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英国资产阶级如此仇视唯物主义而执迷于宗教，不惜放弃科学和真理？他们并非愚蠢，其宗教倾向是由于悠久的历史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曾详细地论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指出了资产阶级在他的上升时期曾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逐步走向反动。在英国，资产阶级从革命到取得统治的历史过程，宗教贯穿始终地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直到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仍然执迷于宗教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宗教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外衣。中世纪以后，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封建制度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桎梏，推翻封建制度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首要目标。当时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15]。于是，推翻封建制度的要求，转变成了推翻其象征和代表的罗马天主教会的要求。此外，由于教会对封建制度的统治，教会绝对的权威阻碍了科学的探索和发展，科学一度只是教会“恭顺的婢女”[16]。资产阶级的兴起带动了科学的真正进步，同时，资产阶级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的支持。于是，科学和教会的冲突，转变成了资产阶级和教会的冲突。因此，资产阶级必然要反对教会了，而这仅仅是他们反对封建制度的宗教外衣。
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一个原因，有必要回顾欧洲范围内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中的三次大决战。通过对这三次大决战的梳理，还可以帮助理解英国资产阶级宗教倾向而反对唯物主义的另外两点原因。
第一次大决战是德国的宗教改革。前面已经分析到，资产阶级的发展必然要引发同教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直接反对宗教制度，而是反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教义，即教皇的权威。德国的宗教改革就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首先引发的这种冲突的表现。十六世纪初，罗马天主教会仍掌控着对欧洲大一统的神权统治，德国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为教会的剥削提供了有利条件。人民日益不满这种政治控制及由此进行的经济掠夺。1517年，教皇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名义，在德国大肆兜售赎罪券以敛财，宣称只要购买了赎罪券就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这种赤裸裸的勒索式剥削行为成为改革的导火索。改革由马丁·路德发起，他提出“因信称义”的观点，向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发起了挑战。根据他的观点，人们因为信仰就能使灵魂得到拯救，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相通，《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因此，每个信徒都能直接通过《圣经》得出自己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和上帝沟通，这样，教皇就被排除在“神”或“信仰的来源”之外。“教皇的威信被否定，他原来凭‘天国钥匙权’获得的那份贡赋不再缴纳。”[17]路德的观点很快传遍德国并传至西欧，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由此展开。在德国，反对教会的运动，引发了两次政治性起义，一次是1522年—1523年由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起义，另一次是1524年—1525年的农民战争，两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是欧洲范围内长期的宗教斗争，使德国长期处于分裂动乱的状态。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路德的改革创立了“一种适合专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而“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18]，于是加尔文教取代了路德教，在日内瓦、荷兰、英国等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尔文继承和发展了路德“因信称义”的思想，承认《圣经》为唯一权威，提倡简化宗教仪式；但他宗教改革的思想核心是宿命论（也即“预定论”）：主张上帝预定了人的命运，上帝预定的旨意不因人的行为而改变。他的学说符合了商业竞争中经济力量至高无上、对人们成功或失败所起到的宿命性的决定作用，加上他对经商致富的鼓励，因而加尔文教明显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主张，广受资产阶级欢迎。在加尔文教民主、共和的教会体制影响下，英国创立了共和主义的政党。因其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能作为现成的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英国以加尔文教为理论旗帜，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二次大决战（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发起，但后期的发展和结果都表明，宗教也是革命的外衣罢了，资产阶级才是其中直接有利害关系的阶级，通过革命，资产阶级争得了符合自身利益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第二次大决战带来的结果就是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实际上认可了资产阶级成为英国统治阶级中的组成部分。因为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英国的贵族已多为封建统治集团的后裔，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但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愿意同资产阶级合作，以从中获益。英国的经济统治实际上由资产阶级掌控了，贵族们由于对经济利益的依赖，使得资产阶级足以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上升到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再希望人民革命、社会动荡，于是他们开始站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对立面，镇压下层等级和生产者大众，其中所用的工具就是宗教。归根结底，宗教改革、教义更替，确立的无非是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宗教。纵观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二次大决战，对于英国资产阶级而言，“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这同样的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19]。
第三次大决战是法国大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相较于德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言，“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20]。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彻底，离不开唯物主义在法国的传播和影响。源于英国的唯物主义传入法国后，和法国的另一个唯物主义学派——笛卡尔学派的一个支派相融合。起初，它是贵族阶层的学说，后来，它的革命性开始显露。从宗教信仰问题，到科学传统、政治体制，无不遭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很快，法国唯物主义，以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的形式，影响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于是，唯物主义的精神贯彻到一切领域，武装到人民群众，必然祛除宗教蒙昧束缚，要求革命及其行动的彻底性。它不再像德国或英国那样，只局限于宗教改革来争取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完全革命的勇气，进而陷入失败或妥协之中；唯物主义的信条使它坚决抛开宗教迷信和封建观念，彻底扫除封建制度，与传统完全决裂。
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是英国资产阶级所反对和拒斥的。一方面，成为实际统治阶级的英国资产阶级已经致力于镇压人民群众，因此法国大革命激进的革命方式和恐怖的政策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了；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要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封建贵族，而英国资产阶级需要贵族阶层来维持政治统治的体面。由于唯物主义是宗教的异端，又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自然就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所仇视的对象。由此，“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越是要顽固地坚守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21]，用宗教来抵抗唯物主义。
结合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三次斗争，可以得出英国资产阶级宗教倾向的另外两点原因。一是宗教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镇压下层生产者的工具。二是宗教是资产阶级对抗唯物主义，以维持自身统治稳定的手段。结合英国资产阶级宗教倾向的三点原因可见，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中，在革命上升时期，宗教是反封建制度的外衣；在统治时期，宗教是镇压人民的武器；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则加剧了他们利用宗教麻痹人民的意识。可以得出结论，宗教始终是英国资产阶级借以实现自己统治目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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