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生育率是强国大患

“人口”这一概念看似简单其实深邃，包含着人口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问题、一切命题、一切答案。

人口是一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人类生命个体所组成的统计学总体，具有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和变化五个特征。家庭是人口发展最基本的单位。孟子曰:“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我们可以从人口学角度获得新的理解，即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育。

人口是一个集成概念，包括了“人”与“口”两个分概念，“人”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社会性和能动性;“口”体现了人口的数量性、规模性和统计性。“人”决定“口”，“口”影响“人”。“人”就是人类发展，“口”就是人口生态——包括了分人口或者亚人口的数量、构成、关系与功能，为此我们要树立以人为本、生态平衡、关系协调、可持续的人口发展观。

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或者说生物属性。社会属性表明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属性是制度和文化赋予的，即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言:“人是文化的生物。”所以说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又是人的发展。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人的自由、全面、有保障的发展。生物属性表明了人类作为生命体的发展特征，表明了人其实是欲望的符号和载体，所以说人口问题的实质是需求问题，人类的生物学需求——食欲、情欲、知欲——是否以及如何满足，这一点很要紧，社会属性是生物属性的“文化外衣”，人性的本质和本能却在自然的和生物的属性中，涉及人类性情的欲望常常具有刚性的力量。

进一步，我们要确立有关人口的角色、地位和作用的三大基本判定或者说人口公理。首先，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这里的人口就是具有一定数量的人的概念。我们不能被人口的数量属性迷惑，而忽视人口的社会属性——人的存在，既要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树木”。其次，人口是社会生存的基础。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一定数量、一定分工的人口，就难以成为人类社会。人口学有“最低人口”概念，生育决定人口的未来，所以需要维持一个“适度生育率”，确立生育率下降的底线伦理，或者说“底线生育率”。其实，二者是一个意思，就是“更替水平生育率”。最后，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人口，就有需求。有需求，就要供给、保障、生产和发展。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人类的欲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印度圣雄甘地说过:“地球能满足人类的欲求，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人口问题的实质是需求问题”和“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两个命题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需要提醒的是，需求问题既包括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包括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供给的需求。换言之，我们既要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条件，也要为人口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流传多年的“人口环境”的说法并不全面，容易将我们的认识引向将人口边缘化、数量化和非主体化的歧路。

35年间，“一胎化”政策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新人口危机，实为关系民族存亡、文明兴衰最为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毋庸置疑，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风险巨大、代价巨大、影响巨大的社会实践，需要大胆改革，以谋人口生机。

第一，“一胎化”政策加剧了权利贫困。国民的权利贫困是经济贫困和文明落后的根源。权利贫困是深度贫困，因为权利贫困意味着人口主体性的丧失，意味着人类发展的不足和失败。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代表了人口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口代表了人口的数量性和统计性。人决定口，口影响人，这就是人本主义人口观。人类现代文明史表明，对私权的高度尊崇和严格保护是“以人为本”的核心，也是制度文明的基石。人口安全是人口发展必须坚守的底线，生命安全又是人口安全的基础。“天地之大道曰生，如来之大德曰慈。”2004年，人权入宪，但生育权乃天赋人权这一全球通识在中国却奇怪地没有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对生育权的界定具有普适价值。1968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早有答案:“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74年，布加勒斯特召开首次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并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其中对于生育权作了如下定义:“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数量和生育间隔并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有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次里程碑的会议承认生育目标的多样性，因此不建议各国任何规范性的家庭人数标准，指出:“当低生育率业已成为事实或成为政策目标时，设法确保家庭人数仍有变动的可能。”其后的国际会议也一再重申“生育权是天赋人权”的基本观点。计划经济虽然进了历史博物馆，然而在生育权问题上，我国仍然滞步于强权专断的误区中。

计生问题的实质是强大的公权力限制和剥夺了弱小的私权利，强制计生的推行以生命和发展为代价。因为强制计生，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因为手术后遗症，有多少男人和女人遭遇不幸、痛苦终生?!因为强迫堕胎，有多少孕妇和产妇付出了极其昂贵的生命代价?!因为选择性流产，有多少女胎被扼杀于母腹中?!根据有关专家计算，1980—2010年中国共出生了29702万男孩、26129万女孩，男孩比女孩多3573万。这样，若按正常性别比102—107计算，大约有1630—2991万女胎被剥夺了出生权利;按105均值计算，大约有2159万女胎被剥夺了出生权利。

第二，“一胎化”政策加速了大国空巢。生育“一胎化”加速了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进程。据统计，我国空巢老人数量2013年突破1亿大关，全国老年空巢率平均接近40%。实际情况将更为严重，独生子女父母空巢率将很高，因为独生子女外出求学、工作和生活，很多独生子女父母中年就已处空巢状况。由于生育的少子化和年轻人口外出，不少乡村出现空心化趋势，农村老人的空巢率将很高，代际居住的分离导致赡养—照料的“代际脱离”，老年安全问题将普遍出现。除了“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外，“孤独终老”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将贯穿21世纪，贯穿独生子女父母和独生子女自身两代人的生命历程，空巢空心，空巢无助，老无所依，晚年如何安顿、幸福如何保障?家庭养老名存实亡，社会养老又难以期待。空巢老人失养失助失亲现象日趋普遍。独生子女家庭将经历两三代“痛苦老龄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全新的人道主义问题。“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古有明训，于今更烈。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都必须依靠儿女子孙和年轻劳动力的支持。人口问题既需要外看，即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需要内观，即分人口或者亚人口(sub-population)之间的依赖关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保护人口生态的内部平衡，人口失衡、人口崩塌将诱发社会危机。

第三，“一胎化”政策诱发了性别失衡。性别失衡所导致的婚姻挤压本质上是严峻的人口生态失衡危机，根本上是过于严格、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和过于强烈、偏执的偏男生育意愿相互冲突和挤压的产物。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普遍、严峻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导致婚配性别比失衡，迄今产生了至少3000万的男性光棍。根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参与发布的《2012—201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中国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则高达206∶100。70后已成“剩男”重灾区，30—39岁男性中有119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而同年龄段女性中有582万人处于非婚状态。“剩男”问题正在持续发酵。在2013年“双十一”来临前，某团购网站推出“团购越南新娘”的活动，几万网友参与，昭示婚配难问题浮出海面。媒体报道，在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一群找不到媳妇的“老大男”。河北省沧县某村人口数千，大龄未婚男子据称过百。“人往高处走”，农村女青年无论是考学还是打工，都愿意留到城市里生活，加剧了小区域的性别比失衡。

“剩男剩女”现象的蔓延降低了婚内生育率，进一步加剧了超低生育率，危及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剩男问题具有“狼性人口”的自然属性，极可能诱发性犯罪等群体性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危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我国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严重失调的社会大背景下，即使“剩男”抱有天大的乐观，也无法化解“狼多肉少”严峻人口形势下择偶难、成家难、养老难的连锁问题。

第四，“一胎化”政策产生了人力短缺。持续的低生育率已经产生“青年赤字”，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国防人力资源短缺，中国正逐步丧失人力资源相对充裕的优势，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凸显。人口大国早已突破“刘易斯拐点”，拉开了人力资源短缺的帷幕。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四年绝对量下降，16周岁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2013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减少371万人，2015年减少487万人。2015年底，我国现有劳动年龄人口9109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3%。严格的生育独子化和持续的人口少子化导致最富有创造力、生产力、消费力、威慑力和战斗力的年轻人口规模和比重的下降。据测算，我国18—22岁年龄段的青年人口，2008年达到峰值12540万人左右，以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同年龄段的人口只相当于2008年的56.2%，只有7000万人左右。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4000万人。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三普”)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四普”)时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降到22.8%，2010年“六普”时又下降到16.60%，28年间降低一半以上。0—14岁人口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严重少子化。军队独生子女兵比例过高，严重影响战斗力，威胁到国防安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和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将导致“人口实力”“人口优势”“人口红利”的极大弱化，这将与大国复兴的伟大目标渐行渐远。

年轻人口是国家的最大资产。年轻人口具有显而易见的国家安全意义和战略资产价值。年轻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青壮人口，其中青壮人口或者劳动年龄人口是国家的“实力人口”，其长期变动趋势深刻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人口替代，少儿人口要成长为青年人口，生育少子化产生连波效应，少儿人口供给量的减少会导致青年人口的减少。从人口形势看，我国面临着人口资产大幅缩水的严峻挑战。年轻人口亏损危机现在处于潜伏状态，今后会不断深化、恶化、转化和显化，会像一颗颗“定时炸弹”定点爆炸。人口安全战略需要平衡代际人口的关系，通过人口年轻化来遏制人口老龄化，从长远看，即提振生育率到一个适宜的水平，从当前看，则需要吸纳劳动年龄人口。年轻人口今后将成为最稀缺、也最重要的资源，各地抢夺劳动力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年轻型人口结构是生产型、活跃型、实力型、优势型的人口结构，保持平衡的男女比例、适当的老少比例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这一切，取决于能否保持住适度的生育水平(TFR保持在1.8—2.3为宜)，不掉入总和生育率长期在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陷阱”。在自主负责生育的大前提下，鼓励家庭生育两个孩子，规避独生子女风险，是生育政策必需守住的“红线”。令人扼腕的是，中国早已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不以为忧反以为喜，在人口负增长巨大惯性的驱使下，静静等待着人口“雪崩式”坍塌那一天的到来，中华文明的衰落很可能因此拉开序幕!中国要应对老龄化的诸多危机，必须从源头上遏制少子化趋势，提振生育率，鼓励二孩而不仅仅是开放二孩，这样在今后一定程度上可望增加劳动力，分担养老压力，提高年轻人口赡养能力，缓解养老照料等多重困境。

中华民族需要人口正见的思想导航——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民生之基、立国之本。人口协调均衡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人口适度增长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无论是着眼于人口的总量还是人口的分量，人口的真实含义都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一个由不同性别、年龄和社会标识的人群(分人口)组合而成的互相支撑、互相需要、互相平衡的人口社会生态。

严峻的人口形势在呼吁:彻底还权于民，早日全面开禁，重塑中华文明的人口推力机制。终结生育限制是人民之幸，国家之福。短期内的生育反弹没有什么大不了，反倒是好事，是对持续多年的年轻人口亏损的有益补偿，其实一年多出生几百万也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我们要真正担心的是生育率恢复不到适度的水平上。由于小众人口被压抑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近年我国局部地区短期内会形成小的生育回潮，但人口增长的大势已去，由于我国已经形成意愿性、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由于20世纪90年代积累起来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开始发挥作用，所以很快就会回落到更低的生育水平而难以自拔，从而深陷人口亏损、人口萎缩、人口老弱的巨大挑战。这已经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大局和大势。

人口惯性强，船大早掉头。我们需要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深刻反思“一胎化”政策的弊端，当机立断，集时代的大智慧勇于开辟优化人口发展、维护人口生态、促进人口均衡的新路线，确立“以民为贵、生态为本”的人口振兴国策，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创造生生不息的人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