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了“人口还债时代”

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现了低生育目标。其时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转为负值，人口开始积累负增长惯性，对这种静悄悄的人口革命，一般人是感知不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呈现负数标志着中国人口增长的方向性改变，即从内在趋势来看，中国人口开始积累下降的势能，逐步达到零增长直至负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变化有外在和内在两种趋势，内在趋势才真正代表人口的未来，中国不应该被人口的“表面增加”所迷惑而忽视人口的“内在缩减”。从1990年起到人口峰值出现，中国人口一直处在惯性增长阶段，表现为自然增长率为正值而且总人口不断增加，然而在此表象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呈现出一致的人口再生产缩减态势，积累着巨大的负增长惯性势能，预言中的“人口雪崩”是早晚要发生的大事。

计划生育的初衷就是控制和降低高生育率，那为什么低生育目标实现之后，计划生育依然故我?也许“总量逻辑”可以解释这种国家行为。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尚未释放完毕，所以虽然生育率开始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但人口总量继续膨胀，所以计划生育得到了维系。还有一个原因是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的定位，使得一般性的意见撼动不了计划生育的地位。基本国策的定位是希望“天下第一难”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政治支持，顺利破题，其实背后是2000年实现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雄心。令人扼腕的是，“人均”的概念将哪怕是最必要的人口增长也完全负面化了。从此之后，中国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却血泪横飞的人口控制之战，这是国家针对家庭、政府针对人民、当下针对未来而因此注定没有赢家的罕见“战争”。在民主的力量难以制衡权力的时候，权力就会傲慢地凌驾于民主之上。何况，计划生育已经长成了一棵利益纠缠、盘根错节的大树，社会抚养费制度为计生部门的权力寻租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至少有几十万干部靠计划生育吃饭。1990年以后，高生育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计划生育开始迷失在负意义、负价值、负能量的历史征程中。

强制性计划生育在减少人口增量的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内伤”，独生子女政策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最缺乏远见的人口政策，它对一个人口大国宏观和微观人口结构造成的巨大损伤可谓史所仅见，它对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极其深广，难以承受和消除。独生子女家庭“失独”现象从零散出现到形成规模，拉开了“后计生人口问题”的历史序幕，接踵而至的还有持续少子化背景下出现的生产性、服务性和防卫性三类人力资源短缺、男性可婚人口过剩而女性短缺，加之长寿化背景下出现的老年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和孤独化带来的老无所养、老无所依、老无所欢问题。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低生育率具有统计意义，那么2000年以后出现的超低生育率就具有人文意义了。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之后的超低生育率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是很多家庭自觉选择的结果，是内生性、稳定性、持续性低生育率。很多调查都发现，绝大多数家庭理想子女数在1—2个之间，平均在1.8个左右。2006年8月，第六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显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依次为1.70个、1.74个、1.77个，差距缩小。1997年时的全国性调查发现也与此类似。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10年4月进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调查发现，现实条件对人们生育子女的意愿影响明显，经济基础和住房成为重要生育前提，预期生育年龄也将因现实因素而推迟2.1年;让子女有个伴并在将来减轻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是人们希望多生育一个子女的首要出发点;而如果生育两个子女，一男一女最为相宜。但实际生育率因为生养条件和生育能力的局限，只会低于1.8个。总体而言，意愿生育水平已经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但略高于政策生育率。意味着放宽生育政策，并不会有强烈的反弹。在发达地区和小众人口，意愿生育率已经低于政策生育率，意味着“弹簧”(计划外生育的愿望)的弹性几乎丧失。那么当下放宽生育政策，实际上对生育率回升已经没有多大帮助，当然从权利回归的角度说，意义非凡。目前所观察到的低生育率已经相当稳定。让人担心的与其说是中国生育率的反弹，不如说是中国生育率的低迷。

2000年“五普”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六普”时仅1.18，近年的数据基本在1.3以下。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已持续进入超低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萎缩新时代。在农村，生第二个孩子的多半是在老一辈人的劝说之下才生了第二胎。还有的年轻人第二胎怀孕后主动做流产，原因是养不起。有的地方，计生干部也因为完不成罚款指标，主动登门劝说年轻人生二胎，罚款打折，但收效甚微。计划生育早已异化为逐利工具，然而“工具性计生”无疑违背了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部分70后非独家庭希望生育二胎的意愿对国家来说是振兴人口的“最后机遇”，可以预见的是，80后、90后、00后因为生养成本高、养育能力弱等综合因素的作用，生育第二胎的愿望将进一步弱化。这种生育意愿代际弱化倾向可以看作是一个规律性趋势，因此，全面开放生育，也大势已去。实际上，一切有生育二胎及以上意愿和能力的人口，对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来说都是张艺谋一样有人口产出贡献、给国家未来带来利益的人群。婴幼儿人口在本质上是种子型人口、希望型人口，也是潜力型人口，应该善待。为了人口的成长，负担是暂时的，也是必要的，人口红利则是长久的，也是可预期的。

上述这一切都昭示着“人口萎缩时代”的历史使命，这就是首先要重新认识人口增长的性质和价值，以及人口的复兴和振兴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其次要直面计划生育的代价和风险以及林林总总的“新人口问题”，维护生育的公平与正义，为家庭计划留出权利空间，为家庭发展提供政策空间。应该积极构建家庭友好的人口政策和社会政策体系，一方面要预防、控制和减少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回到鼓励奖励一对夫妇至少生育两个孩子的路线上来;另一方面则要关怀、服务和保障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包括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家庭，孩子伤病残亡的痛苦家庭，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家庭，存在养老风险的老年家庭，性和生殖健康的问题家庭，难以找到配偶的独男家庭，等等。

“还权于民，赋权于民，造福于民”，是人文中国、和谐中国和幸福中国的核心价值取向。“后计划生育时代”呼唤人本、人文和人权的回归，在意愿低生育普遍出现的新时期，为加强家庭发展的安全和年轻人口的储备，“鼓励生育、保护家庭、优化人口”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