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老龄化战略

说到底，健康只是“独善其身”，只是对“给生命以岁月、给岁月以生命”的表象化诠释。仅仅局限于健康老龄化的战略框架并不足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质是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发展，使老年人融入这个社会、全方位参与社会活动并与社会和谐并存、共同进步。

(一)积极老龄化的思想渊源

无论从个人、家庭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健康老龄化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和目标，是我们回应老龄化挑战的基本战略。但健康老龄化还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如何使老年人群的存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换言之，我们对老年人群的期待不仅是独善其身，而且是兼善天下。代际和谐、多代并存、共同发展才是21世纪老龄化社会的根本目标，或者说就是国际社会所倡导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老少咸宜的目标。21世纪的社会需要老年人。在2002年马德里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希望大会能够更广泛地向全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老年人并非另类，而是我们自己的未来。因此，我们还必须结合时代精神，超越健康老龄化来回应老龄化的巨大挑战。倡导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是通向健康老龄化、尊严老龄化、幸福老龄化、效益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的必由之路。

积极老龄化的思想从理论渊源来说大概与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提出的以“成功老龄化”为口号的活跃理论(activity theory)有关。这一理论主张老年期应该继续保持中年人的活动和价值观。这一理论是对老年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角色、关系等的退出时期的“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的回应。到80年代，活跃理论又以“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的面目出现。生产性老龄化的确切含义是指老年人从事有产出(产品、服务或者是自身的生产和服务能力)的活动，但不一定有报酬。

1982年，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并通过了《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这是老龄问题上第一份此类正式国际文件(United Nations，1982)。1991年，在《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出台9年后，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份极其重要的相关文件，即《联合国老年人原则》^[23]，在议程和方法上，为国际社会处理老龄问题确立了重要标准，以确保老年人问题在国家决策过程中能得到重点关注。这份文件强调了老年人的地位和社会贡献，其中所包含的18条原则，可以分为五个相互联系的部分:自主、参与、照料、自我充实和尊严。该文件鼓励各国政府尽可能在自己的国家计划中体现这些原则(联合国大会第46/91号决议)。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为如何实现老年人的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等提供了指导。1992年，联合国大会选定1999年为“国际老年人年”，此举旨在“确认人类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并根据这个前提，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方面，改善人类的态度与能力，而不仅仅是为了21世纪的全球和平与发展”(联合国大会第47/5号决议附件中所包含的《老龄问题宣言》)。1997年6月，西方七国首脑丹佛会议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主张，会议讨论了通过什么途径取消提高劳动参与率的障碍，以及如何减少部分时间就业的限制。1999年5月，欧盟通过了老龄政策公报，即“建立不分年龄的欧盟——促进繁荣和代际和谐”。1999年9月，日本东京主办了积极老龄化国际研讨会。在20世纪最后的时刻，欧盟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

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各种方式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创造条件，以期老年人能更好地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战略的理论基础是能力本位论，就是说年龄的增高并不必然带来能力的衰退，所以只从年龄来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高低是不客观的。积极老龄化将消除年龄歧视的不利影响，使老年人生活更加舒适、更有尊严、更有价值。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会浪费老年人力资源，所以1997年欧盟条约规定了反对年龄歧视的内容。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老龄化与生命历程项目(处)出版《健康与老龄化:讨论稿》一书;2002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发展中心召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29名代表参加的专家小组会议，讨论修订了题为《健康与老龄化》的初稿，并于2002年4月经瓦伦西亚国际老年学论坛讨论后报送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24]，最终形成《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一书。2002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全世界160余国家参加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接受了有关《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建议，并把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写进了《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

世界卫生组织把积极养老定义为:“当步入老年时提供最佳的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以提高生活质量。”^[25]《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指出，“积极老龄化是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益的过程。‘积极’强调的是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益事务，而不仅仅是体力活动的能力或参加劳动队伍。积极老龄化容许人们在一生中能够发挥自己的物质、社会和精神方面的潜力，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在需要帮助时，获得充分的保护、安全和照料”^[26]。

随着健康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群的寿命延长的同时，身体更加健康，人生更加活跃，所以老龄化也隐藏着发展的机遇，可以也应该善加利用。新时期的老年人群身上存在着强烈的发展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是开启成功老龄化社会大门的一把金钥匙。联合国大会1990年通过决议，规定从1991年开始，每年的10月1日为“国际老人日”，以促使国际社会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具有指导性意义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提出了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5大原则。其中独立、参与、自我充实和尊严4大原则都彰显了老年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譬如，在独立原则里谈到老年人要有工作机会和教育培训的机会;参与原则谈到老年人要融入社会发展，参与决策，传承知识，服务社会;自我充实原则中谈到老年人应能追寻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应能享用社会的教育、文化、精神和文娱资源。可以说，倡导老年发展是国际社会的一贯主张。这里所说的“老年发展”特指老年人在健康、认知、学习、参与、角色、体验、能力等方面多维的发展过程。

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提出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主题被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所继承和发扬。确保老年人继续各尽其能、为社会作出有益贡献成为时代的呼声。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要求我们在21世纪发挥老龄人口的巨大潜力，确保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安全和有尊严地步入老年，并继续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参与社会。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老年人正在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和家庭继续作出新的贡献，成为21世纪变革的推动者之一，从而改变了老年人仅仅是依赖者的传统看法。新老年政策就是要从关注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到关注老年人的发展问题。

欧盟所提出的积极老龄化主张，在老年人一端来说，就是坚决主张: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工作更长时间，更晚退休，在退休以后继续积极地参与社会，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活力，生活上的自理和自主。欧盟成员国普遍认为，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活动，不仅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需要，可以延缓社会老龄化和生理老龄化的过程，可以增强自身的自理自立的时间和能力，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老年人的继续参与并不是仅仅解决一个精神寄托的问题，而是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为社会继续作出新的贡献。欧盟提出积极老龄化的主张在根本上是为了克服劳力短缺所造成的经济增长的人力投入的障碍。应该看到，欧盟积极老龄化的主张并非只采取让老年人介入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方式，而是包含着使老年人全面参与社会生活、与社会融合而不是隔断的意思。譬如，在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中，老年人比例很高，而且相当活跃，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2002年马德里大会则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出:在有些国家、地区和行业，强制老年人60岁退休已不合事宜。其实很多老人愿意在原有的岗位上多待一段时间，甚至可以义务工作，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年人的工作热情应该得到保护。马德里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认为，通过调整政策，比如说提高退休年龄，各国政府可以帮助人们改变对老龄人口的态度，并使老年人充分发挥余热。这次大会的一个宗旨是提醒各成员国在制定和修改各项政策时必须考虑人口的老龄化现象。与之前相比，老年人现在更加活跃和健康，他们的退休年龄和工作时间可以考虑作相应调整。

“构造一个老幼咸宜的社会”是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主题。只要加以正确的政策协调和引导，老年人绝不应该成为社会的问题和包袱，他们的经验、智慧和创造力是整个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老龄问题与教育和就业问题应该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从维也纳大会到马德里大会，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基本的认识路线:自1982年从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关注老龄问题，已经进化到越来越有必要将全球老龄化问题纳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里讨论，并从老年多维发展这一生命历程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和处理21世纪更为繁复的老年人问题和老龄问题。例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于2004年10月1日为纪念“国际老人日”发表文告时，呼吁全人类重视老年人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的作用，让他们参与社会生活并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2004年“国际老人日”的主题是“老年人在多代社会中的作用”，其目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承认老年人在家庭、社区及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老龄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积极、成功的老龄化战略必然沿着促进健康、促进保障和促进发展的方向继续前进。

图5-2　联合国积极老龄化框架

关于健康的含义，世界卫生组织定义是:“健康是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安全安宁状态。”或者说，“健康是指一种完美的身心和社会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不生病或不虚弱”。世界卫生组织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老人比较多有一些慢性病或其他的疾病，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是病残，就是负担。老化是功能退化，不是功能缺损，疾病会带来功能的缺损，这是两回事。80%的老人其实是健康的，是正常老化。《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进一步指出:健康是“使环境和行为两个危机因素对于慢性病和功能衰退的影响保持在低水平上，而保护因素的影响较大时，人们将会享有数量和质量都好的长寿;他们在步入老年时既能保持健康，又能生活自理，极少有人需要高开支的医疗和照料服务。那些现在需要照料的人，他们在步入老年时必然需要得到全方位的医疗和照料服务”。仅仅“健康”这个词不足以概括我们已经为人口老龄化作出的贡献和即将努力实现的目标。

关于保障的含义，《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指出，“保障是‘在政策和计划承认社会、财政、人身安全和老年人的权利的条件下，老年人一旦生活不能自理和不能保护自己时，他们的保护、尊严和照料受到保障，家庭和社区将尽力为其老年成员提供支持。’”保障是老龄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经合组织(OECD)更强调该定义的生产性含义:“积极养老指步入老年时仍在社会和经济中生产性地生活的能力。”(OECD，2000，P.126)约翰克劳利指出，“对‘积极’这一概念还有更光明的表达，这也是联合国马德里会议的意思:成功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会造就让所有人受益、更雄健更灵活的社会制度”。^[27]

杜鹏指出，“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各种方式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创造条件，以期老年人能更好地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战略的理论基础是能力本位论，就是说年龄的增高并不必然带来能力的衰退，所以只从年龄来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高低是不客观的”。^[28]国内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积极老龄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医疗保健体系，提供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和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等有力措施，让老年人都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并且成为受到社会承认的有用的社会成员，促进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健康”“参与”“保障”是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积极老龄化传达着一个比健康老龄化内涵更为广泛的启示，并且认识到健康照料之外的因素如何影响个体老年人和老年人群体，是对健康老龄化的进一步完善与升华。换言之，仅仅“健康”这个词不足以概括我们已经为人口老龄化作出的贡献和即将努力实现的目标。正如布伦特兰夫人在联合国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所说:“健康老龄化包括的要远远多于单纯的消除疾病因素。我们的目标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并且作为有用的社会成员而扮演一个受到社会承认的角色。许多主要的健康决定因素处于健康系统之外。”无论从个人、家庭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老年人的期望和社会的经济需要，都要求老年人能够参与他们所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对老年的认可和对他们充分参与的促进是积极老龄化的主要内容。

从健康老龄化到积极老龄化是人类老龄观的重大变革，穆光宗在《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一文中曾经指出:“无论从个人、家庭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健康老龄化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和目标，是我们回应老龄化挑战的基本战略。但健康老龄化还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如何使老年人群的存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29]

健康、保障与参与是联合国提出的三大原则。现在，我们可以用“成功老龄化”将更多的内容统一起来。差不多20年前，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赞助了一个长期的研究计划，目的是收集相关知识来了解老龄化过程的积极方面。^[30]这一研究的基本概念框架就是“成功老龄化”，即研究促使老年人发挥积极作用的诸多因素，研究的目标是超越年龄衰老的局限，弄清楚晚年生活中保持和增强人们生活能力的遗传基因、生物医学、行为和社会方面的因素。1987年，《科学》杂志对“成功老龄化”重新进行了定义。^[31]根据相关研究介绍，成功老龄化是指在老龄化过程中，外在因素只起中性作用甚至于抵消内在老龄化进程的作用，从而使老年人的各方面功能没有下降或只有很少下降。^[32]打个比喻，该项研究试图精确地找到造成一个80岁的老者能越野滑雪而另外一个老人却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众多因素。^[33]受到功能局限最少的老年人被看作是实现了成功老龄化的老年人。笔者2002年提出的“老年发展”，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老龄化内在的积极力量并开拓促进老年人以及老龄社会实现成功老龄化目标的路径。^[34]老年发展往往肇始于个体生命的发展，结果却反映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的群体结构—功能的变迁上。

成功老龄化概念框架的提出为社会老年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人是生理—心理—社会的产物，老年学则是一门交叉学科。面对充满变数的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我们并没有做好心理上、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充分准备，这就更加凸显了老年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老年学因为种种原因根本就不存在。老年学有先天不足的劣势。海外学者梅陈玉婵等的批评是直率和中肯的:“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包括香港地区，在老年学研究方面严重缺乏多学科和长期的跟踪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相对比较简单，因此在说明成功老龄化因素上，无法得出精确性和因果性的结论。”^[35]但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和紧迫性却有目共睹。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我们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也远没有达到完备的地步。

(二)产出性老龄化

产出性老龄化战略的主旨是尽量使老龄化产生出积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以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方面的能力建设。老龄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究竟是利是弊，固然一方面要取决于老年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则要看社会和家庭如何回应、如何转化、如何导向。

人口老龄化是有效益的，但一切信奉可持续发展哲学的人们都会追问一句: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净效益到底是“正”还是“负”?“正”正到了什么程度，“负”又负到了何种样子?笔者以为，这是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接点或者是最重要的接点之一。在长寿时代，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升温，健康的、有知识、有技能、有爱心的老年人实在是老龄化社会极为宝贵的社会财富。一个社会越是能及早认识到这一点，就越是能及早获得老龄化的净收益。

老年人力资源有它独特的优势，即经验智慧的优势(经验是经过生活淘洗和实践检验的智慧化的知识)和文化的优势(自古以来老年人就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群体，优秀的传统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老年人继承下来的)，而这在崇尚终身教育、知识经济的时代自有其升华的价值。事实上，不少追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种人生境界的老年人正在不断地使自己变成社会的财富，创造出人生第二春的种种奇迹。但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对老年人群持什么样的看法实在是太关键了，因为这直接涉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导向，关涉着千千万万的老年人积极的心理需求能否转化为社会进步之动力的大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资源是中性的字眼，加以开发可能成为社会的财富，否则就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和包袱。这再一次启示我们，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其说是来自老年人群的规模扩大和高龄化这种结构性演变的趋势，不如说是现在的社会体制和相关的制度安排是否恰当的问题。

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包含了比“健康老龄化”更为广泛的意思。“积极”一词不仅仅指身体活动能力或参加体力劳动，而且指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积极老龄化是指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适用于个体和人群。积极老龄化的目的在于使所有年龄组的人们，包括那些体弱者、残疾和需要照料者，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和提高生活质量。世界卫生组织强调以生命全程观点看待老龄化，老年人不是一个均一的群体，而且随着增龄，个体差异有加大趋势。

就经济负担而言，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具有某种必然性。因为老年人群一般是已经退出经济活动领域的非劳动力人口。对社会来讲，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所包含的信息是多样的，其中一个基本的方面是老年赡养比的变化，普遍的一个担忧是老年赡养比上升。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人群的扩大意味着离退休金的增加和社会养老负担的加重，特别是老年人口的高龄化潜伏着很多风险，一个突出的方面是被照料和被赡养的老年人规模和比例都可能上升。

老龄化的正面效应需要通过开发和转化老年人口的健康资源和能力资源，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老年人的价值实现过程。总之，我们在追求健康老龄化的过程中，需要眼光放远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保障老年人的健康——虽然这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积极投资老年人口，形成老年人力资本，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进一步实现“产出性的老龄化”和“成功的老龄化”，这才是我们的终极性目标。

“产出性老龄化”的主张在根本上是基于老年人的价值实现需求。其目的是要将老年人的健康资源和能力资源进行生产性的转化，使之在健康自乐的同时，既能增强自己在经济上的自我保障能力，同时也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贡献出新的力量。应当指出，老年人的健康并不足以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全部。事实上，在我国庞大的老年人群中，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有再就业和续就业的需求，其动机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上的窘迫需要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克服，另一方面是出于自我价值实现的高级需要——这一点在老年人才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但遗憾的是，有相当比例和规模的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因为缺乏机会和组织而被抑制了。这种人力资源的浪费虽然常常是无形的，但从总体和长远看却是非常巨大的社会损失。目前，我国低龄健康老年人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是帮做家务和帮助成年子女，是家庭中的老有所为，这种情形对于老年人才来说恐怕是一种浪费。只有在“产出性老龄化”的框架内，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才可能及早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并作出战略性的安排。譬如鼓励老年人再就业、鼓励企事业单位录用合格的老年人才、对特殊的老年人才采取特殊的离退休制度(如返聘)、放宽某些领域职业老年人才的退休年龄，等等。

(三)积极老龄化的三个维度

关于积极老龄化的新理念，笔者试从态度、行为和环境三个维度作一系统分析。

首先，在态度层面上，需要倡导积极的“自助而助、自助互助”的老年价值观。积极老龄化的老年价值观不是“独善其身”，而是要努力“兼善天下”。什么叫“善”?在人类普遍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老年人最大的善、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在步入晚年之后继续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仅要追求生命的快乐，而且要追求生命的价值。但结合现实情况，需要提醒一点:我们要鼓励老年人发挥的是“余热”，而不是“余威”。否则，一些思想僵化、顽固不化的老者完全可能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羁绊。

积极老龄化需要以“自立自助、自强不息、帮扶儿女、奉献社会”为内核的老年文化的支持。积极的自我养老也是一种老有所为，自助精神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价值实现的原动力，所以是与可持续发展天然统一的养老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马德里大会认为，老龄化现象并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健康的、有知识、有能力、有追求的老年人应该被视为人力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的需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复杂结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马德里会议呼吁:在满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各国政府应充分重视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自助互助”是指理想的代际关系应当是自助为主、互助为辅。无论是父代抑或子代，都要自尊自强，加强自我保障能力，对异代保持最低程度的依赖而自求多福。另外，两代人又要互相关心、互助帮助，上一辈人要以慈爱为怀，下一代人要以孝心为本。“自助互助”也表明老年人自身的力量是解决老年人问题必须认真考虑和充分重视的基本方面。西谚讲:“自助者天助。”老年人只有自己帮助自己，保持自强不息、独立不依的精神和修为，才可能一扫被动、依赖、无助的消极形象，树立起积极、健康、可敬的社会形象。以“刚健自强”为旗帜的老年文化建设必须摆上我们的议事日程。这样，如果我们真想坚定不移地推进健康老龄化的战略，那么老年人的自爱自强、自立自助是解决老年人问题的第一原则。

“自助互助”的精神是新时代老年文化的魂魄所在，是积极老龄化强有力的文化支持，我们要努力建设这样的文化氛围和精神品质。鼓励老年人自助互助是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原则。当然，老年人群作为一个相对脆弱的群体，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需要我们的关爱和帮助。但的确在一个以年轻老人为主体的老龄化初级阶段，我们很需要通过自助互助的文化建设去激发老年人群的潜能。显然，没有这样的文化战略相依托，健康的和生产性老龄化战略的实施是缺乏根基的，因而是难以长久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良好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就人口老龄化来说，我们需要维系和建设的是父慈子孝、自助互助的代际关系和文化传统，然后保持其文化的适应性和持续性。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这样的文化依托和道德资源。譬如，鼓励健康老人通过劳务储蓄和时间储蓄的方式服务他人、自我养老就是一种典型的自助互助的做法。

当然，老年人群个体差异是很大的，作为对这个人群的尊重，我们对老年人多样化的选择本身是需要理解的，“有所作为”也好、“颐养天年”也罢，都是悉听尊便的选择。但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就没有理由不继续期待老年人“兼善天下”的社会理念和文化追求，就没有理由不去激发和转化老年人健康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毫无疑问，老年人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参与社会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风采和价值。笔者相信，鼓励老年人通过合适的渠道参与社会的发展、发挥出老年价值的效用的理念一定会在21世纪大行于天下，成为人类共同的纲领。

其次，行为层面上，积极的老龄化是对老有所为的超越，意味着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用和老有所成。老年人完整的价值实现模式是“鼓励老有所为、体验老有所用、收获老有所乐、实现老有所成”。如果说“老有所为”是老年价值的行为层面，那么“老有所用”是老年价值的心理层面，“老有所乐”是积极老龄化的精神价值，“老有所成”则上升到了老年价值的社会层面。这是老年人价值实现的递进关系。积极老龄化意味着生活方式健康积极，保持自理自主的状态，工作更长时间，更晚退休，退休后能继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活力。

老有所成是老有所为的结果。“成”者，无非古人讲的立德、立言、立事。只有卓越的老者才可能攀升到“老有所成”的境界。显然，这里面包含了社会统一的积极的评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到了这样一个层面，我们才说老年人实现了社会价值。当然，它可以体现在很多器物——如著作、发明、楼宇、利润等——的身上，也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承、道德的教化——如关心下一代、帮教青少年、自觉奉献、志愿者服务等——折射出老年价值社会化的影响力。“老有所成”可以是小成，也可以是大成。面貌可以万端，万变却不离其宗——其实质是存在着来自社会的肯定。这种积极的评价波及的范围越广、延续的时间越长，其成功的程度就越高。

“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点，是维系住老年人个体和外部世界建设性的平衡关系或者说良性的互动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老年人的价值实现最大化，从“老有所为”到“老有所用”进而到“老有所成”，与此同时使整个社会在生产性老龄化的推动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际之间的公平和公正以及人口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全面的协调发展。

最后，在环境层面上，积极的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不是人生的终结，而是人生的转折和新的开始，是生命和生活体验新的发展期;老年人群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和价值潜能;老年人群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更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要为老年人的“老年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所谓老年发展，就是老年人能够在健康、认知、角色和价值方面得到新的发展。马德里大会希望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如何渡过他们的老年岁月。这意味着步入老年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仍然可以享有高质量的、得到安全和健康保障的、对社会作出贡献的生活。整个社会如何去创造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得到愉悦的精神享受是大会所关注的。马德里大会的主题告诉我们:只有将老年人、家庭、社区和政府符合积极老龄化的态度和行为完好地整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激发人口老龄化的正面效应。

积极老龄化具有多重含义:

首先，是有尊严的老龄化。进入老年期的个体老龄化的主体当然是老年人自己。个体老龄化的根本挑战在于这是一个不断丧失生命生活资源的过程。这也是老年人群成为弱势人群的根本原因。无视甚至剥夺老年人的发展权，无异于加剧了这一群体的边缘化、弱势化的倾向。所以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大问题。

其次，是有保障的老龄化。这里的保障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了健康保障、精神保障、医护保障、经济保障、权利保障等方面。在中国，如何通过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的调节实现一个适度水平的有积极影响力的人口老龄化，是研究的核心主题。中国需要研究人口政策调整和不调整状况下的人口老龄化前景。已经有学者明确指出: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低生育政策会大大加速人口老龄化，这是人口决策中的两难抉择。关于生育政策的取向有不同的主张。无论如何，未雨绸缪十分必要，人口是一个长过程，需要提前调节，一旦形成人口的年龄结构，就会依其自身的惯性力量继续发展。至于老年经济学、老年社会学等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极其深广而且意义深远的。

再次，是有欢乐的老龄化。欢乐来自需求的满足，简单说，就是“心满意足”四个字。欢乐体现了老年人的满意度。没有尊严、没有保障，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欢乐。

最后，是有效益的老龄化。有尊严、有保障、有欢乐的老龄化不仅对老年人群十分重要，可以提高和改善他们的生命生活质量，而且也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因为，如果真的实现了有尊严的老龄化、有保障的老龄化和有欢乐的老龄化，那么这样一个老龄化的过程一定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给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所以上述四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层层递进、不可分割的完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