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韩国的非正式工人问题日益突出,导致韩国社会两极分化趋势加剧,为社会稳定埋下较大隐患。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韩国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韩国劳动力市场被分解为规范就业的正式工和非规范就业的非正式工两大群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刻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非正式工数量大幅增加。对企业来说,正式工与非正式工的劳动力市场分野是一项有利的制度安排,雇主可以利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轻易解雇非正式工或以非正式工替代正式工,以节约人力成本开支。然而,对个体而言,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区隔,已然将韩国社会割裂成日趋分化的两极。正式工与非正式工在工资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特别是在社会保障领域,非正式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韩国开始实施社会保障制度,但至今仍有不在少数的非正式工被排斥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他们是承受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弱势群体。随着非正式工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群体所面临的收入微薄、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已成为韩国政府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借韩国此次示威游行活动之机,非正式工积极伸张利益诉求,显示出这一群体已开始采取集体行动。这也同时警示韩国政府,正式工与非正式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运行的制度隐患,如不妥善解决,或将引发更大的社会冲突与对抗。
与韩国相似,为加快经济转型发展的步伐,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形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野。中国的市场转型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品市场的发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分配制”“铁饭碗”的废除;第三阶段是金融信用市场的发展,起步于21世纪之初。[30]时至今日,商品市场的转型已然完成,而劳动力市场与金融信用市场的改革尚在路上。与金融信用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起步较早,之所以迟迟不能完成转型,主要原因在于它继承了商品市场改革中一度盛行的“双轨制”遗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型,越来越多的就业者离开“单位”的庇护继而进入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前的体制因素已在劳动领域全面撤退,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着新旧两种体制的显著区隔。
“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劳动力市场各具优势,体制内的“单位”通常意味着工作稳定、福利优厚;体制外的就业者虽然承受高风险、高压力,但不乏获得相应的自我实现。尽管如此,相对体制外工作,体制内就业仍显现出一定的优势性,集中表现在其为员工提供的稳定的就业保障与完善的福利制度,这也是造成两个劳动力市场利益区隔与分化的关键所在。体制外就业者对福利保障的满意程度较低,并由此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身心健康状态。为避免我国出现类似韩国的非正式工问题,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加强体制外就业者的福利保障建设。毋庸置疑,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推动实现社会保障网络的全覆盖,而且完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并轨”,促使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不过,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对于进入门槛较低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政府应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建设,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确保其享有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各项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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