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蕴藏着新人口红利

国际经验表明，在自由经济体制下，年轻人口数量与创业创新、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在低生育和少子化社会，年轻人口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产。年轻人口是最富朝气、活力、创造力、生产力、消费力和战斗力的人口，经济活力实际上是人口活力的反映。通过人口少子化和近年出现的经济下行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重新发现人口的价值，重新发现年轻人的价值。年轻人口是我们谈了很多年的人口红利的最大创造者和提供者。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人口的价值贡献，它根源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才能为社会提供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有早晚、有大小，但是不会消失，这个红利主要就在年轻人口身上。

所以，中国应该欢迎而不是惧怕“婴儿潮”，并为此努力创造一切必要的养育条件。婴儿人口是人力的储备，是动力、希望和未来，人口增长意味着潜在的红利增加。在生育率持续低迷的今天，人口发展必须逆势而上，未来的繁荣就寄托在今天的新生儿身上。

少年强则国强。发展经验显示，每一次“婴儿潮”主导的人口增长浪潮，都会对应出现一个经济繁荣期。创造“婴儿潮”等于创造生生不息的新人口红利。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尽量释放“全面二孩”政策弥补少子化亏损的效能。

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到省市区层面上实施会有一个过渡期，在各地落地也有一个时间差。所以，首先值得期待的是各地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尽快落地实施，缩短过渡期也缩小时间差，以期充分释放政策效能，特别是让部分想生能生的70后抓住这最后的生育机会。非独群体主要是70后高龄人群，其中小部分可能会将二孩生育意愿付诸行动，如何科学备孕、助孕、优孕、降低风险是大家所关心的，需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计委)等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生殖健康优质公共服务，并开辟绿色服务通道。

其次，要采取配套政策措施，将生育权限政策和生育导向、生育服务和生育福利政策紧密结合，形成四位一体的政策合力，重建生育文化，降低生育成本，营造生育氛围，鼓励生育行为，创造“乐生、想生、敢生、优生”的二孩生育格局。

再次，要豁免对超生二孩行为的惩处和罚款，要建立“包容性二孩”、“包容性计生”和“人道主义计生”的新理念，超生虽然属于法外行为却在情理之中，借此努力弥补长期少子化所造成的年轻人口亏损和生育新政遇冷所带来的“婴童赤字”现象。

完整的生育政策包括了若干组成部分:

一是生育权限政策。就是政策赋予的生育权和生育选择空间，目前包括了汉族人口双独二孩、单独二孩、非独一孩及一孩半，以及少数民族人口更为宽松的生育政策。“单独二孩”政策是沉寂33年后的“一孩化”为主导的生育政策一次破冰式改革，2015年岁末出台的“全面二孩”政策则走到了生育政策改革的关键环节。

二是生育导向政策。就是宣传导向和利益导向是鼓励“一孩化”抑或“非一孩化”。2000年以来，我国的平均生育率持续低于1.3，掉入了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警觉巨大的政策惯性和人口惯性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和危害，当务之急是要改变“一孩化”的生育导向政策，特别是宣传舆论导向要逐渐过渡到鼓励适度生育的方向上来。利益导向上则要停止对新增第二代独生子女“单独家庭”的奖励政策，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进行必要的历史切割。

三是生育的服务和福利政策。迄今为止，中国一系列的生育服务和保障政策都是围绕着“一孩化”建构起来的，也需要根据生育权限政策做适当调整和改变。应该看到，从生育权限政策到生育导向政策，再到生育的服务和保障政策，实际上是连带关系，这注定了下游改革必须与上游改革相呼应，下层改革必须为上层改革托底。

毫无疑问，生育权限政策决定了生育导向政策和生育服务及保障政策的走向。生育权限政策的改革只是系统性、综合性和联动性生育政策改革的第一步，我们有理由期待以人为本、以“尊重生命、保障权利”为核心的生育政策改革有进一步的行动。生育政策的改革深化需要走综合、联动、跟进的路线，配套的改革才能真正体现“二孩政策”的初衷，即有助于实现适度低生育水平、提高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增进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孩政策”放宽生育权限隐含着至关重要的人口价值观、生育价值观、孩子价值观的嬗变。这就是新增人口不是越少越好、出生率和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孩子不是包袱而是希望。在持续的超低生育率的挑战之下，家庭友好、生育友好、孩子友好的生育政策才是未来的方向。

首先，生育导向政策需要做历史的切割，展现出破旧立新的改革勇气和当机立断的改革智慧。现今的生育导向政策已经被独生子女政策固化了，需要剥离和解套。我国需要为二孩以及未来更全面的生育权限建构起更明确、更新颖、更前瞻的生育导向政策。“一孩化”的限制生育时代终究要过去，多元化的自主生育时代一定会到来。全面二孩的政策取向需要宣传导向和利益导向政策的跟进，避免和减少选择性“独二代”高风险家庭的出现。

国内外经验都表明，比诸一孩家庭，二孩家庭才是“合适之家”，这一观点具有重要的人口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从人口学角度看，笔者认为，“近更替水平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FR在1.8—2.5之间波动)是维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实际情况却是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而且持续处在超低的状态，既不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长期的政策性“一孩化”积存了上亿之众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中国社会早已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从社会学角度比较来看，二孩家庭的结构和功能更加健全，社会细胞更加健康，自主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更强，二孩生育选择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所以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主流的家庭形态应该以二孩之家居多。

其次，生育的服务和福利政策也要配合二孩政策作出调整。既然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早已不是出生太多而是出生太少、生育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的问题，所以在人口治理体系上要做重大的战略性调整，欢迎和鼓励一切有条件的家庭生育二孩，不仅生育二孩的产假待遇不减少，相反可以根据各地的条件有所增加，再结合其他的鼓励性措施，创造一切有利于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条件，释放一揽子综合改革的效能和红利，彰显出以全面系统改革谋人口发展优化的战略远见与历史责任。同时，为准备生育第二孩的父母进行怀孕风险的评估，不仅做到适度生育，而且实现优化生育，提高优孕优育、母婴健康的比例，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需要有高技术含量的生育服务，恰恰是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两大部门合并之后大有可为的领域。目前的状况是，一些符合生育权限政策的单独家庭因为劣孕风险和高昂的生养成本而很可能被迫放弃第二孩的生育计划，这样的话，“全面二孩”政策对他们来说只是“看上去很美”，却无法实现梦想的政策待遇，而不是政策实惠。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之后，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建构包括生育护航计划、生命成长计划和生活扶助计划为内容的人口治理体系来为适度生育、优化人口、家庭幸福、社会和谐、民族强盛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