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上）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有一个群落叫“隐士”。这些精英当中，有的是为了求名。比如唐代进士卢藏用，虽然中了进士，不知道是编制有限还是关系不到位，或者是不满意职位太低，升迁太慢，别的进士都高高兴兴进入体制内当公务员，熬资历，拼体力，争表现，积极上进。他突然玩失踪，躲到终南山，名气一夜爆红，天下知名，很快升官。这还真是名副其实：藏用藏用，一藏就管用。这就是所谓“终南捷径”。

有的是为了避祸。比如东汉的梁鸿，本来就是隐士，路过洛阳，看到皇家楼台和各类办公大楼大气恢宏，但民生凋敝，卖儿卖女，心不平，手发痒，写下《五噫歌》，很快就家喻户晓。汉章帝大怒，说他诽谤朝政，下旨捉拿。梁鸿只好带着夫人孟光一路逃到江南水乡给别人打短工。还得当“潜水员”，不敢报户口，也不办暂住证、居住证。

有的是为了养志。西汉时期的鲍宣，清贫自守，酷爱读书。他的老师发现这个学生虽然一穷二白，但从不三心二意，志向高远，人品极好，就把女儿桓少君嫁给他，还送上了丰厚的嫁妆奁产。老师的意思是想让小两口早点奔小康，不要花费过多时间去求衣求食。哪知道，学生鲍宣一看金玉珠宝，车马仆童，不高兴了。就给未婚妻说：小师妹，我生于贫贱，你长于富厚。两家门不当户不对，我看还是算了吧。桓少君一听就明白了，立马脱下艳丽时装，穿上粗布工装，拒绝父母的一切陪嫁，和鲍宣一个推，一个挽，就着一辆鹿车回乡隐居。

桓少君理解鲍宣的行为，不是矫情，不是自卑，而是真的希望回归自然，清淡度日，务农读书，靠自己的本事挣家业，奔前程。这样的女性很睿智，很通透，也懂机变，明事理。后来，桓少君名登史册，成了著名的贤妻义妇。鲍宣也刻苦自励，终于熬出头，从乡间隐士变为朝中大臣，官高位显，子孙发达。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桓家父女敬重鲍宣“修德守约”——甘于清贫，俭约度日，勤修德业。所以桓少君抛弃富厚家产，摆脱傲娇气质，脱去艳丽时装，尊重夫君人格和事业。鲍宣大喜，说，这才符合我的志向。^[1]

这三个人的事迹都涉及一个核心问题：立志。

同样是当隐士，卢藏用是为了求名，再以名求官；梁鸿是为了避祸；鲍宣则是自甘清贫，隐居养志，这本身就是一种志向、志气。

可以说，志向、志气既是一种人生方式选择，也是一种价值立场选择。

那么，什么是“志”呢？按照鬼谷子的学说，志是内在心理和欲望的外在显现和实现过程。

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也。——《鬼谷子·养志》

鬼谷子认为，志是欲望的实现媒介和路径。欲望多了，心就散了；心一散，志气就衰落；志气一衰，人的心思就不知所往了。所以，要克制欲望必先养心，再养志。唯其如此，才能洞察自然万物，才能通晓社会人情，才能形成最佳的应对策略和生存技巧。

曾国藩吸收并光大了鬼谷子的学说。他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庸碌胜聪慧。愚笨的人多能成才，聪明绝顶的人反倒碌碌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笨鸟先飞，心志专一，所以往往有成；聪明人则心思散乱，志向不定，所以自误终生。有人对此感慨说：

多智为立志第一病，多费为持家第一病。——（清）金缨：《格言联璧》

聪明过头是立志的最大障碍，奢靡浪费是持家的最大问题。

曾国藩进一步阐释、发展了鬼谷子的理论，认为心确实决定志，但志同样可以反作用于心。他说——

气质天生，本难改变，只有立志是换骨金丹。——《曾国藩家书》

一般说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气质取决于天生的禀性，难以改变。但是，如果一个人意志强大，持之以恒，足以让柔弱的心灵变得强大无比。所以志向就相当于道家的金丹，可以让人脱胎换骨。比如一个人天生智商一般，脑力有限，但如果立志发奋，孜孜以求，突然一天，心窍一通，脑洞大开，天生的愚笨就转化成后天的聪慧。

鬼谷子和曾国藩的观点都涉及立志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古今名家名言特别多。比如王阳明教训弟子说——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何所底乎？——（明）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

一个人没有志向，那就终生一事无成。即使是当厨师、当铁匠，要想有所成就都要立定志向。没有志向，就没了目标感，就像行船无舵，奔马无衔，只能随波逐流，任性奔走。所谓芸芸众生，都属此类。

吕坤教育子弟说——

士君子碌碌一生，百事无成，只是无志。——（明）吕坤：《呻吟语》

读书人一辈子庸庸碌碌，看着一天忙得不亦乐乎，结果到老百事无成。原因很简单，是自己没有立下志向。他鼓励世人说——

但持铁石同坚志，即有金钢不坏身。——（明）吕坤：《呻吟语》

这话提神醒脑。只要一个人能够立下坚定志向，如铁如石，自然能够不为物役，不为欲困，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目标远大，事业有成。

比如立志要做一个清廉自守的善人，那首先就得摒弃对财产的贪念。明代吴江县有个读书人叫徐孝祥，甘于贫淡，布衣草履，隐居读书。有天傍晚在后院散步，看到一棵树下的树根凹凸不平，用手一扒拉，漏出一个小洞，里面有个大坛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黄金白银。要是一般人，要么狂喜跳跃，大呼发财，要么心脏病发作，当场倒下。徐孝祥怎么做的呢？他把坛子重新封好、埋好，然后呢？回家读书睡觉，就当没这回事。过了二十多年，天下大荒大饥，徐孝祥把这些金银依次取出，买粮熬粥，普度众生，救下了几千人的生命。这期间，他女儿出嫁，嫁妆微薄，衣服粗糙，但他从来没想过用地窖的金银自己发财发家，为女儿添置嫁妆。后来，他的事迹被收进《德育古鉴》，成为民间的道德模范。^[2]

很多人可能会说，我就一草根，人微言轻，人穷志短，立那么大的志向干什么？能实现吗？实现不了不是等于白日做梦吗？

东汉名士司马徽特别能识人，他向刘备推荐了两个军师。哪两个？一个叫诸葛亮，另一个叫庞统。更难得的是，司马徽品行高，人缘好，清操之名遍海内，他教育儿子说：

论徳则吾薄，说居则吾贫。勿以薄而志不壮，贫而行不高也。——（汉）司马徽：《诫子书》

论德性，我谈不上大仁大德，谈居家，我一个月吃不上一回肉。但为人做事要牢记一个准则：千万不能因为德行浅就失去超越凡俗的志向和信心，不能因为买不起房子就放弃道德节操。

换句话说，德行高不高，跟贫富没关系，跟才能也没关系，但和志向却息息相关。

只要有了志向，坚持不懈，勇猛精进，迟早有成功的一天，不管红的樱桃，还是绿的芭蕉。著名理学家袁了凡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四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提供着滋补力很强的鸡汤：

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明）袁了凡：《了凡四训》

人的志向就像树的根茎。一旦立下做善人、做好人的志向，就要随时随地谦虚自警，克己自律；就要以仁厚之心对待一草一木，万事万物。如此，自然能够感动天地，福报好运也会接踵而至。

如果当初的宏大志向实现不了，需要继续坚持吗？必须坚持。南宋诗人何耕用学业和功名为例劝诫儿子说：

学业在我，富贵在时。在我者不可不勉，在时者静以俟（sì）之。——（南宋）何耕：《示子辞》

学不学习，怎么学习，全靠读书人自己，能不能考取功名，大富大贵，那得等时运。就读书人自己而言，一定要自我奋进努力，有没有好机遇，什么时候好运临头，那就只好静静等候。

由此看来，历代家法、家教对立志都很重视。那么，一般家庭都要求子孙立定什么样的志向呢？简单归纳，历代家法要求子孙立志实现的目标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希文范世。要么创立学派，要么写就华章，人以学传，名以文扬，一旦天下知名，就可能万古流芳。自己事业有成，父母脸上有光，祖宗的声名也显赫起来，对后代子孙更有激励劝勉之功。

唐代周针解读《易经》同人卦时感慨说：

欲垂文于天下，须立志于胸中。——（唐）周针：《同人于野赋》

要想天下文名远扬，就得先立下宏大的志向。

宋代理学大师、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鼓励儿子胡寅说^[3]：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宋）胡安国：《为子寅书》

立志阐明、传播、弘扬圣贤之道，学术、文章、道德自然日渐精进，超凡入圣不行，但至少可以成为一代贤士。^[4]

第二类，报国兴宗。报效国家、振兴宗族是中国古老的伦理法则，入孝出忠也是无数家族对儿孙的殷切期许。

清代名幕汪辉祖起自草根，屡试不中，后来入幕当师爷。但对于科考从未丧失热忱，终于在中年以后考中进士，成为一名体制内的官员。自身科考的艰辛和丰富的社会经验使汪辉祖的读书观最为直接地趋向“功利”。他主张学以致用，坚决反对“两脚书橱”：

所贵于读书者，期应世经务也……迂阔而无当于经济，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世何赖此两脚书厨耶？——（清）汪辉祖：《双节堂庸训·蕃后》

汪辉祖对“学”“用”关系界定得很清楚：读有用书，做有用人。他要求家族子弟确立志向时，不仅要体现经国济世的宏大目标，更要明确生活日用的星星点点。读书就是为了经营人生，处理事务。如果酸腐迂阔，不通世务，父母衣衫不整，妻儿啼饥号寒，博通古今，才高天下，又有什么用？世上哪需要这种两只脚顶着书橱的人才！

基于这种实用型、应用型、社会型读书观，汪辉祖诚恳建议族中子弟“以报国兴宗为志”——读书就是为了报效国家，振兴家族。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子孙说：

能早成一日进士，便可早做一日事业。可以济物，可以扬名。——（清）汪辉祖：《双节堂庸训·蕃后》

如果要立志为官为宦，就必走科场一路。能够早一天中进士，就能早一天开始投身事业。有了出身，可以养家糊口，可以周济贫困，还可以扬名显亲，算得上是一举三得。

汪辉祖的观点通达、实用甚至功利，很多正统的理学家可能对此嗤之以鼻。但不管怎么说，将养家糊口、光宗耀祖、齐家报国作为一种人生志向，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发展的需要，无可厚非。

第三类，明理见性。理和性说起来玄妙，但还原到生活日用，就简单直接多了。

张履祥是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家。早年丧父，他母亲沈夫人鼓励他：

孔、孟亦两家无父儿也，只因有志，便做到圣贤。——《清史稿·儒林传》

孔孟都是很早没有父亲的人，就是因为有志向、有志气，后来都成为圣贤。

张履祥从小一心向学，虽然科考不顺，功名只是个秀才，但笃志勤学，以实践磨砺真知，教馆自给，后来还务农为生。

张履祥教育儿子说：子弟无论聪明还是愚钝，都要进塾学读书，学习粗浅的义理观念和基本的知识技能。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要根据他的个人资质和志趣爱好，学习专业化、职业化的东西，开始选择到底是务农经商，还是从事科考。如此，子弟从小就不会游手好闲、走邪路、干坏事，自然成为一个好人。^[5]

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系统阐述职业教育的专业论述。但张履祥最大的贡献是：他把儒学、理学中抽象的义理之学融入生活日常。简单地说，他的明理见性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懂道理。立志勤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知晓、辨明真假是非美丑善恶。他在制定海盐澉（gǎn）湖塾学规则时强调：

为学先须立大规模。万物皆备于我，天地间事，孰非分内事？不学，安得理明而义精？——（明）张履祥：《澉湖塾规》

读书，先要有大格局，大气度，有个总体规划。只要以天下为己任，天地间的事哪件不是分内的事？如果不笃志勤学，又如何能够明晰义理？

第二层次，明世事。张履祥认为，读书人应当要有“恒业”，首先解决温饱，才不会丧心丧志，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学者以治生为急”——无论你的理想有多高，志向有多大，都得先填饱肚子，免于饥寒。为了防范子女在战乱年代陷于冻饿穷愁，张履祥主张务农为本。

为什么优先选择务农？张履祥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守身守心。务农可以解决基本温饱，衣食不愁就可以不求人，保持人格独立，恪守廉耻之道。其次，培德立品。务农一道，艰苦繁难，既可以培育勤俭的好品格，也可以锻炼身体，磨炼意志。最后，知本知足。务农知道什么时候该自己勤奋努力，什么时候该求人帮忙或者还人情，什么时候该守着老天等雨来，这就明白了自处之道和礼让之道，还知道了人力和天时的关系。如此，人人知廉耻，明礼让，懂天运，人心自然回归正道，天下自然太平繁荣。^[6]

为了让子弟们了解、体味农业，他身体力行，艺谷栽桑，育蚕放牧，还手抄《沈氏农书》，撰写《补农书》。

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的观点算得上是体道悟真之言。他的行为不矫情，不伪饰，不当假隐士，愿做真农民，是真正的君子之行！

第三层次，做好人。张履祥以自己的学识、道德，培育、感染了无数人，从家庭到社会，引领了一个区域的向善好学的文化潮流。虽然是一介布衣，但《清史稿》专门为其列传，评价他：

践履笃实，学术纯正。大要以为仁为本，以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清史稿·儒林传》

讲学以经济实用为目的，躬身践行，诚笃平实。学问无杂质，不渲染，不迂阔，不酸腐。核心思想就是以仁心为本，以修身为务，以《中庸》为宗旨。

对于一个隐身田间、没有功名出身的民间学者，做出如此之高的官方评价，历史上很少见。

同治年间，官府批准张履祥从祀孔庙，享受千秋香火，由一介布衣超凡入圣，成为孔门圣贤，获得了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

我们讲了立志的重要性和志向的多种具体内涵。那么，立下志向后应当怎样做出理性的行为选择？中国家法又是如何规范和引导儿孙的呢？

请看下一讲。

【注释】

[1]《后汉书·列女传》：“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即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着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宣，哀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子永，中兴初为鲁郡太守。永子昱从容问少君曰：‘太夫人宁复识挽鹿车时不？’对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2]郑瑄《昨非庵日纂·种德》：“徐孝祥，吴江人。隐居好学，布衣草履，泊如也。一夕，散步后园，见树根一坎坷，谛视，有石甃。启之，皆白金也。亟掩之，一毫弗取。后二十余年，岁大饥，民不聊生。乃曰：‘是物当出世耶！’启穴，日取数锭，收籴散贫，全活甚众。时有女出嫁，惟荆布遣之，于藏中物，锱铢无犯。”清人史洁珵所辑《德育古鉴》亦载之。

[3]有学者主张胡寅非胡安国亲生子。详参见王立新：《胡安国族系考证》，《船山学刊》2002年第4期。

[4]有人直接将希文翻译为范希文（仲淹），显系拘泥。《中华家训》《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5月7日。

[5]（清）张履祥《训子语》：“子弟七八岁，无论敏钝，俱宜就塾读书，使粗知义理。至十五六岁，然后观其质之所近，与其志尚，为农为士，始分其业。则自幼不习游闲，入于非慝，易以为善。”

[6]《清史稿·儒林传》：“治生以稼穑为先。能稼穑，则可以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穑之艰难，则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则能兴礼让。廉耻立，礼让兴，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