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21世纪是人类人口发生革命性变革的世纪，持续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国际新移民实际上是21世纪全球人口发展三个不可分割的特征和方面，彼此影响和相互制约，成为不可避免地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其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人口竞争力。在21世纪更加重视知识和智力的经济形态下，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而不是人口规模将成为决定国家人口竞争力的核心因素。要保持国家的人口竞争力，不仅需要维持必要的人口规模，而且需要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挖掘“老年红利”。

从全球化的视野看人口发展，“人口竞争力”概念需要引起重视，人口竞争力是在一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根植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力量和功能。我们看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的竞争力，一要看人口结构的权数效应，例如，年轻人口的比重、高素质人口的比重等等;二要看人口数量的乘数效应，这里的人口数量是具备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特征的“亚人口”(Sup-population)的规模和数量，而不是总人口的概念。只有具备优良的人口结构，人口规模的乘数效应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例如，2009年估计印度人口平均年龄为25.1岁，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金字塔形，0—14岁人口比例为31.2%，65岁以上人口占比只有5.3%。印度每年科学和工程学科的大学毕业人数达70万人以上，高于中国、欧洲、美国和日本，显示印度具有人口结构年轻和高素质劳力充沛的双重优势，成为印度经济维持高成长的强劲动能。

在先进、强悍的文化下，一人可敌万夫。古代的封建文化背景下培养的顺民和奴隶人口，可以在冷兵器时代转化为有组织的军事打击力，但在知识创新方面其人口竞争力肯定不同于崇尚知识和创新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口。奥秘在文化和制度身上，因为人是文化的生物，人口是文化的产物。强大的文化才可能有强大的人口。多元、先进的文化是哺育人口发展之母。美国的多元文化和多元人口是全球人口发展的典范。

工业化使人口的素质通过技术的形式得到了表达、固化和传承，而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的古代，所能依凭的战斗力和竞争力就是人口本身。由此可见，人口的力量既有自有的力量，也有通过智力的开发通过制度和技术得到外化的力量。一些现代国家之所以人口虽然少但却实力强大，关键在于依凭的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口智力、人口素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新生国民在社会化过程中有素质发育、提升、转化的强大社会机制，这一点是最值得后发国家深省和学习的。在国家竞争力方程中，人口数量越来越成为表象的力量了，而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的重要性日见突出。但正如中国古话所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口的素质发展是一代代积累壮大的过程。当然，人口学讲“最小人口”，一旦出现发展中的“供求缺口”，人口数量也依然是一个独立于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得到改善的人口素质将使其国际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但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作为一个负面因素可能削弱其人口竞争力。

总结国际经验，本章除了提出人口竞争力概念外，还要提出“逆人口老龄化”概念。逆人口老龄化是开放系统条件下由于人口的净流迁入所带来的年轻人口比例的升高从而遏制了人口老龄化加快的速度。在个别国家和局部地区，人口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存在着系统内外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所带来的人口交流和人口增量，这样由于年轻人口的集聚作用，完全可能出现逆人口老龄化，降低老年人口的比例，缓解单一的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美国是一个人口活力强大的国家，在一个国家范围里，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是逆人口老龄化的先锋地区。逆人口老龄化是年轻人口双向竞争的产物，一方面素质相对高的年轻人口竞争进入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具备了更强的人口引力和拉力。

其二，超低生育率将阻止世界经济的发展，21世纪全球社会将反思“人口爆炸”理论，重新发现人口发展的价值并为之建立新的国际共识、联盟和人口新秩序。

全球人口增长趋缓甚至人口减少是最富有前瞻性意义的人口发展态势。很多国家和地区遭遇了“低生育率困境”。第二次人口转变昭示了21世纪全球人口的新挑战，即青年赤字、劳动力短缺、社会活力萎缩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的低生育率就开始困扰发达国家，之后俄罗斯、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陆续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继续增长的美国和英国是例外。当今，世界各国对本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实行鼓励生育人口的国家，第二类是计划生育人口的国家，第三类是既不鼓励也不限制，随其自然生育的国家。鼓励生育的第一类国家有日本、俄罗斯和西班牙等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大都比较发达。计划生育的第二类国家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等。随其自然生育的第三类国家有美国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补贴生育、鼓励生育率回升的政策措施。中国需要未雨绸缪，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人口发展具有较长的周期，船大要早掉头，中国在完善人口政策时需要长远的历史眼光、广阔的全球视野和高度的国家责任。

其三，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化挑战大于机遇，21世纪是人类人口普遍老龄化的世纪，全球社会需要为实现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继而实现一个适度的老龄化水平而奋斗。

适度的低生育是实际生育水平维持在更替水平左右，可以实现人口自身持续发展的生育水平。长寿固然是人类的胜利，但过多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人必将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所以，正如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老龄化也不是越高越好。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关系必将引起全球社会的关注，正处在急剧社会转型和人口转变的中国，特别需要一种前瞻的战略眼光慎重处理好人口下降与人口失衡的关系。

人口构成变化对世界政治走向有重大影响。人口老龄化普遍影响代际关系，会驱动老年友好的国际政治价值取向的形成和发展，在人口年龄结构革命性变迁的影响下，世界政治和国家政策不得不倾向于老年利益群体，如多国延长退休年龄、倡导积极老龄化战略等。人口老龄化是欧美和多数亚洲及拉美国家的变化趋势，许多非洲国家没有这样的变化，现在还在人口年轻化的阶段。按照人口转变学说，所有国家在未来都会经历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变迁过程的必然产物，但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短缺等发展问题，也带来了能否老有所养的人道主义问题。

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措施主要包括提升生育水平、提高退休年龄、鼓励高龄劳动者的社会参与、引进青年移民等等。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老龄化”上升为“积极老龄化”，从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关注老年人生活质量，尽可能延长其寿命，并保持健康与活力已成为时代赐与当今世界的重任。中华文化是“和合文化”，所以笔者提出的“和谐老龄化”主张也将成为全球社会的重大战略选择。和谐老龄化是指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只有正确处理好老年人与自身的欲求、老年人与老年人、老年人与家庭、老年人与社区、老年人与政府、老年人与环境等诸多关系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幸福的和成功的老龄化(穆光宗，2007)。

其四，21世纪的地球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国际迁移”的高潮期，除了传统上由于比较利益的诱导而持续不衰的国际移民潮，由于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政府主动出击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技工竞争”“人才争夺”将成为国际迁移的新趋势和新动力。多元文化下出现的国际移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也将更为复杂。

人口全球化移动是21世纪全球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将导致持续的国际迁移潮流和非法移民现象。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社会负担加重等问题，许多发达国家正努力吸收新移民。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印度的非法移民增多;国家人口迁移出现新动向，如日本等国际新娘问题;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和非法劳工问题。一方面，新移民特别是人才流动和脑力流失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国际移民无论是合法和非法都可能导致文化冲突和社会断裂，导致国际政治的冲突。国际移民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移民包括的不仅是国际间的正常劳动力迁移、家庭团聚等，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寻求政治庇护的难民等。这些都是国际上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人口与政治的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主导趋势将得到保持。预计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将加剧。由于收紧移民政策，欧洲国家早已出现“技术工人荒”，估计欧洲2050年会缺少5200万名劳工。2005年，香港共接纳5万名移民，而同一年，本港的出生人口只有1.8万人。统计表明，近年来前往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瑞士等国的劳工移民增加得很快。技术移民和劳工移民在移民的比例中将继续占领重要地位，这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人力资源的补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人才资源的流失。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了劳动力人口的短缺，需要引进工作人口。例如，日本曾经制定计划，需要从亚洲其他国家引进30万名大学毕业的年轻、有才智的人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条件的差异将继续成为驱动国际人口迁移的原动力。其他国家人口向欧美、日本以及东南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迁移将继续。国际迁移所导致的一国人口族裔的变化以及移民政策、外国人口居住、管理和服务政策都会面临相应的调整。

近年，欧洲各国不得不改变保守做法，开放移民政策。1997年，欧盟《阿姆斯特丹条约》首次提出移民政策合作的构想;1999年，芬兰坦佩雷峰会决定，把移民政策纳入未来欧盟“共同司法与安全领域”。2000年3月，联合国公布的《人口替代报告》认为，新的移民潮有可能解决欧洲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赤字问题。因此，通过配额制吸收劳工，通过“智力移民”吸纳高科技人才，是欧洲移民政策的方向。如果没有移民，欧盟的总人口早已开始下降。由于移民的生育率往往较高，还推动了欧盟人口的自然增长。2003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有关移民、一体化和就业的通报，强调欧盟要从更加长远的目标去审视其移民政策。欧盟委员会于2005年1月11日通过了《欧盟解决经济移民措施》的绿皮书，目的是在限制非法移民、控制普通移民的同时，发放自己的“绿卡”吸引外国劳工，鼓励高智商和高知识结构的人才到欧盟就业(杨伟国，2005)。

总而言之，全球人口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人口与政治的关系向来密切，如今更甚。人口议题的国际化、政治化将成为21世纪的显著特点。人口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的，人口的数量变化和结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以人类发展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问题。

在全球发展的格局中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中国首先要不断学习和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人口规模不可抗拒;其次要保持清醒的人口意识，不要继续盲目地夸大人口的负面效应，更不应该“妖魔化”以人为主体的人口增长。说到底，21世纪人口问题的共同特点是一个结构性失衡问题，20世纪中叶之后“人口爆炸”的硝烟已经散去。中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口的“人为亏损”和“内在亏损”。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人口问题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其出路只能从内部寻找和解决。适度的、平衡的年轻人口的增长不是问题的扩张，而是未来的需要。

【注释】

[1]本章是笔者负责的提交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课题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游允中教授(已故)、张团博士、王磊博士、李成波硕士、李祥专硕士、黄清香硕士为本章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特此鸣谢。

[2]人口转变是指人口生命统计指标即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粗自然增长率三率组合类型的演进过程，经典的三段论认为，人口转变早期阶段特征是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中间经历一个高出生、不断下降的死亡率和高人口增长的阶段，再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阶段。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现象，国外称之为“第二次人口转变”。

[3]东亚洲包括了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几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截然不同，所以把这些国家从亚洲国家中单独分列出来。其他亚洲国家统称为其他亚洲。

[4]World Population Highlights:Key Findings from PRB's 2010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p5.

[5]在“二战”之后的1946年至1964年间，美国共有7590万名婴儿出生，创造了史上著名的“婴儿潮”。

[6]《201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2010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第2页。

[7]杨孝文:《欧洲未来缺少五千万劳动力》，《青年参考》2010年3月7日。

[8]余翔:《欧洲:经济之危，政治之机?》，《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