子没有比直接将家务交给没有出征的国民以及与军人相关者，自己现在出征投身战场更让人骄傲的了，每天通过广播来听战况的消息，我都不禁会想到战场上万戈争鸣的场景。”[304]
实际上，当民族国家（天皇）的诉求成为日本国民认知世界的前置装置时，也就彰显出，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国民“不但难以避免肉体被征召，而且也难以逃脱精神内部被战争思想所占领的命运”[305]。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扬雄《法言·吾子》：“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
[2]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代杜诗学史”（项目编号：15CZW026）、2015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绵阳师范学院李白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李杜诗通》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LB15－04）、2015年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明代杜诗选本研究”（项目号：15SA0048）阶段性成果。
[3]原刊于《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8月10日，今据孙党伯、袁謇正编《闻一多全集·唐诗编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4]张忠纲、赵睿才、綦维、孙微编《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
[5]吴文治主编《辽金元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6]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影印；1963年整理标点，重新排印；1983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新1版。
[8]台湾大通书局，1974年版。
[9]日本中文出版社，1976年版。
[10]《图书馆》1962年第2期，收入《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11]万氏论文原名《杜集叙录》，发表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后收入中华书局选编《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在氏著《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又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改为今名。
[12]华文轩编《古典文学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
[13]后来叶氏论文上编以《杜工部集源流》为题发表于台湾《书目季刊》1969年秋季号，下篇以《杜工部集关系书存佚考》（上、中、下）连续刊载于《书目季刊》1970年夏、秋、冬季号。
[14]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6年印行出版，后经作者修订补充，1988年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又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5]《草堂》1982年第1期。
[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7]《文史知识》1984年第7期，又见廖仲安《反刍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416页。
[18]载周采泉《文史博议》，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153页。
[19]载张忠纲《杜诗纵横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317页。
[20]载丁浩编《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精品版本卷书海拾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1页。
[21]北京图书馆1954年油印本。
[22]浙江图书馆1956年油印本。
[23]杜甫草堂1963年铅印本。
[24]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编著《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
[25]张忠纲主编《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26]台湾艺文印书馆1971年刊行曹树铭《杜臆增校》，此书并非总体研究元明杜诗文献的专著。
[27]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1984年又出版《杜甫诗研究》，实乃前书的增订版，资料更为丰富。
[28]此书原为作者台湾东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后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29]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
[30]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1]齐鲁书社，2004年版。
[32]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3]载卞孝萱等主编《新国学三十讲》，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34]巴蜀书社，2010年版。
[35]《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36]2002年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7]《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
[38]2009年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4]《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1期。
[45]《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3期。
[46]《科教导刊》2002年6月（中）。
[47]《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48]《文教资料》2010年1月号中旬刊。
[49]《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50]《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1期。
[51]《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
[52]2009年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3]《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54]赵超《文天祥集杜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赵长杰《文天祥集杜诗研究》，西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艾茂莉《文天祥〈集杜〉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55]《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6]《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57]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版，经修订，收入《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365页。
[58]载《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59]载《古典文献研究》（第七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60]《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
[61]《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12期
[62]《杜甫研究学刊》2010年第3期。
[6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64]《文学遗产》第408期，载《光明日报》1962年4月1日。
[65]《文史哲》1981年第6期。
[66]《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
[67]《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68]《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69]《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70]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1]《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72]《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7期。
[73]《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4期。后改为《宋濂的〈杜诗举隅序〉》，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
[74]2002年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75]《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
[76]《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77]《东岳论坛》2004年第4期。
[78]《新世纪图书馆》2011年第7期。
[79]《杜甫研究学刊》2010年第1期。
[80]《杜甫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
[81]《杜甫研究学刊》2011年第4期。
[82]《杜甫研究学刊》2012年第2期。
[83]《江汉论坛》2009年第2期。
[85]《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
[86]《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87]《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88]《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
[89]《杜甫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
[90]2008年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91]《运城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92]（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页。
[93]周义敢、周雷：《苏舜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2页。
[94]同上，第74页。
[95]（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96]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9页。
[97]周义敢、周雷：《苏舜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页。
[98]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6页。
[99]周义敢、周雷：《苏舜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页。
[100]周义敢、周雷：《苏舜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6页。
[101]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凡本文所涉及的苏舜钦作品均引自本书，下文不再注出。
[102]沈文倬：《苏舜钦年谱》，《苏舜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103]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36页。
[104]傅平骧、胡问陶：《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748页。
[105]周义敢、周雷：《苏舜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页。
[106]（元）方回：《瀛奎律髓》，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05页。
[107]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4页。
[108]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0页。
[109]吴文治：《宋诗话全编（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3页。
[110]周义敢、周雷：《苏舜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0页。
[111]同上，第45页。
[112]郭绍虞、富寿蓀：《清诗话续编·载酒园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页。
[113]周义敢、周雷：《苏舜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8页。
[114]郭绍虞、富寿蓀：《清诗话续编·围炉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04页。
[115]（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1页。
[116]周义敢、周雷：《苏舜钦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6页。
[117]（清）叶燮：《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118]（清）翁方纲：《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119]（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上海古籍出版，1986年版，第19页。
[12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15页。
[121]宁调元：《太一丛话》十七“刘宗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122]《刘宗周全集》第五册《刘子全书序》，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第757页。
[123]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清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默斋重刻本为残本，寿雪山房堂藏版，扉页镌“嘉庆戊辰新镌”字样。
[124]案：《经术》曾以单行本流行于坊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旧藏清道光四年甲申（1824）王氏刻本，今收入《刘子全书》第十四至十九册内。
[125]《子刘子行状》两卷，今收录于《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61页。
[126]《王学研究季刊》2012年第2期。
[127]评语见《明清史料汇编·明季南略》第4集，第31册，第740页。
[128]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史部》著录者为五卷本，由宗周门人王毓芝编集成书。载称：“前有‘纪事’六则，犹之序例。此其门人王毓芝所编，故从学者之称也。其中编次年月，官阶与史所载相同。宗周危言谠论，深中时弊，自应抄录，与本传互相发焉。”
[129]《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下”，华文书局据清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刊本影印再版，第3697页。
[130]《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下”，华文书局据清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刊本影印再版，第3620页。
[131]案：计有《表贞录跋语》《刘氏续置祠田始末公移》《义田权舆说》《明德渊源录跋语》《芳斋公三世家乘跋》《孝义传芳》及《大家纪说》七篇。
[132]案：是本原朱酇卿别有斋旧藏。
[133]《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
[134]同上。
[135]《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子刘子行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
[136]《明儒学案》卷首《师说》选录明儒十六人，其中以大儒方孝孺为首录；而《道统录》则以宋濓为首选，两书之取舍虽不尽相同，然宗羲尊师重道之心志和对儒者予以独辟畦町之评价，肇始之功非宗周莫属。
[137]参阅《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下》，第3648页。
[138]《刘子全书》卷首《抄述》，第136页。
[139]谢国桢：《新订晚明史籍考》卷八《甲乙之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75页。
[140]《刘子全书》卷二十一《目录》，第1679页。
[141]《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上》，第3578页。
[142]《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上》，第3578页。
[143]参阅《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圣学宗要》，“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77年版，第303页。
[144]语见《全祖望全集汇校集注·槎湖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8页。
[145]《全祖望全集汇校集注·丰学士画像记》，第1110页。
[146]（清）沈清玉：《国初人传·刘伯楼先生传论》，清刻本。
[147]乾隆年间文渊阁写本《四库全书》将《学言》三卷与《圣学宗要》一卷于提要中分别著录，可见两书在宗周思想体系中之重要性。
[148]《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三《子部儒家类三》提要，第25～26页。
[149]同上。
[150]证人书院在浙江会稽（即今绍兴）。明嘉靖年间原为古小学，奉祀宋尹和靖。宗周为了救正明末王学之失，遂选该址建讲堂五楹，名为“证人书院”，率弟子讲学其中，中发“诚敬”“慎独”学旨，四方从游者蜂拥蚁聚而至，声势浩大。乾隆《绍兴府志》述其事颇详：“会稽县义学即古小学也，在府治东南三里舍子桥下，旧为法善寺。明嘉靖间寺废，知府洪珠改建以祀宋尹和靖先生，名古小学。中堂肖先生像，春秋致祭，岁久倾圮，刘念台宗周重修之，后新构讲堂五楹，率弟子讲学于此，额曰‘证人书院’，月必再会，证人之名为海内学者仰慕。宗周殁，门弟子置宗周主于其中，每月三日仍为讲学之所。”（见乾隆《绍兴府志》卷二十《学校志二·书院》，第22～23页）清康熙七年戊申（1668），弟子黄宗羲恢复书院讲经会以申明师说。至五十九年庚子（1720），知府俞卿与知县张我观，鼎新规模，观改书院为会稽义学，并置田二十亩为馆谷，后废。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及五十三年戊申年两度重修，易名为稽山书院。
[151]《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下》，第3632页。
[152]同上。
[153]《刘宗周全集》第五册，第847～850页。
[154]《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下》，第3634页。
[155]宗周大弟子黄宗羲为了阐扬乃师之学，于《明儒学案》首立“蕺山学案”及师说。“学案”之内容依次为梨洲序、蕺山小传、语录、会语、易篑语、来学问答、三原、《证学杂解》、诸说、《读易图说》、《圣学吃紧三关》、《大学杂辨》、《论语学案》，方便弟子循序诵习。而《圣学吃紧三关》得以录入，可知该书在宗周思想体系中之昭然地位及编者独诣之见。
[156]《刘宗周全集·五子连珠》第二册，第203页。
[157]《刘宗周全集·孔孟合璧》第二册，第221页。
[158]《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上》，第3582页。
[159]《刘子全书》卷四十《年谱上》，第3620页。
[160]《刘宗周全集·阳明传信录》第四册，第2页。
[161]《刘子全书及遗编》卷十三《阳明传信录三》，台湾大学文学院藏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重刻本。
[162]《刘子全书及遗编》卷十一《阳明传信录小引》，台湾大学文学院藏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重刻本。
[163]《刘宗周全集·年谱》第五册，第226页。
[164]《保民训要·引言》，第1页，《续说郛》第九集本，台湾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关西大学泊园文库、日本学士院图书馆皆有入藏。
[165]《刘宗周全集》第三册卷四《申明巡城职掌以肃风纪以建治化疏》，第227～228页。
[166]《刘子全书·年谱上》，第3582页。另见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崇祯六年条”，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99页。
[167]《刘宗周全集·年谱·录遗》，第五册，第561页。
[168]（清）毛奇龄：《西河文集·传四·明左都御史蕺山刘先生传》，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69]宋氏谓此书乾隆《绍兴府志》引《会稽县志》所著录者，与雍正《浙江通志》及乾隆《浙江通志》相同。
[170]《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六《子部儒家类存目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本，第36页。
[171]宗周在学术立场上虽归宗阳明，然其用“主敬”“慎独”及“诚意”来标示道德修养之效验，论说不仅兼具体用，纵横自如，六通无碍，且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可谓镕铸多端，包罗万象。反之奭龄则为学宗尊龙溪“四无之论”，识得本体便是工夫、并引入释家因果之说，援佛入儒，势必导致猖狂纵恣，流为无忌惮之归。对此，宗周本人坦言：“吾乡陶石梁子，雅为吾党推重，特其入门不免借途于释氏，一时从游之士多以禅起家，卒难骤返于正，亦其弊也。仆与石梁持论，每有异同，或至山穷水尽之日，将有废然而返者，未可知也。”（参阅《刘宗周全集·答王生士美》第3册上，第413页）宗周与奭龄虽在学术不同之见解上分道扬镳，然私交甚笃，未因学术见解迥异而决裂。
[172]《刘子全书·遗编》卷六《证人小谱序》，第9页。
[173]（清）彭绍升：《居士传》卷十五《袁了凡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清光绪四年戊寅（1878）许氏刻本，第634页。
[174]《刘子全书》卷一《人谱·自序》，中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
[175]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二十《刘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176]（清）林昌彝：《林昌彝诗文集·刊刘忠介公人谱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77]郑振铎《西谛书目·丛书类》著录，包括《人谱正篇》一卷及《续篇》二卷，收入《赖古堂藏书十种》内。
[178]此本邵懿臣《增订四库简目标注·子部儒家类》著录，至今未见传本。
[179]《人谱类记》卷上，清道光四年甲申（1824）白沙教忠堂刻本。
[180]陈去病：《五石脂·念台讲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181]据四库馆臣之意，《人谱类记》主要是宗周为了启迪初学而作，其在《四库提要》中称：“《人谱类记》二卷，曰‘体独篇’，曰‘知几篇’，曰‘凝道篇’，曰‘考旋篇’，曰‘作圣篇’，皆集古人嘉言善行，分类录之以为楷模。每篇前有总记，后列条目，间附以论断，主于启迪初学，故词多平实浅显，兼为下愚劝戒。”（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三《子部儒家类三》，第26页）考宗周之《人谱类记》除了具启迪初学以为入门之要外，更为中人以下者立教而设，与袁黄《功过格》宣扬福善祸淫等因果报应思想大异其趣。
[182]《台州府志》卷六十八《艺文略五》载称《方正学录》为“明刘宗周撰，宗周山阴人，是书见《千顷堂书目》，今未见”（上海游民习望所印本）。
[183]见《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49页。
[184]《黄宗羲全集·答恽仲升论刘子节要书》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217页。
[185]（清）阮元：《文选楼藏书记》卷一，越缦堂旧藏手抄本。
[186]《子刘子行状》两卷，见录于《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09页。
[187]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的默斋重刻本为残本，原寿雪山房堂藏版，扉页题“嘉庆戊辰新镌”字样。
[188]此刻本合共四十卷，卷前有《征刻启》，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吴杰所撰序，门人黄宗羲所撰序，《蕺山弟子籍》、《学人表》及董氏所编《刘子全书抄述》。此本与宗周初稿、刘汋录编本及其他版本互校参订，分类排纂，仿《二程全书》之意定名为《刘子全书》，为通行之善本。
[18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43～844页。
[190]此本《大梁书院藏书目录·集部别集类》著录为十卷，今香港中文大学综合图书馆藏清刻本。
[191]《刘宗周全集·刘蕺山先生文集序》第五册，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1997年版，第818页。
[192]《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别集类二十五》，第58页。
[193]案：书中著录提及有乾隆十六年雷
刊本，廿四卷附以《年谱》等书，道光间萧山刊本四十卷，题“刘子遗书”，《乾坤正气集》本。
[194]山东大学图书馆所藏《刘蕺山先生集》二十四卷，首一卷，清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雷、郑肇奎等证人堂刻本。书名签题“刘蕺山先生集”，版心下镌“证人堂”。封面镌“乾隆壬申年新镌，刘蕺山先生遗集本衙藏板”字样，版式行款为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卷前有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雷所撰序、郑肇奎序、汤大宾序、杜甲序及《刘蕺山先生集》原序，首一卷为本传，卷末附《年谱》二卷。
[195]（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16～718页。
[196]（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二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411页。
[197]衷尔巨：《蕺山学派哲学思想》第十八章《蕺山学派主要著作简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98]（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年谱》，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94页。另见《嘉兴府志·张杨园先生传》及（清）盛枫：《嘉禾征献录》卷四十五《张履祥传》。
[199]（清）陈确：《陈确集》卷十七《文集·书山阴语抄后》，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6页。
[200]（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祝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2页。
[201]《明儒学案》的编纂宗旨重在辨析明代儒学各派的源流演变和思想特点，据宗羲七世孙黄炳垕所编的《黄梨洲先生年谱》记载，清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明儒学案》编成，除钞入《四库全书》外，安阳许酉山，甬上万贞一各自刻印过数卷，后因半途而辍，而故城贾氏刻本又杂以臆见，只有慈溪郑义门续完万氏未竟之刻，始为善本，流传亦广。
[202]据台湾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引录，1984年版，第1～57页。
[203]同为刘门高弟，黄宗羲与张履祥之学问旨趣及思想趋向则迥然有别，清儒周镐有以下精要之论述：“观黄宗羲所辑《明儒学案》，出奴入主，大约以姚江为宗。梨洲受业蕺山，而其所载《蕺山语录》，亦依附姚江，不免阳儒阴释之病。先生（即张履祥）虽及蕺山之门，独能力挽颓波，明正学于举世不明之日，上继洛闽之绪，可开清献之传，志称朱子后一人，允矣无愧。”见《杨园先生全集·序》，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11页。
[204]《梨洲遗著汇刊》下册《孟子师说题辞》，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扫叶山房排印本。另见（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七《跋黄梨洲孟子解》。
[205]（清）沈初：《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清乾隆四十年乙未（1755）刻本。
[206]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经部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页。
[207]清乾隆年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分上、下两卷，经查校诸本，得知其内容并无详略之分，各章排比次序均依《孟子》七章之旧，即首章“孟子见梁惠王”至末章“由尧舜至于汤”，中间各章次序亦同。
[208]天津图书馆所藏之《釆蕺斋残稿》为宗周之未定稿。此稿原为直隶天津图书馆所旧藏，内有编目者写于宣统二年庚戌（1910）之识语谓：“乌丝阑旧抄本釆蕺斋文六册，诗二册、语录、杂文二册，计十册，不分卷，不题撰人名氏，玩其文辞，及明刘蕺山先生宗周未定稿也。”书口上镌有“釆蕺斋”字样，篇名天头间标“已刻”或“刻”，书中附夹沈复粲“鸣野山房抄存”的零页。版式行款为九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单边，乌丝栏。见刘尚恒：《新见明末刘宗周残稿及其边事疏佚文三件》，载《文献》1988年第4期。
[209]刘尚恒：《新见明末刘宗周残稿及其边事疏佚文三件》，载《文献》1988年第4期。
[210]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
[21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Y088）、2012年度中国科协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项目（2012KPYJD10－19，2013KPYJD28）、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TYETP201406）。
[212]韩民青：《人：动物＋文化》，载中国人学学会主编：《人学与现代化——全国首届人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
[213]聂方舒：《人是民俗的动物》，《黄河之声》2012年第10期。
[214]赵倩：《人·动物·隐喻——从英汉动物成语来看“人是动物”的隐喻》，西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215]萧兵：《中国上古文物中人与动物的关系——评张光直教授“动物伙伴”之泛萨满理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16]刘研：《生肖动物词语鼠民俗文化意义探析》，内蒙古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217]孙悦：《类人动物小说研究——以沈石溪作品为例》，《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3期。
[218]李志慧：《关中文化概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19]李建：《民间动物造型艺术与民俗活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20]肖灿：《梅州地区最具特色的民俗动物舞蹈——青溪仔狮灯》，《大众文艺》2012年第23期。
[221]韩芸霞：《维吾尔民俗活动中的动物装扮表演探究》，《大众文艺》2011年第5期。
[222]吕秀华：《蒙古族节日民俗中动物元素之探析——以那达慕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23]宏琳：《“动物”拖鞋进万家》，《黑龙江年鉴》，1998年，第369～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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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胡武生：《骑驴觅诗得真趣》，《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0日第16版。
[243]侯文通、卢文龙：《关中驴生长发育的初步研究》，《畜牧兽医》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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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吕长鹏、肖国亮、库尔班·阿木提等：《陕西关中驴与新疆驴杂交效果》，《当代畜牧》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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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封赟、张金川、江晓军：《关中驴的保种与开发利用》，《农业科技与信息》2009年第5期。
[248]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时期边缘藏区的移民、开发与族际互动研究”（10CZS030）阶段性成果，并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NCET－10－0574的资助。
[249]国内有关家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近年来对藏区东部的调查和研究，代表性论著如李锦：《土地制度与嘉绒藏族房名的获得——对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跷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郭建勋：《锅庄石信仰、房名与藏区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川西鱼通地区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李锦、卡布阿乌：《嘉绒藏族老人超越家屋的权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250]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著，翟胜德译：《藏边人家：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251]2008年2月23日，Baili，男，71岁。
[252]2008年3月2日，Dudu，男，43岁。
[253]2008年2月25日，Cier，男，60岁。
[254]“扎卡”意为“百姓”，是土司衙门固定安置在村落中的农奴，每一户百姓称作一个“门户”。参见编纂委员会：《木里藏族自治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255]尝新礼每年举行一至二次，小春收后一次，或小春、大春收后各一次。贡品以粮食为主，杂以其他实物。参见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256]2008年2月24日，Baili，男，71岁；2008年2月23日，Nongyi，男，68岁。
[257]崔克信：《秘密之邦—木里（西康）》，《西康经济季刊》，1946年13卷。
[258]2008年2月24日，Baili，男，71岁。
[259]2008年2月13日，Gongbu，男，46岁。
[260]2008年2月24日，Baili，男，71岁。
[261]2008年2月24日，Baili，男，71岁。
[262]2008年2月24日，Baili，男，71岁；2008年2月27日，Duji，男，74岁。
[263]2008年2月20日，Dazhen，男，41岁。
[264]邱述钤：《木里土司——项扎巴松典》，《康导月刊》1941年第3期；编纂委员会：《木里藏族自治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页。
[265]2008年2月24日，Baili，男，71岁；2008年2月14日，Gongbu，男，56岁。
[266]2008年2月24日，Baili，男，71岁；2008年2月20日，Dazhen，男，41岁。
[267]2008年2月23日，Danzhu，男，50岁；2008年2月24日，Baili，男，71岁。
[268]庄子是土司赏赐给贵族、上层僧侣与头人的农奴。庄子没有迁徙自由，听从“主人”调遣。参见编纂委员会：《木里藏族自治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269]Zhabayingzhaxi家由Lawu家分出，但并未在新家名前缀以老家名，而是依据新家屋所在的地名，即Zhabaying，加分家者人名组合而成，这是新家名中的特例。
[270]摘录自Siying家2008年2月14日婚礼礼单。
[271]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中心”课题“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书信的话语研究”（项目编号：14DFWH024）的阶段性成果。
[272]侵华日军家书系由四川省建川博物馆提供，西华大学组织翻译（以下均简称侵华日军家书翻译稿）。
[273]〔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李辉凡、张捷、张杰、华昶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274]尹建英翻译，编号：180－1。
[275]瞿沐学翻译，编号：日军018。
[276]瞿沐学翻译，编号：荻野行004。
[277]王晓芬，前田安之助001至003，45，2册1。
[278]〔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戴光年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279]汪南翻译，编号：027。
[280]汪南翻译，编号：日军222。
[281]汪南翻译，编号：日军221。
[282]〔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李辉凡、张捷、张杰、华昶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283]瞿沐学翻译，编号：村田八郎－4－036。
[284]瞿沐学翻译，编号：村田八郎－4－037。
[285]瞿沐学翻译，编号：村田八郎－4－038。
[286]瞿沐学翻译，编号：荻野藤江015。
[287]王晓芳翻译，编号：281—1至281—3。
[288]王晓芳，吉田正子005至008，49，2册，2。
[289]请参见〔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290]〔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291]〔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292]〔加〕诺曼：《日本的士兵与农民》，转自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0页。
[293]瞿沐学翻译，编号：村田八郎－4－036。
[294]瞿沐学翻译，编号：荻野重藏003。
[295]瞿沐学翻译，编号：荻野藤江004。
[296]王晓芬翻译，编号：100－1至100－2。
[297]瞿沐学翻译，编号：日军086。
[298]杨清翻译，编号：85－1至85－2。
[299]王晓芬翻译，编号：84－1至84－2。
[300]汪南翻译，编号：016。
[301]汪南翻译，编号：013。
[302]〔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戴光年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303]杨清翻译，编号：194－1至194－2。
[304]黄倩雯翻译，编号：松田正隆430－4。
[305]〔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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