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改革的“前生后世”

如果中国早在1980年就普遍实施“二孩正好”的柔性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将逐步下降，诸如性别失衡、失独无后、人力短缺、未富先老等问题将大大缓解。历史教训和国际经验都表明: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新政，在微观上可以减少政策性独生子女的诸多风险，提高计划生育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养老能力，在宏观上有助于优化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遏制和改变生育率过低的态势，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是慢变量，生育改革关系国运民生。无论对国家还是对家庭来说，人口的表象是“数字”，本质都是“生命”、“尊严”和“希望”。所以，回归生育的本来面目，造福于家，复兴于国，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以笔者之见，肇始于2014年的中国生育政策改革大致要经过四个阶段:

其一，改革试探期。2013年底公布的“单独二孩”新政，理由主要有:提高计划生育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适度低生育水平，有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改革的理由很恰当，但改革的力度还不够，改革太小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在全国1100万对单独夫妇中，只有139万对提出申请，2014年新增婴儿不过47万，政府预期的年增200万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截至2015年5月，再生育申请人数每月平均8万—9万人。事实表明，对于处在长期低生育率状态的人口大国来说，“单独二孩”政策所发挥的补偿性生育作用可以说极其有限。

其二，改革过渡期。由于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转变得不彻底，以及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的策略，所以预期中的改革就是“全面放开二胎”，虽然对70后的非独家庭来说，这已是迟到的改革，但毕竟是生育公平性的一个补正，值得期许。从目前的态势看，虽然“全面放开二胎”已经落地。但基于中国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被高生育成本时代彻底改变，估计对超低生育率和年出生量不会有明显的改变。符合二胎政策要求的非独家庭有多少?其中有生育意愿的有多少?提出申请的有多少?落实在行动上的有多少?成功生下二胎的有多少?“全面放开二胎”的预期效果并不乐观，遇冷几乎是必然。

其三，改革觉醒期。“全面开放二胎”很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在生育主力人口代际递减和生育意愿代际弱化的双重驱使下，中国可能会陷入更深的“超低生育率”。预期中国将开始倡导自主、自由的生育，“一个少了，两个不多”将成为生育理念。但人口负增长的大幕一旦拉开，人口负惯性势能将如期释放，人口减少、人口安全等问题也将显现。

其四，改革振兴期。进入2020年后，鼓励生育和振兴人口或将成为时代强音。但目前出现的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少劳化和集聚化趋势，到时将在更大范围蔓延。在此情况下，国家或许将颁布“国家人口振兴计划”，努力重建生育文化，寄希望于“婴儿潮”的生机和年轻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改变。由于人口问题的转型具有缓慢性、滞后性和不可逆性，因此需要高瞻远瞩，早为之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