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超越了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展现出了创见性的思想和有价值的观点,直接启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无法回避的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理性原则,因此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和对社会主义的认同都是基于道德判断。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直接受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原则。他们高扬理性旗帜,以理性作为衡量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尺,期望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尽管他们对于按照启蒙学者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认同,认为那是不合理和非正义的,但他们并不因此否定理性的力量及建立理性王国的可能性,并将现实的破产归结于人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理性和正义。因此,他们根据理性原则作出道德评价,全面否定虚假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满怀憧憬地描绘一个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符合理性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见,他们不清楚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就不能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其次,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天才人物身上,忽视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的作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正确地认识真正的理性和正义,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只有天才人物出现了,真理才能被真正认识。但天才人物的出现“这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联系中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58]。天才人物出现具有的偶然性,决定了能认识到真理,进而能改变社会是一件完全幸运的事情。因为,假如天才人物在500年前就诞生,那么“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59]。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这种逻辑下,他们必然把改变社会、统治社会的能力赋予精英阶层,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力量。然而,人民群众正是历史发展的现实推动者,无产阶级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具革命性和进步性的力量。忽视他们的作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本无法找到能真正实现社会变革的物质力量,于是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行动之上。
再次,看不到阶级斗争的革命作用,主张以感化、示范、试验等方法来改造社会。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实现社会平等正义,但他们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归根结底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的抗议,不可能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圣西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但他不认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看不到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推动作用;欧文企图消除阶级差别,但他将方法寄托于试验。总体而言,他们对阶级斗争持排斥态度,没有真正革命的勇气,而是主张以教育感化、示范、试验等温和方法来逐步改良社会,注定遭到失败。
最后,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写带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成分。由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建立在道德基础上,他们无法找到真正实现社会变革的依靠力量和道路,因此,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只能是一种没有现实根基的空想。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样子设计了一系列理想方案,但由于这个社会理想一开始就是凭着头脑的空想,因此这些理想方案只是关于理性、正义等抽象的一般原则的具体化罢了。未来社会主义的样子就是“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60],它越是完美,越显示出它的不切实际,“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61]。
总之,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缺陷是由其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导致的。这种局限性,有其社会历史根源,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水平的反映。恩格斯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62]
第一,“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不发展。恩格斯指出,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时期,大工业在英国刚刚兴起,在法国甚至不为人所知。然而,大工业不仅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且还表现出具有深远影响的作用:“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除成为绝对必然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63]也就是说,大工业足够发展才能产生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冲突,而解决这些冲突仍需要大工业不断发展所形成的巨大生产力的作用。而当时大工业发展的状况决定了“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64],更不用提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了。
第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表现在无产阶级力量薄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不突出。不成熟的生产状况也决定了不成熟的阶级状况。当时的无产阶级,“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65]。
因此,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发展还不成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阶级对立还不能完全呈现,所以不能认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本质;由于解决问题的办法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之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办法。“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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