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

对史前时代总体状况的认知和把握是分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必要前提。为了清晰地把握主要问题，在第一部分“史前各文化阶段”中，恩格斯简要介绍了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古代社会的大体情况。

恩格斯首先充分肯定了摩尔根在史前史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指出“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还指出，摩尔根的历史分期“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要求作出改变以前”都是有效的。^[23]摩尔根的历史分期将人类形成和发展的时代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恩格斯指出，摩尔根主要研究的是前两个时代及向第三个时代过渡的时期。同时，摩尔根又根据生活资料生产水平的不同，将每个时代又细致地划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恩格斯直接采取了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分期，但是“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24]这一表述，并不是摩尔根提出的，而是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概括和总结出来的。这是恩格斯超越摩尔根的重要之处。

恩格斯对摩尔根两个时代、六个阶段做了简要概括。摩尔根对人类历史作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分期，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包含着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摩尔根的分期原则，恩格斯概括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25]。

恩格斯在本章的第一部分介绍了蒙昧时代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他看来，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人类的童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在这一阶段，人类还至少部分住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树上，以果实、坚果和植物的根等作为食物，从而能够在猛兽环峙的情况下生存。恩格斯指出，人类在这个阶段中，主要的成就是形成了音节清晰的语言。语言的形成对于人类形成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就已经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在生产劳动中相互之间的帮助和协作的程度发展到“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就出现了语言，同时还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使得为脑髓“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也得到发展，这些反过来又推动劳动和语言的发展。^[26]语言之于人类形成的重要性在于其不只是简单的音调乃至后来的文字符号，不只是一些感性素材的堆积，相反，它是由感性素材如声音、文字等传达出来的理性的东西。简言之，语言的内核乃是理性。因此，语言的出现对于提升人类抽象的理性思维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可见，语言的形成乃是蒙昧时代低级阶段的头等大事。这一阶段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只是受制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对这一阶段的性质和状况的认知还更多地需要借助逻辑的推断。因此，恩格斯对这一时期的介绍无法做到十分详细。

接着，恩格斯描绘了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他认为，食用鱼类和使用火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并且，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自从将鱼类作为食物之后，人类就可以突破气候和地域的限制，沿河流和海岸迁徙至地球的大部分地区。新的居住地、探索欲和摩擦取火的本领，让人类有了新的食物，包括根、块茎和猎物。恩格斯强调，单靠捕猎来维持生活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专以捕猎为生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的。由于食物无法得到保证，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可能出现过人吃人的风气，并且还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中级阶段的重要性突出体现在火的使用上。因为一直以来，人类只能靠采集现成的东西为生，而火的使用则极大地拓展了人类食物的范围，使得原本很难食用的肉类可以直接为人所食用。同时，火的掌握对于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安全性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总之，火的掌握和使用成为人类从自然界中分离的道路上的又一大步。另外，和火的掌握与使用一样，石器的制作和使用也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制造、使用石器提升了人类生存的本领，同时也使手和人脑进一步走向成熟。

恩格斯最后介绍了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恩格斯指出，这一阶段是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的，而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是具有决定性的发明。由于发明弓、弦、箭这些复杂的工具，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较为发达的智力，而且还需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因此，弓箭的发明表明人类智慧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得益于弓箭，猎物成为经常性的食物，捕猎也成为常规性的劳动，这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自人类学会采集和捕猎以后，动物般的迁徙就可以走向终结，人类终于可以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27]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定居生活对于提升人类生产水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自从人类能够定居下来，生活资料的生产得以普遍展开，从直接的工具的生产，到广泛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必需品的制作与使用，使得人类的生产得以全面展开，为人类生产能力、思维能力的普遍提升创造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最后总结道：“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28]

在本章的第二小节，恩格斯介绍了野蛮时代。在摩尔根看来，制陶术的掌握与应用是人类摆脱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的开始。“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29]与蒙昧时代不同，自人类进入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开始，“普遍适用于一切民族的一切时期”的发展状况已经不再存在，而是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东西大陆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对人类的多样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东大陆即旧大陆上到处都有适合于人们驯养的动物和种植的植物，但是在西大陆即美洲大陆上，这些资源就要匮乏许多。由于这种自然的差异，两块大陆上的居民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两块大陆沿着各自的道路向前发展，从而此后各个发展阶段的界标也互不相同。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从驯养家畜开始。而在西大陆，这一阶段则从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砖和石头开始。对于西大陆来说，它的发展是缓慢的，直到后来为欧洲人所发现，它的总体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处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甚至更早的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在对西大陆的分析中，恩格斯通过将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秘鲁人生存状态同处于野蛮时代初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加以比较，展示了西大陆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诸多不同于以往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接着，恩格斯以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为例，说明了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从而将此认定为东大陆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标志。畜群的形成和动物的驯养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东大陆的人们逐渐形成了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然而，“一旦这些处于中级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了游牧生活以后，就永远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沿河平原自愿回到他们的祖先居住过的林区去了”^[30]。对于这些游牧居民来说，后世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谷物种植在最初也可能只是为牲口提供饲料而出现。并且，动物的驯养所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人种本身的发展来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在饮食结构上发生的变化。动物为人提供的肉乳食物更加有利于儿童的发育，甚至通过比较也能够发现以肉乳为食的人和以植物为食的人在大脑上出现的惊人变化。其次是食人之风曾经比较盛行，如今正逐渐消失，更多只是存在于一些原始宗教活动和巫术当中。食人之风的消除说明生产能力得到提升，生产水平业已提高。

既然西大陆的发展囿于其独立而又封闭的环境而终止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那么后来的人类文明的进程就要完全归功于东大陆了。铁器的制造和拼音文字的发明标志着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到来以及向文明时代的过渡。这一阶段所获得的“生产的进步”因此随之而来的文化上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31]铁矿石的冶炼、铁器的制造并使用，在生产中有诸多具体体现，比如犁之于田野农业、铁斧和铁锹之于森林砍伐等。铁器使田野农业的发展和生活资料的增加都成为可能，使人们的生存范围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的提升使其有能力来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人口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迅速增长起来，家庭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也发生了诸多变化。接着，恩格斯以荷马史诗和神话为例，高度评价了古希腊人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所取得的丰富成就，认为其为人类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本章的最后，恩格斯对摩尔根的历史分期作总体概括，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摩尔根对各文明时代和阶段的描述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一些特征的描绘是“不可争辩的”。但是，恩格斯也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指出摩尔根的这种分期方式本身是有局限的，它与科学的分期比较起来要“显得暗淡和可怜”，并且只有在科学的分期中，我们“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32]

摩尔根的历史分期在今天看来难免会有许多显著的缺陷。首先，在确定各时代、各阶段的标志上有些草率而不够准确。这些区分各年代、阶段的尺度往往并不属于同一领域，有的以生产工具，有的以生活用具，也有以生产方式甚至产业来进行划分。在明确划分依据的标志物上也未必准确，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比如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以铁矿石的冶炼为标志，这一点就并不是普遍的。其次，摩尔根用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并不科学。虽然恩格斯也肯定摩尔根是用生产来进行历史分期，这一点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弥足珍贵，但是应该看到摩尔根只看到了生产的一个方面，即生产力的方面、生产的现实条件和水平方面，而没有看到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方面，这一点相对来说可能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从人的关系方面来把握、区分各历史阶段才能抓住其实质。生产中形成的客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影响并制约着生产的形式及其进程，改变了人类生存的自然形态，同时这种生产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的重要标尺。马克思的“五形态”即对历史作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划分就是根据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在摩尔根的历史分期中，生产关系的方面恰是被忽视的方面。最后，摩尔根对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把握也没有抓住其实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是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出现，而摩尔根只抓住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器物的方面，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出发探寻私有制的产生过程、私有制对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响等方面，因此也不可能抓住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逻辑。

在理论认知与研究方面，用僵化、教条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一个理论是不正确的，用超越历史的因此在根本上非历史的眼光来要求一个理论也是不正确的。摩尔根的理论不可能摆脱时代所赋予它的局限性。由于史料的匮乏和实证研究的欠缺，摩尔根只能根据有限的思想素材来展开推论，因此难免带有狭隘性，不可能非常准确地作出历史分期。同时，又由于理论视野的局限性，摩尔根也不能采取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来分析和把握历史，在当时，他能够根据生产的条件、具体方式来进行历史分期已属难能可贵，何况他对历史时期的总体把握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要注意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摩尔根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及其对人类发展史研究的独特贡献。另外，摩尔根的研究，他对蒙昧时代特别是野蛮时代的整体把握，为恩格斯接下来考察并说明家庭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演变奠定了基础，也为恩格斯在全书最后分析人类从野蛮时代发展到文明时代的转变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