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回顾中论述了现代唯物主义的产生,从而清晰有力地说明了现代唯物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对哲学和世界观的重大变革。
(一)从古希腊朴素辩证法到近代形而上学
恩格斯从古希腊朴素辩证法开始追溯,考察了欧洲哲学思维的演变。他指出,古希腊的辩证法是基于人们在考察世界、历史或自身精神时得到的这样一种认识,即“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变化、运动、生成和消逝”[1]。换言之,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幅充满联系和变化的总画面,细节问题不是直接发现的。最先表达这种思想的是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他的名言,“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的水不断地流过你的身旁”[2],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万物流变”的辩证思想,即客观事物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恩格斯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概括为“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认为它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世界观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3]。在赫拉克利特之后,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表现出了辩证思想,恩格斯更是评价“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并指出其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4]。然而,这种辩证法总体上的原始和朴素性质,带着自发性和猜测性,认识的结果过于笼统和直观,因此“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5]。如果缺少对各个细节的把握,那么我们始终是无法真正看清这幅总画面的。
为了认识细节,近代形而上学应运而生。恩格斯指出,认识细节,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具体做法是,把细节“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6]。在古希腊时代,由于对世界的认识不足,人们所掌握的有关自然和历史的材料也十分有限,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没有获得足够独立发展的条件,还处于哲学或神学的从属地位。“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较,或者说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7]换言之,只有先掌握了足够多的认识材料,才能从材料中提取充分的细节,通过研究,达到认识细节的目的。经过亚历山大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分别由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所进行的精确的自然研究阶段以后,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并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里获得了巨大进展。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在几百年间能取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是,“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8]。但是,这种做法也塑造了思维上的习惯,即“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9]。这种本来是自然科学中认识事物的方法,经过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洛克的总结提炼,应用到哲学领域,成为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产生以后,长时间地主导了近代哲学领域,同时也不断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含义是,认为“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10]。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正如形而上学者所说那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11]。他们既不接受对一个事物进行多重身份的界定,也不认同事物内在的矛盾及其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他们认为“正和负是绝对相互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12]。恩格斯认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符合人们的常识,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所接触的具体事物通常都是确定和稳定的;也适应于有限的具体的研究领域,因为它在依照对象的性质展开的研究领域中显示出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13]。精确的研究已经显示,每个有机体既是它自身,又是别的东西,彼此对立的两极既不可分离,也互相渗透,原因和结果也处于不断转换之中。然而这些过程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容纳不下的,“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4]。
在精确的自然科学研究面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暴露出了无能为力和种种矛盾,辩证法却显示出了它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15]因此,它能够得出符合自然界本身状态的认识结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19世纪以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三大成果的问世,不断丰富着有关自然界认知的新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经历着实在的历史”[16]。恩格斯尤其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成果在打击形而上学自然观上的功劳,认为它揭示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辩证联系。可见,自然界本身就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17]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替代是通向科学认识的必然选择。
(二)近代德国哲学对辩证法的恢复及其局限性
近代德国哲学,逐步恢复了辩证法的思维形式。从康德到黑格尔阶段所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辩证法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恩格斯指出,近代德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遵循着辩证法的精神进行活动的。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一开始学术生涯,就对宇宙不变的观点提出了大胆质疑,并根据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观点,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他认为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原始星云产生,太阳系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这就不仅否定了宇宙起源的神创论,挑战了神学权威,而且推翻了当时牛顿所代表的权威理论观点,即太阳系在上帝的“第一推动”下形成之后保持永恒不变的稳定状态。这是辩证法对当时形而上学权威的一次有力否定。继康德之后,黑格尔发展并完成了近代德国哲学体系,恢复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黑格尔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在其哲学体系中,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8]。由此,人类历史告别了杂乱无章的形式,不再是偶然的暴力行为的结合,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思维的任务就是透过现象去揭示这个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遗憾的是,黑格尔的功绩仅仅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他没能解决这个任务。恩格斯认为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这首先体现在历史条件和个人能力双重局限所必然导致的知识局限上,此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受到唯心主义的限制。“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19]。换言之,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先于物质而存在,意识决定物质。“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20]由于唯心主义的缺陷,他的辩证体系也显示出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辩证法强调运动、变化、发展,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认识上是不可能穷尽的;另一方面,黑格尔宣称他的体系是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是认识的终点。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21]它的“流产”标志着近代德国哲学的终结,显示了唯心辩证法的荒谬及唯心辩证法被唯物辩证法替代的必然性。
(三)现代唯物主义的创立
近代德国哲学唯心辩证法的破产,显示出唯心主义的荒谬和唯心辩证法的不足。辩证法要走向科学,必须解决唯心辩证法的矛盾,因此必然要走向唯物主义。但这个唯物主义不能是18世纪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下的机械唯物主义,它的局限性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这个唯物主义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坚持辩证法的精神。于是,通过对唯心辩证法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并非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简单拼凑,也不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颠倒。它摆脱了唯心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神秘外壳”,从而发现了辩证法这一“合理内核”,并对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改造。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在统一,从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点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2]可见,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23]其结果是,不仅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这一哲学方法,同时还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恩格斯称之为“现代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了历史观和自然观的革命性变革。
在历史观上,以往的哲学都陷入了唯心主义。对待历史,它们或者看做天才人物的偶然创造,或者认为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因此,它们不是否定历史联系,就是抛弃现实基础。现代唯物主义和以往哲学完全不同,它第一次把历史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24]在自然观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25]。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把自然界复杂多样的运动形式简单地归入机械运动;黑格尔唯心主义则只承认自然界并列的发展,不承认时间上的先后发展。归根结底,它们都不从自然界本身的联系来认识自然。现代唯物主义在总结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基础上,指出自然界也有时间上的历史,万物都会经历从生成到灭亡的过程;认为即使存在循环运动,也是非常大的规模。综上,无论在自然观还是历史观上,“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26]。基于此,现代唯物主义也实现了哲学研究对象的变革:哲学不再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27]。
从现代唯物主义对自然观、历史观及哲学研究对象的革命性变革,我们可以总结出它的三个本质特征:首先,它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其次,它是完备而彻底的唯物主义,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合;最后,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不再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作为“科学的科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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